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卿
吾家翁
——记陈梦因
吾家之翁，亦即吾之家翁。
我题此文为“吾家翁”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取此题目，当时自觉得意非常。香港有不少人认识吾家之老翁，亦即吾之家翁陈梦因。家翁一些亲切趣事，想也会有人喜欢一读吧。
老早就想写家翁，其实也另有暗因。家翁是中国第一代的新闻记者，抗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著名的战地记者，此与萧乾老背景相同；萧乾老写《流民图》感人热泪；家翁写《绥远纪行》，激奋民心。两人曾经同期在香港，同在报界：萧乾在《大公报》编“大公园”，家翁则主理《星岛》。十年前我在香港与萧老夫妇结上忘年之交，萧老赠我他的《一本褪色的相册》。我转给家翁阅读，读后他对我说：“您对萧乾的记者故事熟悉了，可要听听我的？”那时我刚与纪安结婚，对家翁的过去确是不甚了了。其后日夕相处，读了家翁不少文章，也从别人处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渐渐有了一个概念：从一个香港记者、编辑的一生，我看到中国近代的变迁；不是书本的历史，是活的历史。
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关于萧乾夫妇的文章后，一直就很想写一篇关于家翁的，特别想写他晚年生活的有趣轶事。可是，写自己的家翁，总有自我吹捧之嫌，为了这点点头巾气，“吾家翁”就搁下来了。
家翁病重离世前约十天，罗孚伯伯为编辑此书约稿，希望我写一位熟悉的、值得写，又与香港有关的人物，建议我写家翁。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家翁符合他开的条件。
也许就该由罗孚伯伯谈起吧！罗孚的书和文章我读过不少，其人其事也早有所闻，但第一次相识还是九三年周策纵教授在香港所介绍的。随后一年，罗孚与香港作协潘耀明兄等路过湾区，我们在旧金山又见了面。我想罗孚与家翁同在报界，应是旧识，于是问他可认识陈梦因，那时他始知陈梦因乃家翁，并且就在湾区，欢喜不已，急着要相约见面。我当晚告知家翁，老人家比罗孚还要兴奋。原来他们自抗战时在桂林逃难时认识，有的是过半世纪的交情。于是立刻约好日子，家翁随即忙着浸发鱼翅、烧海参、炖鲍鱼，准备老友光临。
那夜，罗伯伯及伯母进门，翁姑迎迓，四老欢喜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问：“您们多久没见面了？”他们答：“总有几十年了！”却原来，从前《星岛》偏右，《大公》为左，同在香港，同是大报老总，数十年来不相往还，这对老朋友要在几十年后的美国才能痛快地表达友情。香港小如弹丸，两岸夹缝也不宽，为了不同的“阵营”，好友相隔竟如银汉双星，绝少碰面，也可说是历史的独特现象。
自家翁与罗孚伉俪“重逢”后，时相思念。罗孚每到美国，家翁必定亲自下厨招待；家翁返港小住，罗孚亦必设宴畅叙。
大时代的浪漫人生
谈到历史，像家翁与罗孚那一代人可谓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一生的经历反映了中国和香港的历史；他们的命运，紧紧与中国的命运相系。家翁五名子女，四人的名字都与中国历史有关：大姐纪远志记一九三六年日军入侵绥远，中国军民在百灵庙英勇抗敌；纪安乃纪念翁姑携手在西安宣传抗日；纪临是纪念湘桂大逃亡时在桂林宣传抗战；纪旋乃庆祝抗战胜利凯旋。
家翁是中山人，在澳门出生及度过童年。他生于一九一○年，那是清代最后一年；换言之，他生于帝皇年代。经历清帝皇朝至今仍在世的，恐怕也没有几人了。他有生之年，经历了民国创立、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中国、国共斗争、中共建立政权，以至香港回归中国，是真正的历史见证人。二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早期的新闻记者，后来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退休后晚年还热衷国家大事；他是活在大时代的人。
在大时代中，他渡过了浪漫的一生。
“浪漫”一词原是广义的，并非指狭义的儿女私情，但家翁浪漫一生，既是广义又是狭义。他和我家姑爱情故事的浪漫就很为人羡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侵中国东三省，一九三三年日军占据热河，一九三六年入侵绥远。一九三六年绥远的战况激烈，家翁从香港赶赴塞外，冒生命危险采访著名的百灵庙抗日大战。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姓杨的香港米粮商会会长，杨先生那时运米北上赈灾。我的历史老师，经历当年抗战的孙国栋教授，常对我们这些未经战火的后辈说：陈梦因的《绥远纪行》报道日军之残暴及我国军民之英勇抗敌，激发国人对日侵华的义愤，起了极大的作用。
军队的绥远抗日，上海沪江大学的大学生组了一个远赴绥远的劳军团。家翁旅途上与爱国的大学生结伴，在战火中认识了劳军团里的一位女大学生。这位女大学生，就是我的家姑余瑞芳。两人共怀爱国之心，开始互相倾慕，但还未有真正深入接触的机会。在绥远结识后，他们分别回了香港。随后“七七事变”，家翁在香港街上偶然碰到曾与他一同前往绥远的杨先生，杨先生对家翁：“你在绥远认识的余小姐好像也回来香港了。”家翁于是往余家拜访。却原来这位余小姐正准备与一位感情不错也是姓陈的男同学一同再赴西安作抗日宣传，而家翁那时也正有意思北上，也邀家姑结伴，家姑正在犹豫应该与谁同行，纪安的外婆，即家姑的母亲见过到访的陈梦因就十分喜欢，在一个穷记者与一个富有的男同学之间，母亲建议女儿选择前者。由此，两人结伴在大后方到处奔走，从事抗日宣传，到抗战胜利始返回广东。一个是小学未完成，自学奋斗的穷记者，一个是爱国的漂亮、精明、果断的女大学生，经历家国患难，终结为夫妇。俗语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我翁姑的姻缘却比那千里姻缘更传奇，也更有意思。
一九八八年，我与纪安刚订下婚事，家翁与家姑同年举行金婚纪念，在香港中环美心设下喜宴。我这未进门的媳妇，看着喜上眉梢的两老手拖手甜蜜地向宾客敬酒；心想，五十年夫妻，半个世纪！真不能想象，心下很有触动。这是情的浪漫。
在家里，我常常听翁姑说往事。我好像不在听个人的故事，而是在印证半世纪的中国历史。翁姑一生的经历与时代是不可割离的，好友洪长泰治中国近代史，曾专程访问家翁。小思（卢玮銮）研究香港文学，最爱听家翁讲掌故，说要休假到家翁家住两个月，每天听他说往事。家翁视小思为知己，到去世前一星期，生命斗志还高，他对我说要等小思来听他说故事。
我是念历史的，第一次知道他曾经访问过陈济棠、李汉魂、李济琛、张发奎，甚至陈独秀，然后看到他和蔡廷锴、张大千、薛觉先等的合照，感觉上是震撼。在脑海当中，这些都是鼎鼎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以为只在书上读到的，怎也没想到他们竟与我家翁在一起。在我来说，那是一种不太真实的浪漫。
我以浪漫来形容家翁的一生，是形容侠盗罗宾汉那种浪漫，充满豪情、侠义、历奇、此志不移，又带点堂吉诃德色彩的那种浪漫。罗宾汉和堂吉诃德是虚构的，但家翁的一生却是真实的。
家翁一九三九年加入香港《星岛晚报》，直至一九六二年退休。加入《星岛》之前，他早已是任职《大光报》的成名记者，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一篇土肥原的采访稿。一九三三年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二郎路过香港，事情本身就非常秘密，家翁不但探得消息，并且有办法登上邮轮采访。翌日见报，当然轰动一时了。
抗日时期，家翁是个活跃的年轻记者，基地在香港，但他只身跑遍战地。那儿有重要战事他就去那儿，那里有抗日活动他就去采访报道。孙国栋教授和多位经历当年的长辈，谈起来都认为最感人的是他采访绥远百灵庙的抗战报道。家翁在新闻界素有足智多谋之称，常常找到别人想不到的重要角度。在采访绥远抗战时，除了别人看得到的战况、中国军民顽强抗敌的报道和战火摧残下民生惨情的描写外，他触角四伸，连垃圾堆都不放过。结果给他找到日军留下的笔记，显示了日本侵略中国部署之精密；证明日军每到一地，攻略沿线的地理民情，连当地每家每户的人口畜口，均有详实记录。这方面战后很多学者从文献可以证实，但家翁在战时已为南方的香港读者报道了。
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翁姑携同大姐纪远和襁褓中的纪安，经韶关赴桂林大后方逃难，后又亲历湘桂大撤退，战后才辗转回到香港。听翁姑讲述平生经历，是一课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家翁那一代，真可算是苦难的中国人，经历比翁姑凄惨的人虽比比皆是，然而像家翁那么紧贴时代脉搏，当是少数，这与他的职业和性格有关。家翁的多年同事和老友皆称他机警灵敏、思路纵横、交游广阔、有胆有识有义气，这是我绝对相信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采访到那么多的名人。特别在抗战时期，南方的军官将帅，无一漏于他采访稿之外。军政名人、文人学者，以至土匪恶霸，他都有办法接近。
家翁亲历的精彩掌故之多，真是难以尽说，他平生引以自豪的采访更不可胜数。不过他常常提及的，倒不是访问土肥原或是绥远纪行，而是几件带有侠客色彩的事。
其一是在翁姑逃难桂林时，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也落难榕城。薛班为环境所迫，曾在香港沦陷后演过“跳加官”，难为民众谅解，在桂林开锣恐有问题；二则粤班到桂林演戏，也有“地头”问题。果然开戏之后遭人恐吓破坏，演不成。不演戏，班中兄弟炊事也成问题。家翁得悉其困境后，挺身求见当时掌管两广军事，也是桂林最高管理层的李济琛将军，直述戏班是最无助的，沦陷后仍要演戏，本是迫于无奈。戏班从香港远远逃到桂林，正是抱着爱国心而不愿在敌区受屈辱所致，谁料在桂林开戏谋生，又遭不法之徒捣乱，当局不能坐视不理。李济琛深受感动，表示定要究办捣乱者，后来更为戏班提供了一家旧戏院，经装修后改名为国民戏院。家翁又奔走桂林报界和文化界，希望他们支持薛班，于是“觉先声”得以顺利公演。后来“觉先声剧团”还邀他当过一阵经理兼班主，因此家翁常自嘲为“羊牯班主”；晚年每谈起此事，颇为自鸣得意。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那时他的家乡中山有一名大贼，在深山野岭拥有不少人马，打家劫舍，为非作恶。中山县当时的县长孙乾与家翁颇有交往，相谈起来，知道家翁也是中山人，就与他商量对策。家翁不动声色，打听大贼巢穴所在，竟然单身入巢求见大贼。想不到又真让他见到了，他身上无枪无弹，也无把握，只凭一张嘴游说：“国家经历了八年灾难，抗战胜利了，人民还未从战火复元，全国皆穷困不堪。你也知中山乡里生活的苦况，大家都是中山人，何忍更摧残他们？”家翁讲这掌故，道来简单，个中细节，他绝少谈及，只知道结果是大贼见了他之后，很快就解散部下，接受县长招安。
早期的中国记者采访要靠个人的线眼、人事交情和机智，固然要走动于军政名人之间，也得摸熟三山五岳的门路。家翁常常教训后辈，当记者做报人，诸色人等皆要相识，但做人则如踏钢线，自己绝不能行差踏错。一次为私利而欠下人情，以后就不能挺身做人。建立了受人尊重的声望，那么义字当头走动四方，很多时“闲话一句”就可解决人家的危困。家翁再有一件平生得意事是与张大千有关的。张大千与香港名摄影家高岭梅是至交，国共内战时，张大千逃难到香港就住在高家。有一次家翁与高岭梅酒饭之间，偶尔谈及张大千的烦恼。原来张大千希望从内陆接他最敬重的大嫂张善子夫人和胞侄来香港，人已从上海到了澳门，但没有香港的证件，唯一办法就是坐舢舨偷渡。张大千担忧小艇承不起风浪有危险，更怕当时海上十分活跃的海盗，正不知如何是好。家翁不表任何意见，只问了善子夫人的所在。没几天，善子夫人与儿子居然坐港澳大轮安全抵港。张大千那时与家翁尚未谋面，知是家翁替他走动成功的，于是托高岭梅送家翁一幅字画为谢。家翁帮忙的理由是：“谁叫我是高岭梅的朋友，而他是高岭梅的至交呢！”帮忙的个中内情，当年张大千、高岭梅和很多朋友均有问及，家翁只回答：“闲话一句而已！”到晚年他常常谈起此事，我也曾试探问他究竟用什么办法，他永远只有一个答案：“平日种因，有事时闲话一句！”
家翁在美国的家，客厅中除了张大千一幅山水中堂外，还有两幅十分独特而富有纪念意义的字画，一幅是张大千草草几笔的小品青瓜，另一幅是张大千写的一幅字，记张大千特备菜肴款待家翁，座中还有画家方召麔女士。家翁认为小青瓜的一幅画是他与高岭梅、张大千的交往纪念。
家翁一生有很多“威水”事迹，但他最感到得意的，也最能代表他为人的是以上几件仗义助人之事，我以为正因为他有古侠之风。他最乐在其中的事就是行侠仗义，他帮的几个人，事前都是素未谋面的。正如他常开玩笑自嘲，其实是自鸣得意的说法：“我一生，无他，好管闲事！”
谈起张大千，家翁所藏其他名家送他的画也不少，每幅画的背后大概都有一个故事。近代名画家徐悲鸿、王济远、黄般若、赵少昂、黄君璧、方君璧、陈荆鸿、黄苗子等，均曾与家翁交往。他有一张照片，张大千右手扶着郎静山，左手搭着家翁的肩膀，三个“长衫客”，笑得灿烂，看得人羡慕之极。
谈到画，家翁又有可爱之处。换作别人，家藏名画，一定珍而重之，因为是值钱的。名画家送他的画，他杂乱无章地挂个满壁；挂不起的，他胡乱卷起就放到衣柜里；谈到某段相关往事就出以示客。有些名家的画，他居然自己用浆糊胶水装裱，其实画可能给裱坏了，但他仍沾沾自喜。他见到这些画，只想到朋友交情而不是这幅名画的价钱。前几年饭厅壁上张大千的画旁边是另一位名家的赠字，后来认识了孙国栋教授，孙教授写了一首词送给他，他高兴极了，立刻以孙教授的书法换了名家的字，理由是：孙教授意厚情浓，我要天天看着。
在家里，家翁有一角天地，那是对着窗外小湖的书桌，旁边是他收藏稿件、照片和资料的小书架。这一角小天地，正如他的脑袋，藏着中国近世历史的宝贵资料。由于他是记者和编辑的缘故，他资料之齐全，照片之多，我们看似乱作一堆，但他自己却像变法宝一样，要什么可以掏出什么来。有一次我在加州轩佛市的三邑公所看到名将蔡廷锴的墨宝，回家煞有介事地告诉家翁。家翁微笑不语，从抽屉拿出照片一张，他与这位“靓仔”将军并肩坐在南华球场一起看足球！
“大天二”、“特级校对”与《记者故事》
认识家翁的朋友都知道，家翁是一个“坐不稳”的人，总是奔跑四处，耳听八方；遇到问题，“计仔”甚多。他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不懂的都会追问。又由于自学出身，博闻强记习以为常，他对各方事物，总有点常识。一九三九年他开始在《星岛日报》写足球经，栏名“水皮漫笔”；“水皮”，波经是也。“水皮”在广东话是不济事的意思，他也借此自嘲是外行人写波经。其实他一来好足球，二来交游广阔，与著名球星皆有往还，写的波经常有别人所没有的角度和见解。家翁脑筋灵活，在评波之时善用自创的形容词，他敢批评足球名将姚卓然花巧，盘球不交自我表演，谓他“左插花右插花”，生动鬼马，娱乐性丰富，读者自然喜欢。记得儿时电台讲波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叶观揖发明了“MCC蒙查查”一语，后来成为香港地传神的形容词。家翁比他更早，我们现在常用“拥趸”一词，正是家翁在波经中的神来之笔。
写《水波漫笔》，家翁用“大天二”作笔名。对于“大天二”笔名的起源，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家翁在《星岛》的旧部只知这是他的诨名，好的意思是“江湖好汉”，不好的意思是“烂仔一名”；因为这位“老总”有江湖义气，所以用这笔名写波经。最近卜少夫老又解释说“大天二”是张发奎的诨名，张发奎的签名，奎字看起来像“大天二”，即广东人称之“大佬”。卜老说由于陈梦因在新闻界著名侠义，与大天二的声望相符，所以取名“大天二”。他们所述家翁好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是真的，不过“大天二”笔名却另有起源。原来抗战时期，珠江三角洲有一位响当当的草莽英雄何老二，诨名“大天二”。家翁平生不问别人地位与出身，最敬重的是侠义之人和事，极推崇这位江湖好汉，也觉得他与自己性情相合，所以就取了“大天二”作笔名。
波经是很即时的，过后就很少有人会重看了，可是食经却是历久常新的。“大天二”的波经已经很少人记得，但“特级校对”的“食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寻来细读。文化圈中人皆知香港“食经”之开先河者“特级校对”，“特级校对”即“大天二”，是家翁陈梦因也。一九五一年二月，《星岛日报》娱乐版要加强内容，该版的编辑陈良光想到了衣、食、住、行的生活主题，因为家翁精于粤菜，常以“食在广州”挂在口边，于是请他每日写一篇饮食小品，题为“食经”。那时家翁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每天都要看“大样”，所以自嘲为特级校对，开栏写“食经”，也就用了“特级校对”作笔名。如此一写，想不到反应甚佳，每天接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各种饮食问题，“特级校对”成了饮食顾问，“食经”也就变了长寿专栏，后来更结集成单行本《食经》十册。《食经》早已绝版，我家勉强是凑合到一整套，当中还有是影印本的，不过“特级校对”之笔名，家翁用到过世之前，从未辍笔。我是在前几年因为很多朋友谈及，江献珠女士又珍而重之地藏了一套，我才向家翁讨来一看。我初以为是过时的东西，谁知一看就不能释手。在他之前也有食经的出现，不过所谓食经其实是食谱而已。在香港报刊上从文化的角度来写饮食，是“特级校对”《食经》开的先河。《食经》里固然有些菜谱，但菜谱并不作主，主要是菜谱背后的原理和故事。例如他熟悉广州四大名厨，因而知道名厨最讲究基本功夫，写出为何“大豆芽菜炒肉松”是考厨师的第一道菜。记者出身，加上战时采访和宣传抗日，大江南北，无远不至，所以家翁对各地饮食文化颇有独到而有趣的故事。又因为他与军政名人往还，经常有机会作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座上客，所以很多著名家厨的秘方，他均有本事探出来。他还有一道写食经的“板斧”，就是每天上街市，视察市情民情。《食经》之后他又写了《讲食集》、《粤菜溯源录》和《鼎鼐杂碎》等有关中国饮食的书，可惜印数都不多，很多朋友向我们要，而我们却没有多几本存书。
家翁好饮食文化，所以与饮食界的人都相熟，他对饮食文化的意见，也十分为饮食界中人所接受。谈到饮食界，很多人都知道家翁与美心集团的伍氏兄弟交情甚笃，这也是有因由的。五十年代美心开始时是一家在中环地库的法国餐厅，生意不佳，伍氏兄弟要将生意方式改变，以现代化企业方法经营饮食及中餐，苦于缺乏资金。家翁一方面很欣赏伍氏兄弟的才华，另一方面又仗义心起，于是主动着手帮忙美心筹集资金，邀了几位有财力的股东入股，由此成了伍氏兄弟的至交。家翁的眼光果然不差，伍氏一改传统中国饮食的经营手法，结合中西方的管理优点，例如传统菜谱皆是大厨秘方，美心则用开明的训练方式，要求厨师要每一道菜都保持固定配方、份量和水准。美心由当年的地库餐厅，成为现在国际饮食集团，也是香港一个成功的故事，而伍氏兄弟是十分重义重情的人，对翁姑一直十分礼重。他们的交往，使我们这一辈人很羡慕。
家翁谈饮食，并不是纸上谈兵的，他也爱亲自下厨。他在饮食界最好的朋友江献珠女士是清代创制“太史五蛇羹”的江太史之孙女，是饮食专家和名厨，著有中英文食谱及专书多本，又是饮食文化的专栏作家，她的书在香港和美国均十分畅销。江献珠女士的夫婿陈天机博士是电脑专家，七十年代中香港中文大学从IBM邀他回港任教，后来更做了联合书院院长多年，我远在婚前已认识他们夫妇。陈天机博士是葡萄酒专家，我和中大一些同事常有口福尝遍“珠矶小馆”（陈天氏伉俪的家）的美酒佳肴。提起此等中大旧事，皆因我与家翁变成一家人后，中大的老友如杨钟基、高美庆、小思、陈永明、梁巨鸿等就变成了家翁的小朋友。他们都是“好食”之徒，每与家翁及江献珠共饭，正如钟基的评语是：“高手过招，叹为观止！”
江献珠厨艺高超脱俗，对此她也颇为自负，而她在饮食方面心悦诚服的人就只有我家翁。她夫妇与翁姑相交数十年，仿似家人，她跟着纪安兄弟称家翁为“阿爸”，对家翁也亲如“阿爸”。他们之间真个有不少“高手过招”的故事，例如一大锅馄饨中少下了一粒蒜头，家翁立刻可以指出来。有一次江献珠做了一道用腊肠的菜，家翁吃几口即说与平日水准差了一点点，指出她的腊肠老了些。江献珠不得不佩服阿爸的“嘴尖”，只得承认那是从纽约带回来的腊肠，确实是旧了一点。早年竹笙甚为名贵，刚有养殖时，江献珠有一次故意在野生竹笙的菜中加了几支养殖的，样子味道都几乎全无分别，看家翁是否吃得出，结果一一给他分出来。
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之后，此间的中菜大厨和华厨学校老师如梁祥师傅、王燊培师傅等都学着江献珠叫家翁做“阿爸”。阿爸一辈的老友，大都是退休移民，原在美国的也早已退休。在美国，年老不开车，生活也是十分单调的。阿爸和祥叔是活动的能者，阿爸未罹病之前，差不多每个月都和祥叔组织“大食会”，相约“老”朋友和好饮食的同志聚会，而且每次都有他和祥叔等精心设计的菜肴。
晚年的“特级校对”比很多年轻人活跃得多。
众人阿爸
家翁今年十月过世时，年届八十七；若非癌病，我们都乐观估计他会寿享百龄。就在今年初，他还是壮健如牛，声如洪钟，走路快步如飞。每年他往返香港数次，或到中国小游。在香港，为了不放过见朋友的机会，他常常从早餐开始，午餐、下午茶、晚饭，甚至饭后看京戏，一天可以赴五个约会。在美国，他一天两回从阿拉美达的家开车到屋仑中国城买菜，习以为常：“唐人”习惯，要吃新鲜的。
在家里，儿媳唤他“阿爸”。（“爸”字念下平声。虽然此字广东话的上平声和下平声同指父亲，但听起来上平声的“阿爸”带点霸气，下平声念的“阿爸”感觉总是亲切些。）三蕃市山湾区的中菜名厨多与家翁相交，都昵称他“阿爸”。阿爸退休移民美国三十多年，最大的乐趣是“煮饭”请客。“煮饭”一词是江献珠所发明的。普通的“煮饭”一词当然不是她先用，不过，江献珠与家翁的“煮饭”却是另有一番意思的。江献珠若说：“我煮饭给你吃！”我几可见到满桌精巧独特的美食，又岂是家常饭那么简单呢？吾家翁说：“煮饭给你吃！”即是说他会发翅烧海参弄鲍鱼了。在罹病前，他一直保持状态：一星期最少“煮”一次“饭”！
谈到请客，阿爸是著名的孟尝。虽然年过八十，每有外地老友过境，他绝不会放过请客。在今年初发现癌症之前，每次他请客都是亲自炮制，拿出最好的款待客人。阿爸的车库经常吊着几十支大翅，发翅熬汤，他绝不马虎；即使到餐馆宴客，他也自来发好的翅。他菜单之中的虾子海参、冷盘加州鲜鲍都是从头做起；豆豉鸡所用的豆豉，是他半夜起来用紫苏蒸炖过的。
阿爸所藏的好东西，只有一样不用以款客的，就是他的两头鲍鱼。阿爸买作料是不惜腰中钱的，他有过几十支两头干鲍，放在几个透明的玻璃瓶里，每年家姑生日，他就煮一支，鲍鱼切丝，鲍鱼汁煨长寿面。
人家都不太相信，子女平日工作忙，吃得十分随便；要吃好的？上阿爸家！有朋自远方来？上阿爸家！
家翁八十多岁，他的“老”朋友不少齿摇发落，能开车到他家吃他的饭者渐少了。可是他却也不愁无食客，一两星期无动静，阿爸就会说：“你好像很久没有联络孙教授，好应该请人家吃顿饭了，约他下周末来吧。”约好了，定下日期，一两天后，阿爸又会说：“孙教授和罗先生是好朋友，不能厚此薄彼，也请罗先生夫妇吧！”又过了一两天，他会说：“周末吃饭总共八人，你随便请两个朋友，凑够十人好了！”到请客的前一天，阿爸总又说：“煮饭嘛，一桌十人和十二人分别不大，你就多请两个吧！”如是者，酒酣耳热，阿爸大显身手之余，手持酒杯，高谈阔论一个晚上。
家翁请客，诸般借口。他是一个很会自寻快乐的人，谁请过他吃饭，即使他并非主宾，也认定别人是专诚宴请他；人家请他一次，他可以回请十次。更常见的请客借口是：他是某某的朋友嘛！客人是新闻界的后辈，他就说：“叫他来让我教他两下新闻板斧。”陈若曦在柏克莱时，他常常请她夫妇，借口更好笑：“这个台湾婆（先此声明，并无贬意），想也没有什么机会吃正宗的广东菜，我让她开开眼界。”阿爸爱热闹，也喜欢在酒家两三席地宴客，在美国通常是屋仑翠苑，在香港则是华商总会或是铜锣湾美心，因为“厨师我可以指掂！”所谓“指掂”者，他要用自己发的翅，指定人家做徐季良家厨秘方的豆豉鸡，教人家用鱼翅瓜作菜等等。这年头大菜馆都有成规，我们常常劝他别搞得人家人仰马翻，劝不来。这几家菜馆的大厨尊重“特级校对”，竟又往往任他指使，结果又都是宾、主、厨尽开颜，只好服了他。在餐馆宴客，他邀约时永不肯说理由，怕别人送礼。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真的理由，所以每次酒过数巡，客人追问，他就说是“伯爷婆牛一”。做子女哪能揭穿呢？只得陪着他敬酒，心中好笑，妈妈九月底生日，庆生宴可以由五月开始吃到十月；每次请客都是她生日。阿爸请客，真正理由只有一个：他爱朋友爱热闹。
谈到鱼翅瓜作菜，这里可以提一件题外事。这两年一家素菜馆声称首先引进鱼翅瓜到香港，大卖广告。随后阿爸收到很多朋友的信，说那家素菜馆少见多怪自我吹嘘，因为陈梦因十年前已经引进鱼翅瓜了。这真也是事实，家翁每年回港，行李中总有几个鱼翅瓜，早期的还是江献珠后园所种植的。华商总会和美心的厨师替家翁以鱼翅瓜作羹作菜多年了。
阿爸晚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和“小”朋友，绝不寂寞，只缘于他好客、宽容，待人真心的好，更难得精力旺盛，懂得寻找自己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与他同龄的老人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阿爸的家门俨然长开，几乎没有一天无客到。与纪安婚后九年间，我在香港最好的老师和朋友，都成了阿爸的朋友。罗孚伯伯、刘殿爵教授、孙国栋教授、罗球庆老师，以至远居伦敦的赖宝勤教授都是他经常挂在口边的朋友。每次他和家姑到香港，杨钟基、高美庆、陈永明、小思、黄轩利、梁天伟、岑逸飞、戴天等“小”朋友一大堆，逗得他非常高兴。他常常开玩笑讲反话说：“做这个家翁不易，除了要应付媳妇，还要应付媳妇的老师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