春秋时期，各国用自家君主的在位年数来纪年，到汉初同样如此，于是汉帝与各诸侯王，就出现了在礼法上的隔阂，颇有些对抗的意思，不能体现出大汉皇帝的威严，等这几代汉帝的威望衰败，迟早要重演周朝的旧事。
但使用年号以后，汉家天子有纪年而诸侯王没有，使汉皇的权威凌驾于各路诸侯之上，有利于强化和巩固朝廷的统治，就此成为了皇帝神圣统治的权威象征之一。
此后的年号，就被皇帝们赋予了自己的政治期望和隐秘的政治信号，例如李隆基在公元714年改元“开元”，为什么？
因为他在前一年干掉了太平公主，从武则天篡位到先天二年，一直存在着寄生在李氏身上、掌握实权的“李武集团”，太平公主则是这个李武集团最后一个领袖。
当李隆基消灭武氏余孽，李武集团彻底覆灭后，就意味着光复了李家天下，保证了李氏皇权的血液里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武家纽带，因此才改元“开元”，大唐除旧布新，从此迈向新纪元！
商人的庙号、周人的谥号、汉人的年号，囊括了时间与空间，一同构成了宗法秩序，打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训逻辑，为后世继承人的权力来源进行背书，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的精神符号基础。
第346章 庙谥
庙号、谥号、年号，这三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其中后世人对他们的称呼，也有着一定的规律。
如果将中国历史分为秦汉、唐、明清三个时期，那么秦汉的对帝王们的称呼，往往是谥号为主，如汉文帝刘恒、汉宣帝刘询，结尾都是某帝；
唐朝开始，则以庙号为主，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
到了明清，则又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们，比如洪武帝朱元璋、崇祯帝朱由检。
庙号在西汉时期，朝廷对追加庙号的事情非常严谨和慎重，多数皇帝都没有庙号，
“祖有功，宗有德”，有功之君才可以称呼祖，而后世的皇帝有文治之功，才可以称呼宗。
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即后世的君王是继承了前代的君王的领土和地位，也就是说，后君一切的功业，都建立在先君资源的基础上，所以为了表示谦逊，以及继承者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后君即便建立了比前代还要伟大的功绩，都不会给自己上祖，最典型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老爹在宫内造人时他在外杀人，最后更是在玄武门提着兄长人头登基，但仍旧是宗而不是祖。
所以清朝的雍正给老爹上了一个“圣祖”，就很有内涵了，因为圣就不是一个活人应该得到的功业，唐朝喜欢称呼皇帝为圣人，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皇帝的标准设定就是“转轮王”，圣这个字，代表的是道德智能极高超的理想人物。
而按照中国传统的叙事逻辑，对别人的夸赞要极尽赞美，对自己的夸赞则要表现出谦虚，就算本质意思还是我很牛逼，但是在用词上还是要委婉。
而且赞美也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有人夸赞朋友说跟关羽一样勇猛，那还可以说是正常范围，但要是说拳打项羽、脚踢关羽，历史上的名将只配提鞋，高长恭也只能乖乖当男宠，那就是明夸暗讽，拱人上台当烧猪了。
祖这个庙号给的很缺德，虽然康熙名义上是守成之君，实际上开创一统的皇帝，给个祖不过分，但他最好还是要拿个宗，否则就等于他并不是继承了前人的正统“宗嗣”，而是自己开基立业的“祖”，再加上他的老爹顺治是“世祖”，世有着世系转移的意思，而实际上清朝的情况，就是皇太极死之后，由多尔衮接班，同时继承了兄长的妻子，后面的基业，都是多尔衮打下的。
所以这个祖字就很讽刺，明面是夸赞康熙的功业，实际上是指世系转移，太宗的子嗣继承的其实是多尔衮的新基业。
清朝是外族入关，不懂本地的规矩，加个祖，还算是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但“圣”这个字就更加逆天了，历史上的圣祖不是只有康熙，还有着好几个，比如：
唐圣祖李耳，俗称“老子”，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高祖李渊尊为李氏皇族的先祖。
宋圣祖赵玄朗，是财神爷、天上的神仙，庙号是“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
所以雍正给康熙一个圣祖，就跟“仙帝、“魔帝”、“神祖”、“道祖”一样，中二至极，讽刺的意味拉满：哎哟喂，老爹您可圣了，太圣了！谁敢说您是人啊，人哪配得上您的身份啊，您简直就是当世神仙！
这种吹法，说是吹捧，实际上就是反向羞辱，而在官面上的逻辑，却又非常符合尊崇的道理。但如果让康熙知道，他一定会打死雍正这个兔崽子。
同样的道理，朱棣的太宗皇帝变为“成祖”，也是后世那个厚字辈的、年号叫做嘉靖的子孙不肖。
原本朱棣兵变造反，从南至北，打了一场全国性的战争，夺取了侄子的皇位，登基后极力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强自己和朱元璋的联系，证明自己才是太祖皇帝耳提面命亲自嘱托属意的继承人，而太祖太宗万世不祧，永远不从天子七庙中撤出来，一直有冷猪肉可以吃，太祖之下，接续太宗，也是帝国正统传续的象征。
但太宗是配享明堂的，而朱某熜又想让自己的老爹住进明堂去，于是把朱棣调岗，既然不是太宗，那就不用待在明堂里了，那老爹就可以进去了，这就是朱棣变成成祖的真相，结果反倒在事实上证明了朱棣就是个反贼，是真刀真枪赶侄子下台的“开国之祖”，奉天靖难事实上就是造反。
朱棣慷慨激昂的声明自己是朱元璋白纸黑字金口玉言嘱托的皇位继承人，结果百年后飘来后代朱厚熜的一句评价:“您演得真好啊！”
他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后悔没传给朱高煦，世子这一脉都是什么玩意儿。
因为西汉早年的严谨，所以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但谥号是有的，因此才多以谥号称呼汉至隋的皇帝，字数也不多，除了北魏、北齐，以及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之外，其他帝王多数是单字谥号，很好称呼，而秦始皇是嬴政生前给自己捏的专属头衔。
到了唐朝，事情发生了变化，起因还是李治和武则天这对夫妻。
因为谥号是周人发明的，因此打着《周礼》旗号的北周使用的就是单谥，隋朝承袭了这一点，结果到了唐朝，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真正的开国皇帝李世民给李渊选择的谥号是“大武”，从一开始就已经恢复了北魏与北齐的双谥体系。
而后李治给爷爷改成了“神尧”，接着又不断往上加，渊子就变成了“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二凤好好的“文”，也被扩充成了“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各种美谥往上堆砌，反而失去了评定的功能。
但没办法，李治和阿武就喜欢这一套，李治自己做了“天皇大帝”，是第一个天皇，而阿武更加极端，对尊号谥号年号的追崇叠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位十五年，换了十四个年号，几乎是一年一换，后世也把这一套胡吹一气的臭毛病学了过去，导致年号和谥号都无法用来称呼唐宋的皇帝。
赵匡胤的谥号有16个字，朱元璋是23个字，努尔哈赤更是达到了33个字的极限，想用谥号称呼这些人，得先来一段顺口溜，因此只能称呼他们的庙号，这是唯一没有被玩坏的。
而到了明朝，朱元璋感觉这样子不行，于是规定朝廷以后不封禅、不受尊号、不受祥瑞、一世一元，每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用到驾崩为止，年号的乱象才彻底止住，也因为年号贯穿了明清帝王的始终，因此可以用年号称呼他们。
不过其中还是有着特例，比如明光宗、明睿宗、明英宗、清太宗。
明光宗是因为他当皇帝只当了一个月，搞得明朝大臣一时难办，最后决定1621年正月到七月，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一日到年底，是泰昌元年，玩的就是一个年号极限。
明睿宗则是因为他是嘉靖帝朱厚熜的老爹，嘉靖帝觉得自己是皇帝，那他的老爹也同样是皇帝，所以强行追尊其父为睿宗；
明英宗朱祁镇则是因为去北方留学了，回来的时候发现皇位被逆贼弟弟所占据了，之后政变复辟才重新让大明法统归于正位，因此明英宗罕见地在明朝有着两个年号。
清太宗皇太极则是称了两次帝，一次是作为金国的皇帝，以天聪为年号，第二次则是统一了女真部落，开始图谋进军中原，因此践天子位，改国号为大清，年号为崇德，与明朝争夺天命正统。
谥号中的“孝”字，是一个特殊的字，因为孝是儒家文化统治天下的基础，“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是基本的要求，因此汉朝的皇帝们除了开国的刘邦、刘秀，后续的汉帝则都会加上一个“孝”字，这个谥号是通谥，都会有的，汉帝们不会被叫做什么文帝爷、武帝爷，而是叫做“孝文皇帝”、“孝武皇帝”。
其中刘邦的庙号是最特殊的，因为彼时庙、谥系统都不严谨，实际上刘邦的全称是“汉太祖高皇帝”，只是时人称呼他为高祖，司马迁也在《史记》里这么记录，误导了后人，其实严格来说对刘邦的正确称呼，应该是汉太祖或汉高帝。
谥号系统也在明清得到了修补，很简单，你爱怎么加好听的谥词都是你皇帝的事，但按照格式加谥，就能够让特定的字眼承担评价作用。
比如明武宗朱厚照的谥号，就是“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前面的谥词都可以不用看，只看最后的四个字，“孝”是通谥，因此把前面的字隔开了，而倒数第三个字是“毅”，这就是真谥号，朱厚照的真正谥号是明毅帝。
按照这个逻辑，朱元璋是明高帝，朱棣是明文帝，朱高炽是明昭帝，朱瞻基是明章帝，后两个人明显的对标汉明帝和汉章帝。
同样的，努尔哈赤是清高帝，皇太极是清文帝，顺治是清章帝，雍正是清宪帝，乾隆的最有意思，是“清高宗”、“清纯帝”。
对臣子来说，谥号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为臣子们也会得到朝廷的追谥，每个人当然都希望得到褒扬性的美谥。赐谥权掌握在帝王手里，这也是对追求声望名节的清高士人的巨大诱惑，朝廷也能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地调整某些臣子的名誉，只要后人努力，那先人摇身一变，就能恢复名誉，再次成为久经考验的好官员、朝廷的好臣子。
昭穆
高殷宣布命令：
“今日当议定大行皇帝庙号、谥号事宜。当依汉、晋旧法，详加考据，拟定尊号，务求允当，以彰圣德，垂范后世。”
就着这个议题，臣子们纷纷议论起来。
首先就是庙号，人总得有一对父母，也就有着祖先，宗庙就是祭拜这些祖先的地方。
但数百年下来，理论上汉献帝刘协要祭祀的祖先可是有足足二十三个，秦始皇嬴政要祭祀三十六代秦君，这肯定是不行的，因此礼制又做了规定，给他们设置上限，天子祭祀祖宗的太庙，上限就是七个功劳最高、血缘最近的祖先，每多一个，就把之前一个踢出去，这个踢的行动叫做“毁庙”，它并不是真的毁，只是搬出去，去跟比较远的、不太重要的先祖一起睡大通铺，这个大通铺叫做“祧庙”，而“不祧”，就是只要这个王朝还存在，那这位祖的牌位就永远呆在太庙里，每一代新君都必须祭拜，享受最丰盛的香火。
而太庙中牌位的摆放，不是按照1234567的顺序，而是按照6421357，最中间的是受封的始祖，左边的二、四、六世祖为昭，右边的三、五、七世祖为穆，父为昭、子为穆，按照世代区分出来。
这是从周朝开始就流传下来的宗法制度，通过这一套辈次排列规则确定子嗣们的地位，从而确立主支和旁支；通过这套制度，贯彻了嫡长子继承制，也就保证了大宗的利益，从而稳固整个家族的根源。
否则今日兄弟可以取代侄子继位，那么明日外甥就也能套层皮来夺取家产了，你朱棣可以起兵抢朱允炆的位置，那我朱高熙就不能跟你朱瞻基掰一掰手腕？凭什么？你家的皇位不就是这么来的么？
某种意义上，昭穆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特色的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和继承制度。
所以对于同辈兄弟是否昭穆的定性，就非常重要，决定了宗法制度的顺利运转与否，继而明确这天下是家天下还是族天下。
这个问题上，同样有着两种说法，一说既然是兄弟，就是同世代，因此不能算是昭穆；但另一说则认为，既然死亡的是国君，那么君臣之义就大于父子之情，所以君臣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在昭穆的次序上，兄弟也可以算是同昭穆的。
昭穆这个问题，是中国礼法制度的终极难题，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困扰着各朝君主，毕竟每一朝的君王都会遇上“如何把基业完好地让子嗣继承，而不是被外臣、宗室、外戚夺走”的难题，跟上面这三种贵物比起来，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已经是帮助最大、损害最小的势力了。
晋朝就是被这个问题困扰最深的前辈，因为它经历了四代人才得以篡魏建国，其中的司马师与司马昭正是同辈亲兄弟。
而庙号系统里，最早是没有“高祖”这个庙号的，根据东汉韦贤的说法，“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打从一开始，始封之君就是太祖。
之所以出现高祖，是因为刘邦被汉人以功高，上谥号为高皇帝，而彼时庙、谥不严格，因此称其为高祖。
于是高祖就成为了太祖的代餐，太祖涵盖了“始受封”与“始受命”的双重含义。
始受封，简单来说就是开始接受册封，也就是第一个被授予爵位和封地的人，而始受命则是家族里第一个受命成为皇帝，或者接受上天使命的人。
高祖仅有“始受命”的含义，当王朝开局比较顺利，开国君主速通的时候，用太祖就可以了；但如果王朝的通关时间略长，继承的统序有点麻烦，那高祖就会出来，作为太祖的补位。
回到司马氏这里，就是司马炎要解决的，就是父亲和伯父的昭穆问题。
司马师没有儿子，因此司马昭过继了自己的次子、炎的弟弟攸延续兄长的香火。彼时和后世的人都认为，以司马懿的功劳，就是实际上的太祖，但如此一来，太祖就是地位最稳固的先君，那么他的正统继承人，也就是司马师以及承袭他宗嗣的攸才是晋朝的嗣主，他老爹昭只不过是师英年早逝而临时代管的家族管家而已，那么他司马炎的合法性，也就不如其弟弟攸了。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这才是最令司马炎破防的事情，他接老爹班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彼时阿攸十九岁，又继承了懿传给师的舞阳侯爵位，按理来说阿昭应该把权力交还给阿攸。
结果他交给了阿炎，某种程度上，司马昭不仅弑杀了魏帝，还背叛了父亲和兄长，昭和炎是司马家内部的僭主。
要不怎么后面有八王之乱呢，造反和背刺是司马氏的家学。
而昭穆的问题，就在毁庙中暴露出来。因为西晋是将世宗师、太祖昭列为同穆的，也就是同一辈人，这样实际上拉高了司马昭的地位，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不是代管兄长师的继承人攸的基业，而是作为弟弟承接了兄长师的基业。
但这样一来，天子七庙应当是七世人七庙，且宗庙等级是作为始祖的【太祖庙】，显赫远祖的【二祧庙】，还有近世先祖的【四亲庙】。
现在因为师昭同昭穆，而变成了六代人七庙，兄弟俩毁庙的时候是要一起毁的，也就是太庙里只剩下两昭三穆。
而群臣要求司马炎将皇位归还给司马攸的呼声很高，如果真的将皇位还了回去，不仅自己这一支失去皇位，而且司马炎自己和司马攸又是同辈，还是同昭穆，以后毁庙也是一起毁的，这样就变成了五座庙、两昭两穆，而诸侯的太庙规格正是“诸侯五庙，二昭二穆”。
也就是说我们一统天下的大晋王朝，因为种种充满私心的操作，成功的将昭穆、宗庙制度给玩崩，把自家从天子活活玩成诸侯的档次啦！
那么为了不让大晋被后人笑掉大牙，同时为了保住自家的皇位，司马炎就必须将父亲的地位抬高到比伯父师更高的地步，于是他便以父亲昭为“太祖”，而以真正的太祖司马懿为“高祖”，转移了太庙的祭祀重心，从以司马懿为太祖的格局，变成了以司马昭为太祖的格局，同时规定太祖之庙万世不祧，这样若干年后，祖父懿、伯父师等人就一个个滚去祧庙，他老爹司马昭鸠占鹊巢，成为大晋真正的太祖，而只要皇位始终在他司马炎的后代身上，那么昭穆就不会出问题，他自己也因为开国皇帝的身份，必然得一个祖的庙号，以二祧之一永远留在老爹的身边吃香火，算盘打得震天响。
总之，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总是影响力强的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地位，而作为国家的先君，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利益团体，出于不同的目的来维护先君的地位。
显祖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了北齐身上，高殷现在遇到的困难，就是司马炎的困难：
祖父高欢是齐国的奠基者，而伯父高澄是祖父的嫡长子，按道理来说，高欢死了是高澄，高澄意外离世，那么应当接班的是他的嫡长子高孝琬。
然而我大齐自有国情在此，齐国的传位发生了一些小意外，后继者是高澄之弟高洋，所以这个昭穆的顺序就被打乱了，和司马昭时期一样。
但高殷比起司马炎，有一个非常走运的地方，就是高洋这个司马昭二号成功登基称帝，提前将天命确保在自己身上，然后传给了皇太子高殷，而不像司马炎抢夺弟弟的继承权，使得高殷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毕竟称帝建国为大。
对齐国来说，宗庙的定性涉及到统治合法性，是最本源的政治问题，同样不能轻忽，否则随时会被人拿来当做借口横怼。
所谓的政治，就包含了这些对帝国建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定性，是高洋、高殷这些统治者为自己权力来源做出解释和背书，为他们统治臣民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
而如果其他人找到这个借口的漏洞、发现一个更好的借口，同时他们又恰好有着一点行动力，那么现在的帝王就会顿时倾覆——原先的高殷被掀翻，很大程度就和这个有关。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太祖”这个最顶级的庙号。
“创基立业曰太”，太就是大，引申为功劳最大的祖先，高澄时期始建宗庙，他没有称帝，名义上还是魏臣，所以只建立四庙，给高欢上谥号“献武王”；高洋称帝后为天子，建立了六庙，天保二年十月，又把老哥高澄送了进去，凑成了天子七庙。
而因为崔昂等人“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的说法，认为高欢是奠基者，所以应当做太祖。
高洋也曾对齐国的昭穆发起冲击，希望将高澄挤出太庙，确立自己才是高欢的正统继承人，但因为现实中文襄旧人的势力庞大，安抚他们也是必要的整治工作，因此高洋妥协了。
高澄作为文襄皇帝进入太庙，且立高欢为太祖，换取他们对高洋的支持，同时高澄不称祖，这是高洋的底线。
作为高洋继承者的高殷，天然就有着把高澄的势力清理干净，将高澄赶出太庙，以维护高洋一系在齐国太庙主导地位的政治任务；而且只要把高澄赶出去，那齐国的昭穆就会恢复一世一庙的正常状态。
历史上高洋死后，原本的高殷给高洋的庙谥是高祖文宣皇帝。
高祖的含金量远远不如太祖，也因此在太祖是高欢的情况下，作为太祖之子，又是太后嫡子、至尊亲弟的高演、高湛就有着天然的法统。
加之鲜卑人并不排斥兄终弟及，就使得在法统上，高演有太后背书、自身是嫡亲宗王，又是长君，只要掌握了军队和皇帝，就能最大程度的消弭政变的恶劣影响，坐稳皇位。
高演夺位后，倒是并没有改掉高洋的高祖庙号，他死后高湛继位，给高演上的庙谥是“肃宗孝昭皇帝”，而高殷作为济南闵悼王下葬，不进入宗庙神主。
之后高洋的“高祖”庙号被高湛扯下，放在了高欢身上，改高欢庙谥为“高祖神武皇帝”，而高洋被改为了“显祖”，甚至改为“威宗”，于是“太祖”的庙号空悬，其目的很明显：
高湛就是想把太祖这个最尊贵的庙号留给自己，他身后还有着一个弟弟高济呢！
何况他们四兄弟兄终弟及的情况太频繁，现在轮到高湛自己处理这个麻烦了。
禅让帝位给高纬、自己做太上皇，以及改变兄长和父亲的谥号，都是高湛为了确保皇位在他的子嗣中传承而做的努力，其中最大的阻碍娄昭君已经消失，使得他能完成这个计划，但也因此逐渐失去了与晋阳兵马的联系。
最搞笑的是，高湛死后，高纬给他上的庙号是“世祖”——老爹你那么宠爱弟弟阿俨，我担心得很，太祖还是留给我自己吧！
而高洋的这个“显祖”庙号，也有着历史上高洋死亡的线索：
北齐承袭北魏制度，而北魏也是有着显祖的，显祖献文皇帝拓跋弘，在唐朝以前，只有这两人是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