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去想通俗和高雅的问题。《三国志》是不是比《三国演义》高雅呢？《三国演义》是不是就不高雅了呢？《三国演义》是不是反过来比《三国志》高雅呢？
如果在古人，如果就文字来说，当然要认为《三国演义》只是俗文学，《三国志》才是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演义云云，是说故事人口中的东西，也流传于贩夫走卒的众口。但现代人的观念改变了。人们从《三国演义》中接触到许多英雄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所能得到的远比读《三国志》为多，就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因此还能瞧不起《三国演义》，认为它水平不高？它的生动活泼，实在要高过《三国志》（其实不该把历史记载和小说著作相比，体裁不同也）。同时也不会由于它是白话（其实也不是今天的白话），而觉得它不雅。看到动人处，也要赞它雅，也就是精彩！
我们也知道，当三国的故事还没有正式成为《演义》这书，当它还是话本，或者还不是完整的话本，只是在民间各地，流传众口时夹杂尽许多口语，也实在雅不起来。从俗到雅，就有这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当中，会不断摆脱俗。但故事的开始，也一定就包含着雅，生活中的雅，历史中的雅。在脱俗的过程中，雅由最初的粗糙变得最后的精致、精彩！
我说《三国》，我想，《水浒》也是一样，水泊梁山的故事也是一样。
我这样想过《三国》，也这样想过《水浒》。想过罗贯中，也想过施耐庵。不到近现代，他们在文坛上是不会有越来越高的地位的。
这些早就想过了，但直到近年，才去想金庸，想梁羽生，如把金、梁、和罗、施相比，他们不就是当代的罗、施么？
我想，武侠小说不也是文学？由于多年积习，由于早些武侠小说的粗制滥造，我是曾经摇头的。正像初读侦探小说时，我曾经不认为它是文学。到了推理小说时，观感就渐渐不同了。这有些相同于读新派武侠小说的经验。我是从新派武侠小说开始，才承认它是通俗文学的。然后，再逐渐看到了金、梁这些大家的精致和精彩。
这当然是我的认识落后于现实。
我发现甚至于在逐渐赶上现实时，今天我依然落后。我有过两次真正的大吃一惊。
第一次大吃一惊，是北京有北大的教授、正牌的文艺理论家赞扬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场文学革命，这赞扬是北大隆重颁发荣誉学位给金庸时的正式赞词。赞得十分认真。
武侠小说能够踏进北大的文学殿堂，进而高踞革命文学的大位，我实在是吃惊。这以前，北师大有教授把金庸推上大师的宝座，而且位列第四座，把茅盾、老舍都压下来了，那已使人吃惊。北师大又加上北大，大上加大了。
第二次大吃一惊，是看到这“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盛赞而圣赞。这不是一时的第四，而是万古的唯一，就更加是我的思想所追不上的了。“万古”云云，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轻薄万古，直上云霄的议论。
我在追赶。我已经从通俗文学的层次又追而上之，认同金、梁他们的新派武侠小说，并不比严肃文学为差，有些成就更在一些严肃文学之上，而更加深刻、精彩。但我又记得北大教授、《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陈平原的看法。他说，他从不看武侠小说而看新派武侠小说，以至于写书研究武侠小说，就写出了他这本《侠客梦》，但他还不能认同，武侠小说是比高雅文学更高雅的文学。我也如此，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够长进。
我曾经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作为名山事业，听说金庸也有过不写武侠写历史小说的念头。这多多少少都有写实在的历史高于虚构的侠客的味道吧。金庸还办过《武侠与历史》杂志呢，我认为历史比武侠正经，读者认为武侠比历史有味，已是“名山”。不知道侠不如史是不是错误的想法。
在“万古云霄”之下，我也许要急起直追，赶一赶时髦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
小 思
一段护书往事
——记陈君葆先生
一
陈君葆老师去世于兹十五年（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每逢想起在南丫岛、太古城追随他问学的日子，我感到愧悔，因为至今我还没有好好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现在年轻一辈，谁会知道陈君葆是谁？在香港文学研究起步时，我也并不知道他对香港平民教育、香港资料保存、中港文化沟通等等重要贡献。一位默默为中港文献资料努力不懈的文化人，香港除曾给他一个虚衔OBE之外，实在亏待了他，现在他的后人想为他出版遗作，也一波三折。
最近在《大公报》看到谢荣滚先生所做《宋庆龄在香港——陈君葆日记摘录》，令我想起陈先生众多的贡献，不禁执笔试写他尽力护书的一段往事。
二
翻阅香港历史，不难发现在祖国危险关头，它往往能提供某种活存机会，让祖国向南开一口窗。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被日军入侵以后，有心的文化人早已忧心忡忡，惧畏一旦战火蔓延，我国珍贵的书籍善本，就会遭劫，于是想方设法，陆续装箱远运国外暂存，他们多选香港为安全的中转站，或暂托之所。当时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尽管已有备战措施，但许多人仍甚乐观，认为日军不会向此英人管辖的小岛下手。怎样才能以正当手续，让书籍合法地进口，转运出口，是他们最关注的程序，几经考查，知道只要通过一所重要学府，就可名正言顺过关了。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许地山和图书馆主任陈君葆成为理想的协助人选。几年内，以香港大学图书馆名义收取寄来书籍，数量极多，这项工作，实在吃力不讨好，因为书籍虽然运到港大，但并不属于港大，许、陈二人作为“中间人”，责任非轻。首先亲自拿提货单去取货，再要点收，更要找地方妥为保存，部分藏于图书馆，部分还得藏于上海银行保险库里。书籍运港途中，由于中国局势紧张，通讯不方便，船期不准确，阻障重重，累得中间人常要奔走竟日追查书的下落。另外，还需要处理十分杂复的物主身份问题，有些是私人藏品，有些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有些是物主身份存疑，却左请右托要港大收留极珍贵书籍的。看陈君葆的日记，由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他就几乎天天为这些善本书费神。存馆书数目多少，现已无从准确计算，但只是郑振铎分期由上海寄港的善本书，到一九四○年底，已积聚了好几万册。
三
一九三八年初，香港已微闻日军攻打虎门、赤湾一带的炮声，到十月广州沦陷，政府与市民再不那么安心了，陆续做着防空演习，这种紧张气氛，令许、陈二人必须加快步伐，为那些公私藏书谋求安全之地。他们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负责整理、记录、装箱，准备分批海运到美国暂存。可是，太平洋战火一兴，海运无法如期通航，装了箱的书还来不及运走，日本军队已经开始进攻香港。此时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所谓“黑色圣诞”，香港市民在连天炮火下，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生活中。
日军在港陷三日后，就派出十多名军官由宪兵队长平川率领，到香港大学封查图书馆，在门外钉上“大日本军民政部管理”木条。真正是合该有事，他们仔细检查存书时，竟发现一百一十一箱已装箱的书，木箱上写着收件人是“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而付寄人是“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这批共三万册原属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就使陈君葆陷于险境，担上了“私通敌人”、“盗取中国古物”的罪名。负责接收及寄出那些书的两个人，许地山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病逝，就只剩下陈君葆一人孤身担承这罪责了。当时平川认为事态严重，怀疑还有许多中国古物利用这途径运走，于是把陈君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刘国蓁、刘弼扣留起来，作长时间的盘问。陈先生日后回忆此事时说，他已作了最坏打算，尚幸当时日本人眼见馆中藏书极多，且尚懂尊重文化人，就放过了陈君葆，但仍要他与各馆员负责管理由总督部文教课接管了的港大图书馆。不久，他就亲眼看到那一百一十一箱善本古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运离香港大学，运到何处，他无法知悉，依据常理推想，必然运回日本去了。
三年零八个月，陈君葆为了保存图书馆所藏书籍，在敌人监视下埋头整理所藏书籍，但对失去的一百一十一箱属于自己国家的宝物，仍念念不忘。战火中，损失文化财产，其实也非他一人之责，可是，对他来说，却感到责无旁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就立刻展开追查，包括到各仓库去追问存仓有没有那批书。
一九四六年一月，陈君葆知道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执行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乃托请代为留意那一百一十一箱书的下落。一九四六年六月，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带来好消息，信中说：
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刻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还希望陈君葆立刻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这一消息，给他寻书的一线曙光，他立刻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请杭氏必须加速追寻失书。皇天不负有心人，同年七月，杭立武来信报喜，说一百一十一箱书已经找回了。试想如不是陈君葆战后毫不放松的追寻，写了无数报告，这批善本书恐归国无日。日本投降之后，中国百废待兴，试问派驻日本的人怎会留意藏于上野公园的失书？
四
回头说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
当时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中英文书总数约为二十四万一千三百多册。其中多是中外人士在战乱期间托存的，也有上文所述各大图书馆所寄存的，日本人最重视文物文献资料，只要看封查图书馆，是他们攻占香港三四天后就赶着做的事便可知道。陈君葆不卸责，不逃避，孤身前往日宪兵部，面对审查，事后又答应日人继续留任图书馆主任，与没走散的馆员一起埋首整理馆藏图书，可以说忍辱负重，与图书馆藏书共存亡。馆员刘国蓁于十多年后回忆该段日子，用了“茹苦含辛”四字来形容。
五
陈君葆还为香港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在兵荒马乱之际，人命难保，谁会关心一些不可衣不可食的“废纸”？陈先生说在沦陷初期，他发现无数政府档案例如生死注册处的册籍，散放在中环邮政总局内，没人理会。他清楚知道这是香港政府和市民的历史凭证和身份证明，就几经辛苦设法把这等档案运回港大图书馆去，为政府保护可供日后参考的资料，及为战前出生市民保存了身份证据。另外，尽量搜集因战乱而散出的各大学、中学所藏书。以他专业知识，无私的态度，抢救了无数书刊。胜利后，陆续归还原主。正因有些物主已不知所踪，只好仍归港大。令图书馆书籍不单保存完好，还增了无主可还的书，这完全是陈君葆一人的功劳。
英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香港后，对本地有贡献的人，论功行赏，一九四七年颁给陈先生OBE勋衔。港督杨慕琦爵士在贺函中，赞扬陈君葆说：
香港政府期望能就市民于一九四一年抗战期间及其后沦陷时期的英勇行为、牺性精神，以及尽忠职守的表现，对他们致以最深的谢意。
这段赞词并不是徒然的官样文章，是真实的写照。
陈老师晚年仍是关心中港两地文化工作，退休在家与书为伴。我知道他几十年日记不断，诗作亦多，曾问他会不会写回忆录，他说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值得记的，而每当提及许多与他有关联的大事，例如协助宋庆龄主理“保卫中国同盟”、追查藏书失去事等，他都多提别人，少提自己，现在细读他的日记，也只见冷静叙述，没半点夸耀一已之功。这种修行：做了好事大事，不居功不夸已，而甘受寂寞，实在令人敬佩。
写毕此文，试引老师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的七言《漫感》一首，让读者细味：
老去生涯万卷书 肯将身世付闲居
客来莫问知非岁 寂寞犹能待起予
后 记
本文写成参考了下列资料：
1．我访问陈君葆老师的口述记录。
2．谢荣滚先生提供的有关事件的陈君葆先生日记节选。
3．刘国蓁：《服务冯平山图书馆的回忆》（1—7）。《华侨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陈君葆：《水云楼诗草》。广东旅游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八月。
5．凤翚：《曾被劫往日本的我国善本书》。《艺林丛录》第一编。一九六一年十月，八八一九一页。
篇幅关系，引述文字不一一注明出处。在此仅谢谢荣滚先生的无私帮助，提供有关日记。又：盼陈老师日记能早日面世，因它足可为研究香港文化、中港英关系提供丰富材料。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