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这几位阿爸的“小朋友”，我真的十分感激。阿爸病重的时候，钟基、小思、永明等相约轮着每星期由一人写信给他，称赞鼓励他。翁姑读信就忍不住激动。这些信，为他最后的日子带来难以言喻的喜悦。
在《星岛》的黄金岁月
家翁在《星岛日报》的历史，很多专栏作者都写过，他自己在《记者故事》书中亦有所忆述。
在进入《星岛日报》之前，他在《大光报》已颇有名气，因而《星岛》报系的“波士”胡好才会礼贤下士，将他拉过来。
就是为了报答胡好的知己和礼遇，家翁在《星岛》渡过了他一生的黄金岁月。家翁称胡好为“波士”，对这位“波士”可谓死心塌地。就是到了晚年，每每在提起“波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见到他脸上的激情。家翁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常常教训我们：“你有恩于人，人家忘恩负义别管他；人家有恩于你，无论如何得报答。这才是‘人’！”家翁还有一个妙着：别人负他，他会为那人找诸般负义的理由把过失变得很轻；别人对他好，他会把好意放大十倍，把人家的情义变得重如泰山。所以他做人很快乐，晚年的口头禅是：“人家仲记得我呢个伯爷公，对伯爷婆咁好！”我和纪安常常与家姑一起取笑他“自作多情”、“自我陶醉”。一个经历过这么多的家国苦难和江湖风雨的人，能够像他这样单纯地自作多情和自我陶醉的恐怕不容易。这是他的福气，所以他从来就过得很快活。
因此，提起《星岛》，他总从胡好的知遇说起。家翁一九三九年初进入《星岛》报系，并受胡好暗托改革《星岛晚报》。他有时代的触觉，认为当时的晚报在十二时出版，其实与早报相去不远，于是献计重新组织新闻工作，将《星岛晚报》出版时间由中午十二时改为下午四时。那时战云密布，读者都急欲知道最新的战争消息，黄昏出版的晚报正好迎合社会的需求，《星岛晚报》由此销路直线上升，开创了香港名实相符的晚报之先河。一九五○年他正式出任《星岛日报》总编辑，直到一九六二年退休移民为止。
远在二、三十年代时，中国和香港的报界尚是发展时期，就连记者一词还未出现，记者称为访员。那年头既没有新闻学院，当记者的从无训练，无新闻标准，也没有像美国《纽约日报》的大报作榜样。像家翁这样的记者，采访和组织新闻是没有成规可循的。当年的记者无社会地位，被称为“楂笔烂仔”；看家翁的“记者故事”，当知早期记者在毫无前迹可循之下，各出奇谋，各施其法，就是这样创出新闻的路来。三十年代开始，以后好几十年，《星岛》和《华侨》成为香港本土报纸的两大重镇，也是香港新报业的先锋，开创了大报的榜样。家翁在《星岛》二十多年，协助《星岛》各方面的发展，对香港报业的贡献，大抵不会有人置疑。
家翁很有朋友缘份，这也是他一生重友长情的回报吧。他移民美国，《星岛》的旧同事每有过境，都会来探望他。家翁晚年有几位比他略小一辈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其中一位就是从前他在《星岛》的旧同事顾澄沧先生。顾先生一九五二年进入《星岛》，称呼家翁“老总”到如今。在三蕃市山湾区甚至在北美，他可能是与家翁相交最久的《星岛》旧部了。顾先生也常常向我们讲述他们以前在《星岛》有苦有乐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家翁这个老总在《星岛》大家庭里很得下属敬重，他对下属十分体恤，有困难者无有不帮忙的，有江湖式的义气，所以才有“大天二”之绰号。谈到这位《星岛》旧部顾澄沧，香港文化界有不少人认识他，他重义长情也是很多朋友所乐道的。顾先生夫妇和从前任职美国新闻处的赖显廷先生夫妇，是家翁晚年最亲密的“麻将友”。人家聚会旨在打麻将，他们打麻将旨在聚会。家翁未患病之前他们一星期聚首几次，家翁病后他们每星期都会来探望。近十年，固然因为家翁好客而家门长开，但翁姑也得到他们很好的照顾。有一次他们结伴坐邮船旅行，家姑刚中风康复，双腿无力，走远一点的路要坐轮椅，旅行全程就由这几位老友无微不至地照顾。顾澄沧住在对海旧金山，路途不近，可是每有约会，他总是管接管送。他经常从旧金山开四十五分钟车到阿拉美达接我翁姑，再开车回旧金山赴约，饭后又往返送他们回家，比服侍真的上司还要殷勤。这种友谊大抵是他在《星岛》时结下的，当今之世可能不易找到了。
家翁虽然从《星岛》退休三十多年了，但他对《星岛》和香港报界还是十分关心的。三十年香港报业无论从概念与运作都变了几个世代，有很多事情是隔了一个太平洋的家翁所不知和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每有香港文化界的朋友过境，都会请来与家翁一聚。我和纪安开玩笑说是为阿爸“补料”。凡有香港来的传媒“新料”，家翁都竖起耳朵听，听后他自作分析，议论滔滔。这是乐趣，也表示报人的心始终离不开报界，离不开《星岛》。
虽然离开了三十多年，《星岛》对家翁还是很尊重的。旧金山《星岛》的总编辑程怀澄兄对家翁十分推重，总裁刘世添兄更曾亲自诚意地邀请过他写专栏。家翁在饮食方面一直有固定写的专栏，多年来为《大成》杂志撰写记者故事，写报坛旧事又总不免涉及是非，故而推却了。家翁逝世时香港及美西的《星岛》均以报社名义发丧，世添兄帮了很多忙，胡仙小姐不但代付香港的讣闻费用，更寄来支票加入我们筹设的防癌讲座基金。
我们特别把《星岛》送来的花圈，放在灵堂最重要的位置，纪念家翁与《星岛》四分一世纪的渊源。
老记本色
阿爸最爱说记者的故事。铁脚、马眼、神仙肚是他那一辈记者的真实写照。那年头记者固被谑称“楂笔烂仔”，言论自由也不如今天的理所当然，当记者是时有危险的。采访时什么地方怎样恶劣的环境都有，所以行囊中必备干湿褛一件，用以防风挡雨，睡时抵抗木虱。阿爸说他的搪瓷漱口盅既作茶餐具，也作枕头。止泻成药不可少，还带备生大蒜以作肠胃消毒之用。
阿爸是战地记者，经历枪林弹雨，但始终无风无险，也没怎的受过伤，这固然是运气。不过，壮健的体魄和机灵的头脑是在乱世中保存性命的关键，他有很多“执番条命仔”的故事。其中一次在韶关，前面火车站已挤满难民，插针难进，后有日本的追兵。看着快要成为日本兵的炮灰了，这时一列军车经过，他听到车上说话的是山东口音，于是用他跑江湖学来仅有的几句山东话与车上的“老乡”搭讪，说他到过山东，学会讲山东话。就凭几句山东话，车上军官不忍这个懂自己家乡话的“老乡”落难，竟让他躺在车底的木板上把他载走。他躺着，贴面的是火车底，左右均是滚动的车轮，下面不到数寸就是铺满石头的路轨。他紧紧扳着头顶的一条铁杆，稍一松手人就会滚下路轨去，甚至变作肉酱了。就是这样捱了几小时，全身几乎麻了，但总算逃离险境，保存了生命。
这是他遇事机灵，“计仔”多端的一例。直到晚年，还是什么事也难不倒他的，因为任何事在他的脑海里总有办法解决，至少他相信会有办法解决。他为人热心，子女或朋友遇到难题，他就要帮手想办法。只见他眼睛一转，说：“如此如此行吗？”行不通？不消两分钟，他又有主意了：“这样又是否可行呢？”他的口头禅是：“我自有办法。”这就也是他的记者本色吧。
至于采访，他也自有一套，至今是否仍实用不得而知，可是听来却有一番道理。阿爸小学也未念完，但博闻好学，所以满肚子知识，这与他全力以赴做记者有关。他采访的一个板斧就是“投其所好”。三十年代访问著名的将军香翰屏，先做点研究功夫，知得香氏好舞文弄墨，自号“半个书生”，故于访问时先念几句香氏的诗作，再谈他喜欢的米体书法。香将军自是引为知己，遂谈得特别畅快。
阿爸虽然八十多岁，但头脑精明，每天读多份报章，不离老记本色，对时事国情最感兴趣。酒饭之间，主客畅谈。阿爸最高兴是客人到访，酒酣耳热，他爱议论滔滔，不过他比很多老人家更可爱的地方是，每遇到未听过、未想过的见闻，他立刻会集中精神，竖起耳朵恭听。纪安和我在香港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不少，每有过境的，我们都安排到阿爸家吃顿饭。阿爸从客人处得到新见闻新消息就十分开心。这种好学博闻的精神，是八十多岁老人家所难得的。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也会为他带回一些他未听过的见闻。纪安、纪临、纪旋都爱将自己工作上或听来的新事物，向爸爸报告，并且总是开玩笑说：“阿爸！这事情包保你不知道，未听过！”阿爸就会心急地说：“快讲！快讲！”每次我出差回来，甫进家门他第一句总是说：“有乜古仔讲我听？”
几个月前他的病况已不轻，不大出门了，饮食也只靠浓汤或稠粥以争取营养；又因刚做过化疗电疗，他常常还不太肯吃。一天我出差回来，他有几位老友到家探望，我进门他又问：“有乜古仔讲我地听？”我看到桌上的浓汤完全没有动过，就说：“您先喝了汤，我放好东西再说！”他像小孩子一样不依：“汤我一会儿会饮，你先讲出差的见闻。”他的老友提醒我他半天不吃东西，于是我坚持：“您先喝汤，我再报告。”他十分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喝了汤，然后催促我讲故事。
这种急于求知求听新事物的心，当是他的老记本色。这也是为什么他八七高龄，到去世前脑筋还是那么活跃的原因。
阿爸另一个可爱处是开明民主，不论你辈分多低，只要讲的有道理，他都会听。他在家里没有一家之主的架子，容许儿女自由发挥意见而不以为忤。我们在家习惯辩论，阿爸从不会以为被子女后辈冒犯，总是论理论道。阿爸拥护共和党，佩服李光耀，而纪安则推许民主党，我们对李光耀极有意见。闲话家常，陈家辩论政治政见，习以为常，有时外人反而看得过意不去。记得有一次戴天在座，饭后如常高谈阔论，戴天在旁频说：“你们怎可以这样对老人家呢？应该让他一点嘛！”谁知他们父子兄弟正乐在其中。
我翁姑都极富幽默感，朋友都视与他们聊天为赏心乐事。朋友若知道我甚至常与翁姑笑谈旧男友的往事，就可体会到他们的开明，就不说他们的年纪，不论他们出身于旧时代旧文化，翁姑的开明民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就以新一代的标准也是少见的。
认识阿爸的人，都知道他最关心政治和世界大事。这除了是记者和报人的触觉和使命感使然外，也出于他的爱国情怀。他那一代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在殖民地的澳门和香港生活过，而那些年头殖民地的人民是被欺压的，他深深体会到国家积弱不能出头，人民就会受苦。他也亲历日本侵略中国，遍地生灵涂炭的惨痛。抗战时期，他的爱国还是付诸行动的。在今天看来，阿爸是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更是毫不保留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与子女常常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他的子女是极崇拜他的，虽然他的政见极端，但子女都为有位爱国的父亲而骄傲。
家翁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一日，因食道癌而病逝加州屋仑的凯撒医院，留下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以及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这篇文章还未动笔阿爸就过世了，这是我对他最后的抱歉和遗憾。文章写成，也是我对他最真诚的敬礼。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完稿
周蜜蜜
“云姊姊”和《新儿童》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在香港中环大会堂低座的小餐厅里，我陪母亲黄庆云应约而至，等待着我们的，却是素未谋面的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她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儿童》读者，童年时居于香港，求学时去了美国，一直心仪《新儿童》的主编“云姊姊”，并且曾经和云姊姊通过信，又向《新儿童》投过稿，发表过学生作文……她这次和丈夫到香港，其中一个想达成的愿望，就是和童年的“偶像”云姊姊见面，倾谈。
当我和母亲走到那张预订的餐桌，便看见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满面笑容地站立起来，双手伸向母亲，动情地叫着：“云姊姊，您可好？我就是您的读者×××呀……”
其实，像这样的情景，我也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看见。母亲当年主编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半月刊《新儿童》，以“云姊姊”的笔名写稿，又设立了和小读者联系的“云姊姊信箱”，在香港的孩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编者和读者，都已年华渐老，但“云姊姊”和《新儿童》的魅力，还是依然存在。
最近，我为香港儿童文学探源计划编写《香江儿梦话百年》一书，特别请“云姊姊”——母亲黄庆云回忆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的旧事。
“回忆一个刊物的诞生和发展，也像回忆一个人的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一样，当中有着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母亲对我说。
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第五个年头。母亲随她就读的广州岭南大学搬到香港来，借香港大学的课室上课。而母亲那时是研究生，研究的专题是儿童文学。
根据母亲的回忆，当时香港有许多流浪儿童和穷苦的儿童，关心孩子的大朋友们发起了一些儿童福利的运动，和组织小童群益会及儿童剧场等。在香港大学教书的马鉴先生邀请母亲参加其中的一些活动。
儿童剧场是群众性的组织，由若干间小学校负责演出，招待校内和校外的儿童。小童群益会是一个慈善机构，收容流浪儿和擦鞋仔。母亲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小小图书馆，并且为他们讲故事。那时候，儿童读物是少得可怜的，演戏的剧本不够了，只好自己动手写；故事书不够了，就自己写自己讲。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出了第一个儿童剧《中国小主人》，以及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
不久，母亲又参加了青年会少年部的活动，并且经常应学校的邀请，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的实际需要，使母亲意识到为儿童写作的重要性。
同在这一年，母亲的论文导师，岭南大学教授曾昭森，问母亲愿不愿意编一本儿童刊物，他愿意负经济责任。母亲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了。由那个时候开始，母亲就一直当了十多二十年的儿童刊物的主编。这个刊物就是《新儿童》半月刊。
母亲主编儿童刊物的劲头很大，她当时是一名研究生，是拿学校津贴的，每天要给教授们做两个小时的工作，此外还要上课、写论文。编辑工作都是业余干的。另外管业务的一个同学也是利用课余的时间做的。纸张、印刷、广告、发行，什么事情都要管。但他们却雄心勃勃，一办就要办个半月刊，因为感到孩子们对时间的感觉不像大人，要他们等一个月就太久了。
由于母亲那时候很年青，脱离少年时代还不太久，对一切都比较有新鲜感。她自己写作的热情固然很高，收到外面的投稿，做第一个读者，也觉得十分有趣，特别是吸引孩子们应征的稿件，如作文、剪贴、图案之类，常常为孩子们丰富、天真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感到惊奇和喜悦。
母亲告诉我，给予初生的《新儿童》以有力支持的是许地山先生。当年他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从《新儿童》创刊起，他就为她写童话。第一篇《萤灯》，是写一个王子在国家被敌人侵略时，躲在一盏大的萤灯里面，深入敌后，终于打败敌人的故事；另一个童话是《桃金娘》，写桃金娘是一个勤劳的，心灵手巧，精通纺织的姑娘，她怎么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怀念。许教授对作品很认真，每次母亲到他那里取稿时，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母亲讲述创作的过程，像为了研究萤的发光看了多少材料，对“桃金娘”这植物经过多少的考证等等。许地山教授还和母亲讨论了童话的问题，并且鼓励母亲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童话。而每一篇稿子从二校起，许地山教授都坚持自己校对，以便有所修改。那两篇童话都是连载的。到《桃金娘》最后一段的清样出来后，母亲拿去给许地山教授校对完毕，没想到，第二天就传来他溘然长逝的噩耗。要是许教授能多活一些日子，香港儿童文学的园地必会开出更多绚烂的花朵来的。
同时，在香港的文艺界，给《新儿童》写稿的作家不少。鸥外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了几十年的儿童诗。他是极其认真的，连插图都自己动手，不假手他人，因为他的插图也往往是创作的一部分，很受孩子欢迎。
《新儿童》是一本综合性杂志，编者的设想是要使这本杂志成为儿童自己的。社长曾昭森博士是美国杜威教育理论的信徒，他相信民主教育而反对强制性教育，相信启发动机的教学法而反对强迫注入的教学法。至于我的母亲，出于对当时国民党的教育制度不满，同时也受了鲁迅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孩子”的影响，觉得孩子们应该接受真正的民主教育，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小大人，不要填鸭式地向他们注入传统的、腐朽的东西，要启发他们敢想，敢说，做一个读者也要做这个杂志的参与者。因此，杂志里凡是儿童自己可以参加的活动，都让孩子们参加。如什么集体连续的创作，修改作文，启发心智的剪贴、猜谜……，都是以孩子为主的，“云姊姊信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是一个答复孩子来信的信箱。在这个信箱里，除了知识性的问题之外，许多是社会问题，或是孩子们感兴趣的问题，都加以回答，并且在孩子中间引起讨论。在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引导孩子们立下大志去改造社会。由于重视孩子的地位，敢于推心置腹地探讨对未来的理想，因此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写信时称母亲为“云姊姊”，每天都有十几封以至几十封孩子的来信。
另外，《新儿童》里还有一个栏目，每期有两页是“教师之页”和“父母之页”。这一栏颇受大人欢迎，增加了编者和教师、家长之间的联系。这一栏的投稿人有庄泽宣、朱有光和唐现之等教育家。
在《新儿童》出版十四期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突然沦陷，母亲和香港一些文化人匆忙坐了一只小船，偷渡到澳门，吃了不少苦头。《新儿童》被迫停刊了。
一九四二年春，母亲从澳门回到了大后方桂林，把带去的《新儿童》卖了，得了一些钱，积极筹备复刊。在复刊的同时，举办了儿童戏剧的演出，演出的剧目有两个，都是母亲在《新儿童》上发表的，一个是《中国小主人》，一个是《国庆日》，都是以抗日为题材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欧阳予倩和熊佛西都给予很大的支持。田汉的女儿田玛莉、孟超的女儿孟健分别担任了两个戏的小主角，她们不过十岁左右，演技十分感人，引得许多观众都流出了眼泪。
在这段复刊时期，母亲和她的《新儿童》杂志得到好多儿童文学作家的支持，包括贺宜、施雁冰、金近、包蕾、金帆、严冰儿、严大椿、仇重、姜天铎等。读者的爸爸妈妈也常常写信给“云姊姊”，其中有著名画家兼作家丰子恺。他老人家对《新儿童》这刊物的感情很深，还常写信鼓励我母亲。而丰子恺的爱女丰一吟，更是当时《新儿童》上的“儿童通讯员”之一。由于当时《新儿童》面对全国发行，他们就在全国各地发展了一批“儿童通讯员”。通讯员们具备一定的文字水平，志愿经常报导当时儿童活动的消息。结果，参加的孩子十分踊跃，发展到千名通讯员。
一九四四年九月底，日本南侵，桂林失守，《新儿童》被迫再次停刊。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以后，母亲和杂志社同人回到广州复刊，在刊物上宣传和平民主，触怒了国民党，于一九四六年，广州市国民党当局勒令《新儿童》停刊。母亲把杂志搬回香港继续出版。
经过了几年的战火锻炼，也由于形势关系，《新儿童》回到香港出版之后，编辑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和有所提高，内容方面比以前更为接近社会。儿童通讯员大量的发展。好几个地方的孩子自动组织了通讯员联谊会，举行经常性的活动，包括有香港、澳门、广州、南昌、梧州、新加坡等地的通讯员联谊会，而联谊会与联谊会之间，也彼此互相通讯，更发展至东南亚和美洲。其中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读者，因为参加抗日，受到当局驱逐出境，到了香港，去杂志社里寻求帮助，结果和母亲及编辑们成了好朋友。
在这个期间，母亲常被一些家长邀请到家里做客，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母亲还被一位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家长柯麟，邀请到澳门去做客。
而《新儿童》的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包括了胡明树、黄谷柳、司马文森、华嘉、谢加因和绿渡。
后来，母亲得了助华协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院学习一年，《新儿童》还是照常出版。曾昭森博士把早期出版的《新儿童》，从一卷至八卷的作品，选编了五十种单行本，成了《新儿童丛书》。里面有落华生、贺宜等人的故事和童话集，还有庄泽宣给父母和教师的讲话，还有许多故事、诗歌、常识等等。过去由于编辑需要，母亲用各种化名写了故事、诗歌、常识、翻译等等，收集起来出版，约有二十种。
母亲由美学成回港，继续主编《新儿童》，到了一九四九年，又出版了给年幼的孩子们看的《新儿童画报》。但不到一年，母亲就不再编下去。因为广州解放，她和我父亲回到中国，中国政府为了帮助《新儿童》办下去，出版总署做了决定，用私办公助的方式，刊物的名称和编辑人仍旧，由广西省文教厅负责出版。
一九五九年，我母亲被调离该刊，到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当专业作家，还是以写儿童文学为主。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班牙文版本。后又担任了国际笔会广州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