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尴尬，哪怕是高殷身边，这样的人也不算多，所谓的近臣无非是高长恭、高延宗等人，还能算上康虎儿、娥永乐、陈山提、刘桃枝等人。
这多少也有一些高殷的责任，他为了稳固皇权，目前是先重用武官，以求坐稳江山再言其他。对于文士虽然并非不看重，也让他们从事着修书供皇家预览、建立新学校、引领社会文气风尚等工作，但相较于武官，确是稍有不及。
这就导致了目前级别高到能在内殿与高殷商议政务的高级臣子，无非是特务苍头，抑或是禁卫武官，打是能够打，但让他们参与到这类影响后世上百年，需要高级文化素养的工作，那就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高殷的错。
这样便是恩倖政治了，任用忠诚度高的臣子，固然会按照君主的意志执行，但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不看素质和才能，往往事与愿违。
而高长恭、高浟等人是宗室，也能站在皇族的立场与他们洽谈，但宗室也各有事务，出于爱护及本能的防范心理，高殷也不希望令他们涉入过多——若事情顺利还好，若引起众怒，那就麻烦了，要保就得帮忙顶锅，不保则让其他宗室寒心，这样算起来还是外臣方便。
至于外臣中的文士领袖，倒是有不少合适的，也有着才学，比如朝中的魏收、邢邵、祖珽、李绘，文林馆的颜之推、魏长贤、陈康、房熊、封孝琰、荀士逊、诸葛颖、李德林等人都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可前三者地位已经很高了，没必要去做中正，而后面这些人多是世家出身，即便接受中正这种官职，走的也还是老路，断然不肯为了皇帝去得罪世家，毕竟是流水的皇国，铁打的家族，崔浩的脑袋还淌着尿，天天的熏着他们呐！
所以说到底，还是缺乏人才，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才能，而又对他高殷忠心耿耿的人才，最好还是新当官的，对国家还有一定希冀，眼里有光的那种后世大学生类型。
高殷不由得沉吟：“朕欲大兴文教，广建学府，并大议考课内法，令百官习诵之，以考内外众官。卿等意觉如何？”
第530章 年功
其实改革的种子早已埋在齐国内了，那就是考课制度，也便是科举的前身。甚至可以说，未来在隋唐发扬光大，乃至流传至后世中外的科举制度，此时在齐国已经有了雏形。
这倒不是齐国独一无二，举世无双，事实上考课这门制度，在汉朝就已经开始了，魏明帝时期，大臣刘劭制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央朝官必须要按时接受考试，吴国大臣步骘也曾给孙权上疏，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等人身负重任，请求吴帝下诏免除他们的考课。
这点到晋时因为士族的耽乐而颓废了，毕竟国家不考五石散的四种磕法的话，那他们就没什么拿得出手了，像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就是这样的极品。
王徽之曾在桓温的弟弟桓冲手下担任骑曹参军，负责管理马匹，桓冲知道他是个废物点心，就问他在哪个部门，王徽之居然不知道，只说经常见人牵马在自己眼前走来走去，估计自己是管马的，又问他“管几马”，仍是不清楚，桓冲再问他“近来多病马，马比死多少”，王徽之更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这就是魏晋时期好清谈玄学的真实面目，也就注定了继承这一套的南朝难以北伐而清定天下，毕竟上层多是王徽之这样的人材，那非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配上一个将旧势力彻底摧毁的动乱时代，才有重塑南朝风气的可能。
相较于颓靡的南朝，北魏反而拾起了考课这个老传统，从拓跋焘时期就开始“亲考内外”，孝文帝时期更是大会群臣，亲考六品以上的中央官员，毕竟对皇帝来说，考试而进行任免，是一个夺回人事权的好手段。
到了后来的西魏，苏绰制定六条诏书，宇文泰要求“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记帐者，不得居官”，实际上也是一种考课要求。
而齐国在北魏的基础上，比西魏北周发展得还要深邃，虽然依旧沿袭了北魏的选举制，仍用中正举荐人才，但这中正主要由京官担任，扼制了地方士族一定的举荐权，而后被举荐者分别为秀才、贡士、廉良，要在朝堂通过中书省、集书省以及吏部考功司的郎中进行考核，偶尔皇帝也要亲临朝堂策试，甚至对于各项失误都有着细致的规定：
字有脱误者，叫起来站在坐席后面，书有滥劣者，喝一升墨水，文理孟浪者，把坐席撤了、佩刀也拿走。
如此一来，齐国便承袭了汉晋北魏以来的选官制度，并进一步将其完善，齐帝对官员的控制由于考核制度的成熟而变得凝实，又建立了明细的任官要求与标准，也使得后期的齐帝能够利用恩倖政治削弱晋阳的实力，实现皇权的逆袭，并且开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先河。
可以说，隋唐虽然在法统上承袭自北周，但精神与制度却对北周这个母国全盘抛弃，选择了齐国的制度作为帝国的架构，而科举制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虽然这个时代的人不清楚，但高殷作为齐国的统治者，很明白此时的齐国已经具有了改进科举制的基础，只需稍作修改，他就能推陈出新，让科举提前现世，成为他吸纳各地人才的选官机器。
“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于光极堂引见群臣，宣示《品令》，曰‘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尔后又定九流三清之职。”
从先代开始做文章是老招数了，毕竟是祖宗之法，孝文帝曾经规定官分士人和小人，那么正好，这就能够划分出差格来。
“魏晋之际，玄风大炽，士族耽于清谈，竞尚浮华，而多疏于实务，此风实于国无益。加之士人皆耻居下品，不屑低浊之职，致使勤事之官反遭轻看，朕深为慨然。故今分立流内、流外之序，于流外置七等官位，设考试以核其能，专试庶务根本。依文墨评定才识之高下，参以在官之功绩，定为终考，以彰实效。”
既然士人不愿意做浊官，都憋着劲儿要做高品官，那高殷便不客气地收下对这些事务官的管理权。根据后世的划分法，高长恭、高浟乃至高殷等人，严格来说都算是政务官，主要承担行政决策和行政指挥的重大责任，在贯彻天子和齐国的总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而这些所谓的流外官与勋官属于事务官，是各州府的中低层官员，主要负责日常行政管理事务，就像拉拢军队要拉拢中下层军官一样，高殷若想在政治上形成独属于自己而不是世家的势力，那么拉拢对象便应该是这些人。
近来高殷推行的经济改革卓有成效，使得齐国渐渐富了回来，而高殷又没有高洋那种花天酒地的臭毛病，毕竟他看不上这个时代除了性以外的享乐，因此这些国资除了用作日常开销及军费的供给外，还有不少余钱，此时就能拿出来一些犒赏这些事务官：
“起年功序列制，上至州郡佐吏，下至乡官，自入仕起便归档立案，以全官册，而后据官守年岁，补给劳俸，以资职忠；考试成绩高位者，亦赐粮米钱俸。”
这些干事的底层吏员薪水微薄，为了让他们好好做事，高殷便打算让参照后世的年功序列制度，给予这些事务官更多的福利：“新设年功司，归于尚书省之年功司下，设年功郎中理之，年功员外郎二人佐之。”
尚书省原本是四司，如今扩充为五司，年功郎中专门负责统计各地州府的流外勋官的资料档案，并计算他们的俸禄待遇，再与考功郎中一同根据考试成绩，下最后的定语。
晋升的原则便按照年龄、仕龄以及经历进行排序，年龄越大、仕龄越长，便优先晋升，在前两者不相上下时，便参考最后的经历。这既指过往经历的经历，也指“经书”履历的经历，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看以前的经历，在乡间和同僚之间的风评，还有专门的“经书证明”，也就是学历。
不过此时的齐国乃至天下都没有专门的学历一说，因此为了齐国的官僚政治体系，有必要发明出一系列的专业证书，于是高殷此前创作小说、发展印刷术，以及设置一个文林馆的先手布置便在此时浮现出来。
前者天工阁、农丰庐、格物轩会获得高殷审批的一定资金，或出门进行田野调查，或购买材料进行研究，总结出许多在农业、锻造、养殖乃至手工商贩等各领域的经验，对这方面高殷是百无禁忌，只要他们写的不是胡编乱造，而且涉及到一个行业的经营，那便统统认可。
然而这个行为在许多士人眼中并不切实际，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太耗钱、时间以及脑容量，农民学不会，士人学了也不会去做，只以写书为乐，因此便将高殷的行径理解为一种政治造势，即“广采众学”，刷一个爱好文学和了解民生的名声，并不会真在这里做文章而已，这些研究出来的东西将来也会销毁掉，或丢在仓库中变成一堆老黄纸。
可现在却不一样了，流外官们要晋升，就要学习对应的教材，而后通过皇帝与文林馆预设的专门考试，继而取得证书，证明自己在农耕或治水等领域有着基本的才学，从而在考评上得到更优的成绩。
这可是比科举还要进步一千年的职称考试啊！
高殷考公务员受的苦，要在这大齐重现一遍，而且不同的是，他现在可是出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