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尴尬，哪怕是高殷身边，这样的人也不算多，所谓的近臣无非是高长恭、高延宗等人，还能算上康虎儿、娥永乐、陈山提、刘桃枝等人。
这多少也有一些高殷的责任，他为了稳固皇权，目前是先重用武官，以求坐稳江山再言其他。对于文士虽然并非不看重，也让他们从事着修书供皇家预览、建立新学校、引领社会文气风尚等工作，但相较于武官，确是稍有不及。
这就导致了目前级别高到能在内殿与高殷商议政务的高级臣子，无非是特务苍头，抑或是禁卫武官，打是能够打，但让他们参与到这类影响后世上百年，需要高级文化素养的工作，那就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高殷的错。
这样便是恩倖政治了，任用忠诚度高的臣子，固然会按照君主的意志执行，但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不看素质和才能，往往事与愿违。
而高长恭、高浟等人是宗室，也能站在皇族的立场与他们洽谈，但宗室也各有事务，出于爱护及本能的防范心理，高殷也不希望令他们涉入过多——若事情顺利还好，若引起众怒，那就麻烦了，要保就得帮忙顶锅，不保则让其他宗室寒心，这样算起来还是外臣方便。
至于外臣中的文士领袖，倒是有不少合适的，也有着才学，比如朝中的魏收、邢邵、祖珽、李绘，文林馆的颜之推、魏长贤、陈康、房熊、封孝琰、荀士逊、诸葛颖、李德林等人都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可前三者地位已经很高了，没必要去做中正，而后面这些人多是世家出身，即便接受中正这种官职，走的也还是老路，断然不肯为了皇帝去得罪世家，毕竟是流水的皇国，铁打的家族，崔浩的脑袋还淌着尿，天天的熏着他们呐！
所以说到底，还是缺乏人才，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才能，而又对他高殷忠心耿耿的人才，最好还是新当官的，对国家还有一定希冀，眼里有光的那种后世大学生类型。
高殷不由得沉吟：“朕欲大兴文教，广建学府，并大议考课内法，令百官习诵之，以考内外众官。卿等意觉如何？”
第530章 年功
其实改革的种子早已埋在齐国内了，那就是考课制度，也便是科举的前身。甚至可以说，未来在隋唐发扬光大，乃至流传至后世中外的科举制度，此时在齐国已经有了雏形。
这倒不是齐国独一无二，举世无双，事实上考课这门制度，在汉朝就已经开始了，魏明帝时期，大臣刘劭制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央朝官必须要按时接受考试，吴国大臣步骘也曾给孙权上疏，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等人身负重任，请求吴帝下诏免除他们的考课。
这点到晋时因为士族的耽乐而颓废了，毕竟国家不考五石散的四种磕法的话，那他们就没什么拿得出手了，像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就是这样的极品。
王徽之曾在桓温的弟弟桓冲手下担任骑曹参军，负责管理马匹，桓冲知道他是个废物点心，就问他在哪个部门，王徽之居然不知道，只说经常见人牵马在自己眼前走来走去，估计自己是管马的，又问他“管几马”，仍是不清楚，桓冲再问他“近来多病马，马比死多少”，王徽之更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这就是魏晋时期好清谈玄学的真实面目，也就注定了继承这一套的南朝难以北伐而清定天下，毕竟上层多是王徽之这样的人材，那非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配上一个将旧势力彻底摧毁的动乱时代，才有重塑南朝风气的可能。
相较于颓靡的南朝，北魏反而拾起了考课这个老传统，从拓跋焘时期就开始“亲考内外”，孝文帝时期更是大会群臣，亲考六品以上的中央官员，毕竟对皇帝来说，考试而进行任免，是一个夺回人事权的好手段。
到了后来的西魏，苏绰制定六条诏书，宇文泰要求“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记帐者，不得居官”，实际上也是一种考课要求。
而齐国在北魏的基础上，比西魏北周发展得还要深邃，虽然依旧沿袭了北魏的选举制，仍用中正举荐人才，但这中正主要由京官担任，扼制了地方士族一定的举荐权，而后被举荐者分别为秀才、贡士、廉良，要在朝堂通过中书省、集书省以及吏部考功司的郎中进行考核，偶尔皇帝也要亲临朝堂策试，甚至对于各项失误都有着细致的规定：
字有脱误者，叫起来站在坐席后面，书有滥劣者，喝一升墨水，文理孟浪者，把坐席撤了、佩刀也拿走。
如此一来，齐国便承袭了汉晋北魏以来的选官制度，并进一步将其完善，齐帝对官员的控制由于考核制度的成熟而变得凝实，又建立了明细的任官要求与标准，也使得后期的齐帝能够利用恩倖政治削弱晋阳的实力，实现皇权的逆袭，并且开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先河。
可以说，隋唐虽然在法统上承袭自北周，但精神与制度却对北周这个母国全盘抛弃，选择了齐国的制度作为帝国的架构，而科举制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虽然这个时代的人不清楚，但高殷作为齐国的统治者，很明白此时的齐国已经具有了改进科举制的基础，只需稍作修改，他就能推陈出新，让科举提前现世，成为他吸纳各地人才的选官机器。
“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于光极堂引见群臣，宣示《品令》，曰‘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尔后又定九流三清之职。”
从先代开始做文章是老招数了，毕竟是祖宗之法，孝文帝曾经规定官分士人和小人，那么正好，这就能够划分出差格来。
“魏晋之际，玄风大炽，士族耽于清谈，竞尚浮华，而多疏于实务，此风实于国无益。加之士人皆耻居下品，不屑低浊之职，致使勤事之官反遭轻看，朕深为慨然。故今分立流内、流外之序，于流外置七等官位，设考试以核其能，专试庶务根本。依文墨评定才识之高下，参以在官之功绩，定为终考，以彰实效。”
既然士人不愿意做浊官，都憋着劲儿要做高品官，那高殷便不客气地收下对这些事务官的管理权。根据后世的划分法，高长恭、高浟乃至高殷等人，严格来说都算是政务官，主要承担行政决策和行政指挥的重大责任，在贯彻天子和齐国的总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而这些所谓的流外官与勋官属于事务官，是各州府的中低层官员，主要负责日常行政管理事务，就像拉拢军队要拉拢中下层军官一样，高殷若想在政治上形成独属于自己而不是世家的势力，那么拉拢对象便应该是这些人。
近来高殷推行的经济改革卓有成效，使得齐国渐渐富了回来，而高殷又没有高洋那种花天酒地的臭毛病，毕竟他看不上这个时代除了性以外的享乐，因此这些国资除了用作日常开销及军费的供给外，还有不少余钱，此时就能拿出来一些犒赏这些事务官：
“起年功序列制，上至州郡佐吏，下至乡官，自入仕起便归档立案，以全官册，而后据官守年岁，补给劳俸，以资职忠；考试成绩高位者，亦赐粮米钱俸。”
这些干事的底层吏员薪水微薄，为了让他们好好做事，高殷便打算让参照后世的年功序列制度，给予这些事务官更多的福利：“新设年功司，归于尚书省之年功司下，设年功郎中理之，年功员外郎二人佐之。”
尚书省原本是四司，如今扩充为五司，年功郎中专门负责统计各地州府的流外勋官的资料档案，并计算他们的俸禄待遇，再与考功郎中一同根据考试成绩，下最后的定语。
晋升的原则便按照年龄、仕龄以及经历进行排序，年龄越大、仕龄越长，便优先晋升，在前两者不相上下时，便参考最后的经历。这既指过往经历的经历，也指“经书”履历的经历，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看以前的经历，在乡间和同僚之间的风评，还有专门的“经书证明”，也就是学历。
不过此时的齐国乃至天下都没有专门的学历一说，因此为了齐国的官僚政治体系，有必要发明出一系列的专业证书，于是高殷此前创作小说、发展印刷术，以及设置一个文林馆的先手布置便在此时浮现出来。
前者天工阁、农丰庐、格物轩会获得高殷审批的一定资金，或出门进行田野调查，或购买材料进行研究，总结出许多在农业、锻造、养殖乃至手工商贩等各领域的经验，对这方面高殷是百无禁忌，只要他们写的不是胡编乱造，而且涉及到一个行业的经营，那便统统认可。
然而这个行为在许多士人眼中并不切实际，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太耗钱、时间以及脑容量，农民学不会，士人学了也不会去做，只以写书为乐，因此便将高殷的行径理解为一种政治造势，即“广采众学”，刷一个爱好文学和了解民生的名声，并不会真在这里做文章而已，这些研究出来的东西将来也会销毁掉，或丢在仓库中变成一堆老黄纸。
可现在却不一样了，流外官们要晋升，就要学习对应的教材，而后通过皇帝与文林馆预设的专门考试，继而取得证书，证明自己在农耕或治水等领域有着基本的才学，从而在考评上得到更优的成绩。
这可是比科举还要进步一千年的职称考试啊！
高殷考公务员受的苦，要在这大齐重现一遍，而且不同的是，他现在可是出题人了！
第531章 选官
古代王朝消灭一个敌国后，不可能将敌国文武全部换成本国之人。
一来，本国没有那么多的官员储备，二来，刚刚攻下城池，需要安抚人心，若全部更换，那么被攻占领土的军民会以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加之被驱逐出统治地位的旧势力心生不满、暗中跳动，就会演化为更激烈的反抗。
所以除非以劫掠为目的，大多数时候还是以拉拢本地士民为主，吞并和消化都需要时间，得到本地人的支持，建立统治的时间便能快速缩短，直到朝局稳固了，再开始清算旧国余孽，而那些有着人脉或者运气的旧国遗民，也通过这段宝贵的缓冲期，在新船上寻到了自己的位置。
高级官员是如此，底层的吏员便也同样，他们是潜在的人才库，愿意做实事的人材总是有着用的，在清算完一批上层士官、缺乏人才时，也会从他们之中提拔，因此无论王朝如何变幻，只要能继续做县长夫人，谁是县长，他们也无所谓。
而清浊之分，在魏齐又高于天堑，说是天龙人和牛马的政治隔离也不为过。
自晋代以降，高门华阀盘踞要津，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寒门庶姓则晋身无路，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
孝文帝改革，则制定了“九流三清”之准则，大抵规定了流内九品诸官，皆是门阀士族的起家官或迁转官，是为清官，无事而清闲，有禄而优厚，地位清要，迁擢迅捷；而九流之外，复为七等，这便是寒门庶姓充当的卑职，亦即浊官，事繁而任剧，禄寡而权轻，地位卑微，迁擢迟缓，如此便以皇权的威力和法律的形式，硬性规定以流内和流外做为清定士庶流品的分界线，从而正式制定了官职清浊。
流内九品为清官，那么三清，便是清上加清，是最高等的清官，也只有身份地位最高贵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四姓才能担任的官职。
这不只是皇权笼络这些重要士族的手段，也是这些士族的政治需求，士族绝不愿意降低身份，自沉浊流之列，直至如今的齐国，也仍是这番旧俗。
而包括郡守县令等官，虽然在九流之内，也仍不算是清官，毕竟有太多具体的俗务缠身，贵族子弟不愿远离京城，也不愿费心干这些破事，因此这些官员入浊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于在旧魏一朝，文官不一定都是清官，但武官全部都是浊官！
当初高欢去洛阳述职，回家就变卖家产，说是看见了羽林军哗变，焚烧征西将军张彝的宅子，朝廷怕武人作乱而不敢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由此开始积极备战魏末乱局，“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而这个事情的矛盾爆发点便在于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简单来说就是重新制定选官流程，“且不要让武将们进入清品高官的行列”。
这直接引发了禁卫武官们的不满，几将率领千人，先是去尚书省抓张彝的长子张始均，结果没抓到，便直接去张家放火烧宅子，张始均、张仲瑀翻墙逃跑，武官们就抓住张彝暴打，张始均逃回来请求代替父亲受罪，于是被殴打后丢入火里活活烧死，而后张彝两日后去世。
结果北魏对这件事的处理，也仅仅是杀死了为首八人，其他的就用大赦放过了，武官也可以按资格入选清官，这件事对北魏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明示了北魏朝廷的虚弱，直接催化了一批野心勃勃的权谋家。
这也是每个朝廷的两难之题：若断绝上升通道，则下层不满，轻则抗议，重则造反；可若开放通道，先不说士族是否愿意，也许若干年后，皇帝会被一个猛人速通，进而改换大王旗。
说到底，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是受到了诸多利益集团的支持，是他们的代言人，而不是成为了皇帝，就自动有了这些支持，真正的支持需要皇帝自己去争取。
齐国虽然新创，但制度承袭北魏，能做的改革很多，可以得罪的人更多，如何才能尽量得罪少数人、用这些代价笼络住大多数，则看高殷自己的政治智慧。
就目前而言，高殷觉得拉拢这批寒门浊官是值得的，一如不给武官上升通道，他们就敢冲击将军府邸一样，虽然现在武官们不敢如此，也不必如此，但高殷活着的时候还能压制，他一死，事情就会开始变化了。
“故此自今日始，如州主簿、郡功曹之流，亦由朝廷下旨敕用之。”
这一道命令，便是针对各地州郡的辟召，限制士族们的力量。
汉朝的地方州郡长官有着辟除掾属的权力，被辟召者通过察举孝廉、秀才等途径，或迁任地方长吏，或跻身朝班，是士人入仕的重要阶梯。
就像董卓这家伙，最初入朝时并不强大，因此需要与自己的恩主袁氏谈好价码，支持朝廷由他话事。虽然袁绍不同意，但袁家又不是只有袁绍，看在董卓是自家门生的份上，袁隗勉强认可了，在董卓擅权期间默许废立少帝刘辩，并亲解刘辩玺绶，他能与董卓合作的原因，便是董卓曾被袁隗征为司徒府掾吏，是自己人。
之后韩馥会放弃抵抗，投降袁绍，同样因为他是袁氏的门生故吏，没认识到时代变了。
在太平时节，这一番操作还没什么问题，但到了乱世，士族立刻就能通过这样的裙带关系获取帝都的最新消息，乃至起兵将名望变现，比如官拜刺史、加将军号而领兵者，在规制上可以开府置佐，府中长史、参军、司马等人都由刺史太守他们自行征辟，好处是刺史们对本地的控制力变强，毕竟部下都是自己征辟的，坏处就是当这个刺史太守出现异心时，部下也大概率猛猛支持。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汉朝是二元君主制，被国家授予官职的，便是国家臣子，君主是汉帝，因此即便刘备入许昌被封为左将军，受到曹操的厚待，曹操也不是他的君主，因为在名义上，左将军是汉帝与朝廷赠予他的官职，他可以感激曹操，但最优先的效忠对象是汉帝刘协。
而曹操在早年成为兖州牧时，发掘了一个叫做于禁的将领，拜其为军司马，这时候曹操就成为了于禁的恩主，于禁的君主就是曹操，他可以优先对曹操，而后向汉帝负责，因为于禁还没有正式进入朝廷的官职体系，此刻他身上的官职是曹操赐予的。
等受领了朝廷官职，他于禁便也和刘备一样，是汉帝的臣子了，只不过反叛曹操，还是继续保持着对曹操的忠诚，就是他个人的选择。
以州郡征辟入仕是大族子弟的常用云梯，在汉末三国屡屡皆是，但晋朝之后，门阀制度建立，高门把持了直接入仕上层的通道，对这区区州郡征辟便看不上了，非得是中央台省或内职近侍等公卿台辅之官，起家就是七品甚至六品，早早在朝廷高官身边熟悉上层政务、拓展人脉，在地方的州郡做苦逼的私属吏，和朝廷没有强力的联系，上级郡守也没有帮助自己升职的能力。
此时经历过魏末动乱，武人抬头，士族元气大伤，在齐国的体现便是张亮、燕子献、高归彦等非士族之人先后拜相，士族为晋阳勋贵所慑，虽然仍掌握一定的中枢权力，但较之以往大不如前。
这就给了高殷操作的空间，如今的汉人士族高门还要仰仗高殷，才能维护住在齐国上层的清官地位，那么高殷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捏着鼻子辅佐高殷，毕竟高殷的知名身份是汉儒，总不能最后把儒生都给打倒了。
既然州郡私属吏是高门士族看不上的，那高殷便在此给予这些流外之官和低等士族以恩惠，将地方州郡的主簿功曹之流承认为中央委派地方的官员，亦入朝官序列，顺便将州郡辟士之权一并纳入朝廷，地方的刺史太守仍可以自行征辟，但必须上报朝廷，且只有推荐权、没有任命权，如此便能在制度上限制地方长官建立私属班底，从而杜绝汉末董卓韩馥之事。
“如此一来，既削弱了地方大族之势力，又加强我中央齐廷之权柄，朝廷由此强盛，而各州俯仰之，不得违抗耳。”
第532章 清浊
《隋书·卢恺传》云：“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陆彦师传》也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这说的是西魏时期，苏绰制定《六条诏书》，罢门资之制，选举不众门第，之后宇文泰又仿照周官实行了六官制，打破了魏晋以来的清浊分途。
说得好听，吹牛逼而已，纯是后人贴金，谁信谁是笨蛋。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么容易改革，那么此前的统治者在干什么？是你宇文泰聪明绝世呢，还是其他人蠢笨如牛？独你机伶，别人都没发现？
要知道，目前为止高殷所做的改革，都是建立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稍稍推动就能有明显成效的创制，无论均田还是屯田还是法律，基本都参考了高湛在河清三年的改革，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哪怕是朝廷亲下中旨“敕用州刺史、郡功曹”，在高纬时期也是存在的，高殷不过是把那些注定不能登位的家伙们，将他们的改革一并笑纳了。
所以宇文泰不可能在完全脱离九品中正制和北魏清浊分官的背景下，独创一个新的人才选仕通道，尤其是他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拉拢国内有力阶级，维护以宇文泰为首的军事贵族的主导地位，就更不可能改革得彻底。
而且西魏的开国功臣多是关陇士族，多是世代冠冕的高门华阀，又是执掌权柄的当朝权贵，在后世甚至被称作“关陇集团”，光是这个出身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放弃从祖上传下来的特权。
因此，虽然苏绰的《六条诏书》说得极美，所谓“罢门资、擢贤良”，实际上中正一职仍为高门大族所垄断，仍以九品论人。
更过分的是，宇文泰入关后，便让诸姓子孙中有功者为宗长，自行编写谱录，“传承”祖辈事迹，以为吏部铨选的重要依据，说白了就是跟我入关的都是哥们儿，大家互相支持，族谱自己写，祖宗随便认，之后吏部会承认你们所写的小说文稿的，你们也要继续支持我们宇文氏上位。
在这种背景下，杨忠李虎李穆等人的祖宗到底是谁，甚至是否汉人都很难说，毕竟一个胡编乱造的国家在将来胜利了，他们的诡话就成为了现实，也就糊弄了后世。
苏绰的“罢门资、擢贤良”还有一个表现，那就是门荫入仕，门阀的确在周国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改名做了八柱国，“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八柱国多为当朝权贵，其子弟则例以“父功”、“父勋”荫任为官，像是独孤信之子独孤善，“以父勋，封魏宁县公”，不只是他，凡功臣之子皆可以门荫入仕。
在这一点上，齐周两国是半斤八两，门荫入仕的子弟比比皆是，不过齐国倒不会四处嚷嚷说自己“罢门资、擢贤良”了，更不会胡扯什么“齐氏以降，选无清浊”之类的鬼话，毕竟做人还是要诚实。
不仅如此，西魏、北周还有“世袭州郡县”之制，一些州郡县地方长官例由当地豪族或巴氐豪酋世代相袭，这也和周国孱弱的现状所相合，周国比起齐国，力量薄弱许多，必须团结起军力，而无力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因此在策略方面更倾向于绥靖安抚，至此时州郡县仍为当地士族或豪酋掌控。
“这有利也有弊，利则在于彼等可以少耗资靡而婉全其地，弊嘛……便是我齐大军一至，彼等便容易动摇。”
毕竟不是国家亲自委派的兵马，只要齐军长驱直入，有大胜的可能，就会有大族望风而降。周国总体国力不如齐国，是二十年来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在周国还未能将各地权力收归中央，甚至皇帝也还是权臣的傀儡时，齐国不仅摆脱了宗王的桎梏，且还将手蔓延到全国各地，牢牢地将权力集中在朝廷内。
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如此，在最根本的官制上进行改革，向外的延伸便能事半功倍，反之，不敢对真正的矛盾中心动刀子，那越改越累，会出现王安石那种怎么变法都是错的情况。
“我朝官分清浊，流分内外，似是江海，看似殊途，实则暗流相通。江河奔涌，终入海渎；海气升腾，亦化为云雨，回溉山川。这般往复流转，生生不息，方成天下活水，朝局生机。”
接下来的话，高殷也有些犹豫，这项改革可能是要扯到蛋的大步子，若他再稳坐五年，积攒了足够的威望，自然是能改，但现在还有些不足。
不过这种事还是早做早好，于是他一闭眼，接着迅速睁开：
“中央之官亦需考课，以示天下文德满朝，若不通文墨、官政、法理便身居高位，何以称清流，何以为国家栋梁？”
近臣们面面相觑，思索了一会儿，大致认同了高殷的话，他们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就当是在朝中对抗群臣的预演，现在先怼回去，之后上朝便有挽回的余地，不至于让群臣质疑得哑口无言。
或许会有臣子以各种理由搪塞，像是德行不需要用考课来表现，不过这种说辞想来也少，一来士族的根基就是治书经典，考课就是他们展示的舞台，而与考课绑定的学习、授课便是他们早年的主要活动内容，因此敢这么说的士族，大概率是要被高殷骂“数典忘祖”的，若是言论再被高殷捉住痛脚，大肆宣传，那被开除出高门，沦为浊流都有可能，至少家族不会愿意陪着这笨蛋沉沦。
因此这头一句话大概不会遭到强力的反对。
“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
高殷说完，立刻就有近臣起身：“此言即出，便道国家吏部铨选官员的制度有差，使贤人不得其位。”
高殷立刻回应：“此制因循魏旧，颇存疏漏，当年羽林哗变，正其弊之所显。据实情而更张，量时宜以损益，庶几制度可任新用，便是好理。”
那名臣子觉得妥当，便坐了回去，随后又有一臣起身：“以法家之论列于朝堂，恐不相容耳。”
高殷摇摇头，果然不能冒出倾向。法家致力于把君主打造成一台冷酷的权力机器，也努力将世间的所有权力运转到君主手里，自然会本能地讨得君主的欢迎，毕竟成为至高无上的君王这种事，实在是历代统治者的梦想。
但相对的，那些君王之下的臣民必然会对自己的权力被剥夺而感到不满，自发地抵抗起来。而且高殷此时才登基不久，便有了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倾向，假以时日，没准会让齐国变成一个法度之国，成为下一代赢秦。
当然，现在也不是战国秦时，那样会导致亡国的后果，高殷和他的臣子们都明白，权力不可掠尽，还要适当的松缓一些，让下面的人能透得过气。
而作为高殷的近臣，他们也会分润到一些权柄，这足以使得他们成为帝王之下的有号人物，因此这人倒不是反对高殷以法家治国，作为近臣，必然是支持高殷的，只是在提醒高殷不能把这种心思表露得太过明显，以免激起百官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