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秋认为他们这个工作如果是发AM、EES、JACS、NC这个级别的期刊属于正常，发《焦耳》的话，有些许的勉强，毕竟12%的效率在现阶段的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而且他在这篇文章中也没有看到太多新的东西出来。
如果自己是审稿人的话，多半会给出拒稿的意见。
不过，现在人家文章都已经发表了，许秋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影响一篇文章最终会发表在什么期刊上的因素有很多，文章本身的质量只是一方面的因素，对于大多数文章来说，这方面的因素占比可能还不到五成。
许秋也大致分析了一番徐正宏这篇《焦耳》文章能够发表的原因：
可能是单纯的运气好，遇到的审稿人都比较NICE；
或者是大组光环，大佬的名字在通讯作者的位置一挂，何人敢拒我的稿；
也可能是因为《焦耳》期刊在收稿方面，比较侧重于有机光伏领域，对有机光伏领域的文章质量要求偏低一些，类似的比如NC，对于偏向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要比纯材料方面的工作更欢迎一些；
抑或者《焦耳》是新刊，比较缺稿件，刚好邀请了徐正宏给他们期刊投稿，就像之前邀请了魏兴思写综述一样；
还有可能是《焦耳》喜欢一些有噱头、花里胡哨的东西，比如徐正宏这里用到了“经典给体P3HT”、“多种稳定性测试”等概念，还把文章配图弄得很精致。
想到这里，许秋突然灵机一动，不管是什么原因，自己之前交给学姐的那个“全溶液、多彩、半透明器件”的工作，就是噱头满满，如果再让田晴帮忙制作一些好看的的图片，或许也可以尝试冲击一波《焦耳》。
现在《焦耳》的影响因子马上都要奔着30去了，只要文章能中，大概率是不会亏的。
而且，魏兴思课题组其实也有“大组光环”，之前那篇《焦耳》综述就是主编亲自邀稿的，只要这次投过去的稿件质量不要太拉胯，基本上文章送审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也算是学术圈里默认的人情往来。
你邀请我投稿，我响应你的号召给你投稿了，那么之后再次投稿的时候，总得给点方便吧。
类似的情况也包括平常帮期刊进行“无偿”审稿，看似无偿，其实也是有偿的。
当你为某个期刊审了很多稿件，之后你的文章投稿这个期刊，只要不是那种会让人“一眼拒”的文章，编辑多半会给你一个送审的机会，而不会直接秒拒。
要知道很多人投稿都是倒在了第一步，也即投稿后直接被编辑拒稿，很多期刊的编辑直接拒稿概率高达三成，甚至五成以上。
当然，一般的人情也就止步与此了，文章送审后同行会不会把你喷成筛子，那就看你工作的质量如何了。
除了徐正宏的《焦耳》外，龚远江也发表了一篇ACSEL。
龚远江课题组这次做的还是小分子给体材料的设计、合成，并将之与非富勒烯受体相结合，实现光伏应用。
他们开发了一种带有金属锌离子配位的有机小分子给体材料，名为Z7。
不得不说，这种Z7材料还蛮有意思的。
一方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独特，在有机光伏领域中，分子结构中带有配位键的不说是罕见，但也并不常见。
另一方面，有机光伏材料的光吸收光谱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呈现一个“凸”字的形状，也就是一个峰。
而龚远江他们的这个Z7分子的光吸收光谱是“凹”的形状，具体来说，就是在400-600纳米范围吸光，800-1000纳米吸光，而中间600-800纳米几乎不吸光。
因而，这种Z7材料刚好可以和光吸收范围主要在600-800纳米的ITIC形成光吸收互补，凹凸结合。
许秋略作思考，便想出了其中的原因：
材料表现出光吸收特征，主要是因为分子结构中存在特定的基团，那么当一种光电材料中同时存在两个光吸收性质相差较大的基团，自然就会出现Z7分子中这种两个吸收峰的情况。
另外，还有两篇AM工作，其中一篇是中科院的卢长军课题组。
他们的这篇AM，主要做的是聚合物给体材料的设计、合成，受体材料同样用的ITIC。
一共有四种新开发出来的给体材料，均为D-A二元共轭共聚物，D单元用的分别是BDT和TT，A单元用的是TPD和TZNT，然后两两组合，最后研究给体材料分子结构的改变对于其本征光、电性能，以及与ITIC共混后形貌、输运、光电性能的影响。
科研圈里，不同课题组遇到同样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比如现在有机光伏领域效率突破的问题，许秋这边主要着重于受体分子的设计、改性，而卢长军他们有聚合物给体材料开发的背景，就倾向于通过给体结构设计来进行优化。
说起来，像学妹H系列、J系列给体材料中的一些结构单元都是比较老的结构，当初这些结构被开发出来，就有卢长军课题组的一份功劳。
总体来看，科研圈里不同课题组之间虽然有所竞争，但在同一个领域，大方向上都是大家共同携手向前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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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篇AM文章，是国外课题组发表的。
他们做的是传统的PCE10:PCBM体系，在这个二元基准体系中加了少量的聚合物受体N2200，作为“形貌锁”，构筑了三元体系，最终得到稳定性较好的有机光伏器件。
他们声称：“N2200就像胶水一样把共混薄膜的形貌给锁住了，这篇文章为解决困扰有机光伏领域多年的器件稳定性差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许秋发现，老外吹起自己的工作，也是不会含糊的，还“形貌锁”……
总体来说，这个工作中规中矩吧。
反正许秋看了之后毫无收获，当然也是因为对方的工作和他研究的领域相关性并不高。
组里也有N2200这种材料，但他从来没有用过，段云倒是用过一些。
同时，许秋发现随着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增加，心态也在不断的改变。
刚刚进入科研圈的时候，经常感觉：“哇，这个想法好厉害……啊，这个工作强。”
现在他文章写的多，发的也多了，感觉很多同行的工作也就那样，如果自己想挑刺，总是能从其他人工作中找出问题来的。
另外，这篇文章几个通讯作者的名字，许秋之前都没有太多的印象，不知道他们是大佬还是无名小卒。
有机光伏领域，国内以及华人研究者中的大佬，许秋基本上都能够叫得出名字，但老外就不一定了。
一方面，是因为老外的名字相对比较难记、难读，除了一些简单的人名，比如Mark之类的以外，其他大多数老外的名字。
比如这篇文章中出现的Christoph ****rabec、Ullrich Scherf这些，在许秋看来就是一串乱码。
而如果是国内的研究者或者华人研究者，名字都是汉语拼音，读起来就朗朗上口，哪怕不知道对应的中文名怎么写，但也知道怎么发音。
另一方面，可能也和国内研究者在有机光伏领域中文章发的比较多有关系。
文章发的多，就经常能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看到他们的名字，自然给许秋留下的印象就会深刻不少。
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当下国内的科研圈，评判一个科研工作者表现的主流手段，还是看他SCI文章的数量和质量。
在这样大环境的裹挟下，个体想要逆势而为，比如说我只发精品文章，比如说我的每个工作都要仔细打磨，是一件非常吃力而且不讨好的事情。
选择“三年磨一剑，剑出必杀人（必发CNS）”的这种研究者，大概率会在磨剑的中途把剑给磨断了。
如果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大佬级研究者，剑断了也就断了，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而对于青椒学者，尤其是签订过非升即走协议的研究者来说，这一断，断送的就是整个科研生涯。
因此，也有不少人会选择“水文章一时爽，一直水文章一直爽”，只要文章的数量而不要文章的质量，毕竟要数量容易，要质量难嘛。
他们把科研仅仅当做一种谋生的工作，一门生意，虽然无限水文章会造成科研经费的无意义的浪费，但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些研究者选择了“数量和质量我都要”，他们不排斥水文章，但也努力追逐着精品工作。
像魏兴思组里的情况就最接近于这一种，这或许也是对于个体来说最“正确”的选择了吧。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虽然现行学术圈里的主流观念还是按照SCI文章去评估一个人的科研水平，但其实这些年科研圈里也有一些“非主流”的声音出现。
他们表示：“我们要建立更加合理的科研水平评估方法，不让SCI论文绑架研究者。”
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声音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响亮。
有不少身居高位的教育部官员，或者一些“杰青”、“长江”、院士大佬提出类似的倡议。
世间万物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或许在将来学术圈的评判制度真的会有所改变也说不定。
但新制度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许秋是真的想象不出来。
学校、院系内部进行评选？
显然不合适，因为同一所高校内部不会有太多研究领域重复的研究者，也就是说系里的老师们彼此之间的研究领域大多都不相同，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客观的评论其他人工作的好坏。
比如，对于有机光伏领域的人来说，他们很容易明白许秋开发的IDIC-4F材料把器件效率突破到13%，同时还能制备大尺寸、厚膜的器件，是一件多么意义重大的事情。
而放在外面，想让其他人领域的人明白这一点，就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进行举例说明。
那么定期组织同行一起开会，搞一个“华山论剑”，一起来一场思想上的碰撞？
听起来很合理，都是同行聚在一起，比较容易一分高下，也能听懂彼此之间都干了什么。
不过这样做太麻烦了，大家都是日理万“机”的研究者，有各自的事情要忙碌。
像一些研究者比较少的冷门领域还好，组织起来不难，而像一些热门领域，加起来五六十号人、上百人，这种规模的会议，每个人都讲一讲，不得开一个星期、半个月。
每年开个两次这样的会议，一个月时间就啥都不用干了。
虽然想象不出来新制度的呈现方式，但为什么现在舆论发生了转变，许秋倒是大概能想明白。
简而言之，之前的方针过时了。
任何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也都是有时效性的。
一些观念或者方法放在现在看有很大的问题，但放在过去的某个历史时刻，可能就是救命的稻草，是一剂强心针。
比如沸沸扬扬的房地产，现在看来问题非常严重，房地产发展的很畸形，高房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生育欲望降低，进而引发人口老龄化等等问题。
但往前溯源二十年，在那个时候假如不大兴房地产，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可能不会如此的迅猛，也不会让种花家只花了20年的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路。
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有了钱，他们会选择干什么？消费吗？
消费是不可能消费的，钱几乎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银行，都存起来啦。
而老百姓的钱都在银行存着，不去消费，那么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没有人买；
商品没有人买，工厂老板就要亏钱，和小姨子跑路；
小姨子跑路了，工人的工资就发不出来；
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就没钱消费，依然存着钱紧巴巴的过日子。
恶性循环……
换句话说，问题的本质就是货币的流动性不足。
那时的国家之所以选择了房地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房地产在那个时期，是最能够让货币、商品流动起来的一个手段。
本身消耗的货币是一方面，关联的装修等业务也会带动相关产业商品的流动。
其实，本来还有一个股市的，但那个时期国内的股市问题很大，靠不住。
“房产兴国”虽然是戏称，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也没有说错。
只是世间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享受了“房产兴国”的好处，也就要支付其对应的代价。
与之伴生的就是超前消费，或者说负债的问题。
据说，现在全世界2%的人掌握着世界118%的财产。
这个数值可能是虚指，但超过100%是肯定的。
那这多出来的18%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负债，剩下的98%的人把他们未来的财产都在现在提前花费掉了。
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小明花了全部300W的钱付了首付，在魔都贷款买了一套1000W的房，贷款30年，按照利率5%计算，等额还款，利息一共650W，请问他买房后的个人资产是多少？
答案是负650W，看似小明坐拥一套价值千万的房子，其实他的个人净资产是负的，也就是他预支了未来的时间价值，需要打工30年来偿还。
有人可能说房价会涨，确实是会涨，尤其是一线城市，而且历史上也已经连续上涨了20年了，但它不可能无限制的涨下去。
考虑到利率、折旧、房产税、交易税费等问题，房产每年要升值10%才不不亏，而种花家GDP的增速现在都不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