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儿童》，香港现在的作家、知名人士林燕妮、蒋芸、韦基舜、陈永明、罗冠樵、孙述宪等，都满怀思念之情。而我自己，又何曾不是在母亲和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影响之下，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呢？尽管小读者们变成了“老读者”，但他们心目中的“云姊姊”和《新儿童》，永远是他们成长中的良伴。
胡菊人
复观先生与香港
罗孚大兄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编一部书，讲香港的人和事，从三蕃市打电话到温哥华给我，叫我也写一篇。我说写什么呢？他说写徐先生好了，他指的是徐复观先生。不愧曾为资深的总编辑，能为作者点出可写的题目，我想到，徐先生与香港关系相当深，便答应下来了。就仅是他与罗孚大兄的交往，就是香港文化界的一段佳话，而这只可以在香港发生，不可能在台湾，更不可能在大陆，就算是在海外其他地方，如欧美澳及东南亚，也绝少机会能出现同样的交往，此所以香港之为香港，而复观先生之在香港，正可以显出香港独一无二的特性。就凭这一点，就值得一写。
有人可能说，罗孚大兄与徐先生的交往，不过是“统战与反统战”的交往而已，单纯在政治层面上看固然可以这样说，然而我有另外的看法，因为戴天和我也和罗孚大兄多所交往，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照交不误，这个交往不是“交战”，而是“交友”，我们的交往是有友情在的，因为彼此都读对方的文章，彼此都有共同相识的朋友，彼此对文学艺术有相通的话题，我们如此，徐、罗之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的交往更为频密，亦有互相赏识的交情，不应简单地将这种交往作“政治统战”的“庸俗化”，我毋宁视之为文化界的佳话。
有一段二十多年前徐先生告诉我的故事，可以在此一说。徐夫人王世高女士在七十年代初，在台大医院检验证实患了肝硬化，医生说只有一年寿命，这对徐家当然是很大的打击。在屡医无效之下，徐先生听说福建出产一种专治肝病的成药，市面上虽然到处买得到，但假冒的实在太多，为了买到真的，便请罗孚这位老友代为购买。以当年罗孚大兄作为《新晚报》总编辑这样重要的共产党干部，买国产成药当然买到正货。
买来以后，徐先生很高兴，殷殷地劝徐师母服用，岂料徐师母竟断然拒绝，说道：“共产党来的东西我不要吃！”反共如是坚决，简直置生死于度外，实在罕见。这种药相当贵，在屡劝无效之下，徐老也实在没有办法。不过后来他们的大儿子武军来港探视双亲，对母亲说：“妈妈，这是好东西呀，很有用的。”做母亲的听儿子的话，就服用了。
这样继续服用约一年之后，再到台大医院检查，医生说肝硬化竟完全好了。因而在一九八二年我到台大医院探望徐先生的病，由高信疆兄陪带我去，徐先生已在病危之期，躺在床上，双腿已全无知觉，有两位他的女学生替他腿部按摩，频频问他有没有感觉，徐师母坐在一旁，日夜操心劳累，我们劝她保重休息，她说：“我没啥关系呀，我的命是捡回来的，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指的就是吃罗孚大兄代买的真药而言。这样说来，罗大兄岂非间接救了徐师母的命，于徐家有恩？
这就是友情的交往。为什么我说是佳话呢？因为我想到《三国演义》里羊祜和陆抗的故事，传为千古以来的美谈，徐、罗之交，也有这样的意味。我是从两个故事都有“送药”之举而联想到的。读者请毋说我是美化的附会，诚然，二十世纪的香港和三世纪的襄阳，无论在任何方面都不相同，羊、陆和徐、罗的处境和形势亦全然相异，似乎不能相比，但是，两者毕竟也有相同之处。
羊祜和陆抗是处于敌对的阵营，而互相信任和尊重，而有所交往，对方送来的酒和药亦照服无疑，但又不失自己的原则与立场，真正是“其争也君子”。那段时期，罗孚是属于中共的阵营，徐复观是属于反共的阵营，在思想上可说是针锋相对，然而能互相聆听彼此相反的意见，坦诚相往来，试问与羊、陆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交往，难道没有可以相媲美的地方吗？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这只能在香港发生。在那个年代，这种交往，如果在台湾，就会被送去火烧岛，如果在大陆，就会在政治运动时期，成为一种“罪状”而被批斗。事实上，在纯红纯蓝的两个世界，是不容对方有立足之地的。但在香港，却可以容许各种政治颜色的存在，并且互相对照和接触，认为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就是香港可贵的独特之处。
复观先生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同样足以亲显香港这个殖民地的特性。那是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创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没有查证当时香港有没有这一类以学术文化政治思想为主旨的综合性高水准杂志，但我相信这可能是最早出现的一本。已结成在《徐复观先生传略》中概括《民主评论》所走的路线，这样说“从政治理想与文化理想的层面反对马列主义，出版初较重政治评论，到五五年前后则渐渐转向专谈文化问题”。他又总结徐先生在《民主评论》所发表的文章的路向，“除了评论时事外，着眼处大要有二：一是提出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常道的重要性；二是阐释民主精神与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本精神可以相通的地方”。这个总括是确当的，也标示了《民主评论》在当时文化荒芜的香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有名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是在《民主评论》发表的。
牟宗三先生说：“民四十至民五十，十余年间是《民主评论》之时代，吾与唐君毅先生许多关于中国文化之文字皆在《民主评论》发表。去障去蔽，抗御谤议，皆徐先生之力。那时新亚书院初成，极度艰难，亦多赖《民主评论》资助，此亦徐先生之力。所谓新亚精神实以《民主评论》之文化意识为背景。人不知此背景，新亚精神亦漫荡而无归矣。”
徐、罗交往固然只可以在香港发生，《民主评论》之在香港出版，亦有其时空的特殊意义，为什么要选择香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香港更适合。在是时中国人社会中，香港比之大陆和台湾，在文化、学术、思想、政治等问题的探索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同时，在香港发表什么言论，刊出什么文章，在大陆和台湾的上层人物及党政机关，都可以立即读到，或者，会由他们的驻港人员，即时向上反映，在港的左右中各派人士，亦会有立时反应，不过更重要的，是香港自四九年以后，即成为海外华人的文化输送中心，在香港办刊物，可以通达到世界的华文读者手上。
《民主评论》的创办，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据徐先生在《民主评论结束的话》中说：“九万港币的预算，由郑彦棻和陶希圣两位先生，当着奉化蒋公面前，各承担一半。接着陶先生的一半，没有拿到，奉化蒋公再拨款补足上数。”但徐自己从创刊到停刊十七年间，没有私下领过一文钱，还多少赔贴了一点。这些钱都用在出版杂志及帮助文化界朋友身上去了。不过，国民党有人说话：“徐某拿了国民党的钱，来骂国民党。”这大概是因为，《民主评论》倡导民主自由，自是免不了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徐先生认定这是“由反省而更生”所必需的，但不为国民党顽固保守分子所喜。照此看来，他在台湾的五、六十年代，是不能出版像《民主评论》这样的一份刊物的，否则，就会得到《自由中国》半月刊那样的下场。而他也因为在《自由中国》写了一篇《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又与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多所交往，惹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困扰。所以，香港为他办刊物提供了台湾所无的“免于困扰”、“免于恐惧”的自由条件，不能不说，徐先生实亦受惠于香港的自由。
至于生活方面，香港亦与徐先生结了不解缘。他在一九四八年与《华侨日报》的岑维休、岑才生先生相识，自始至终保持纯厚的友谊。据徐先生年谱说：“三十年来，《华侨日报》提供了现实权势之外的立足地。”这“立足地”三字，除了是给他发表文章、针砭时弊的“地盘”以外，亦指经济上的支助。据他告诉我，他在《华侨日报》每星期写一篇专栏文章，每月酬劳是港币二千元。这在六、七十年代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目，是在教书薪酬以外，相当有力的补助。
他虽在香港办《民主评论》，但长期在台湾居住、教书，间中来港，总编辑先是张丕介，后是金达凯两位先生，他大概是约稿、撰稿和主持编辑政策。真正以香港为家，是他在一九六九年来新亚研究所任教以后。而他当时在台湾，实在是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在教书十多年的东海大学受到了排挤，被逼退休，原因之一是宗教信仰问题，据说这家由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大学，当时的董事会曾有这样的警告：“学生受洗的所以少，是因牟宗三、徐复观讲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的学校，不是为中国文化办的。”又要东海大学教中国文化的人，保证学生信仰基督教。徐复观先生在校务会议上予以反击。这是他被迫退休的主因。（不过后期东海对他很尊重，在图书馆特辟纪念室。）
在失业的情况下，台大哲学系曾经排了三小时兼任课给他，却被反对掉了。辅仁也曾经想找他，也没成功。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形，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坚贞，为教会学校所不能容，另一方面是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曾与《自由中国》、雷震、殷海光等，在民主自由思想上同声同气，为当道及其爪牙所顾忌，才会找一教席而不可得。正好在那时候，唐君毅先生赴台，邀他到新亚，他在晚年，乃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
他初来港时只租一小房子，放一床及两沙发，我去看他，坐在沙发上膝盖就顶着床沿，他一样豪情万千的谈话，及后在美孚新村买了房子，太太也来了，显然有安顿下来的决心。他刚搬去不久，发现太多从楼上丢到街道的垃圾，连女用卫生巾都有，便要我把《明报》上的专栏位置借给他一天，他写了篇短文痛斥。过了两天，他高兴的告诉我，垃圾没有了。从这可见出他对新居公共环境之关切，也可表现他安居于港的心情吧？
我想他在香港是快乐的，来到新亚，这里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志同道合之士，这是文化理想的安顿，能够自由地发表文章，评论时政，著书立说，这是思想、心灵和生命的安顿。所以有人劝他回台湾，按他的学生司马文武记述，他感叹地说：“每次回台，申请签证常遇到困难，要麻烦老朋友帮忙，而且如果住在台湾，能够爱看什么书刊就看什么吗？爱怎样写就怎样写吗？有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但在香港却毫无窒碍。
可见他对香港的自由，是非常珍惜的。这种自由，在看书写作之外，还有，在香港教书，他不会受到上述因信仰方面、政治方面而来的那种困扰。此外在那时候的台湾，与雷震那样的交往，会有麻烦，但在香港，与罗孚那样的人交往，亦怡然自在。于是，一个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儒者，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精神的学人，在香港的自由气氛之下，乃有如鱼得水之乐，从早年办杂志，写文章，至晚年教学著书，抒发和实践其职志。这种自由，在台湾是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的，徐先生已不及见了。我之特别标示这一点，是要说明徐先生与香港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乃在于香港有充分的自由。这是香港最珍贵的特质，希望永远不会失去。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马国亮
梁厚甫首创怪论
读他文章的人，知道他叫梁厚甫。老朋友则管他叫梁宽。前者是笔名，也是别号吧。后者才是他的原名。
又是宽，又是厚，颇有点宿儒的味道。加上衣履修整，举止稳重，初识他的人，看他有点道貌岸然，以为他不苟言笑，不禁肃然起敬。
起敬是可以的。以为他是岸然道貌的宿儒，就大错特错了。梁厚甫其实是个十分风趣的人。其所以给人错觉，因为他不是嬉皮笑脸的风趣，而是不形于色的风趣。你问，梁先生贵庚？他会反过来先向你请教。你说今年虚度七十了。他就回你说他是七十一。你说八十，他就说八十一。总要比你大一岁。我曾经用尽旁敲侧击的方法，才知道他是一九○八年生的。照中国的习惯，今年应是九秩大庆了。
表过他的年岁，再说他的生平。他在广州的岭南大学附中读书，随后就在苏州东吴大学念法政。毕业后没有做官也没做律师，却投考了上海海关当关员。虽是个金饭碗，他却对每天在旅客的行李和商人的货物里找岔子没有兴趣。他羡慕无冕帝王。于是摇身一变成为记者，从此义无反顾，终其一生在报业中打转。不过他在海关不是没有收获的，而且收获很大。他在海关认识了一个同事——一位年轻姑娘。这位姑娘后来就成为他的贤内助。
梁厚甫凭他的才智，他的一枝生花妙笔，先后在《大公报》当编辑，在《工商日报》、《新生晚报》当总编辑。与他总要比你长一岁的怪念头有关，喜欢称老。五十年前，曾以“冯宏道”的笔名，冒称七十老人，写有关老年人的文章。但他最为自豪的是，他第一个首创了“怪论”。成为香港的热门话题。其后由高雄以“三苏”的笔名续写。七八十年代，哈公每日在《明报》写“怪论”，人以为是创举，其实不然。他和高雄是《新生晚报》的双璧，二人还联同写了《经纪拉日记》，以一个经纪日记的方式，描绘了香港社会的百态。
与其说梁厚甫怪论，毋宁说是妙论。例为贾岛的“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故事，他却说北方的僧寺，是设门而不设键的，设键的只有尼庵。贾岛诗里的门，如果是僧门，便无需敲；要敲，自然是僧尼私会。所以韩愈建议用“敲”字时，实在是开玩笑。
这是妙论也可以说是怪论。我没去考证是否僧寺与尼庵有无设键之分。他就是有与别不同的见解。
他的记者生涯最后的一个职务，是当上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的驻美特派记者。这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长留美国。当年他给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寄去了几篇评述美国政局的通讯。《南洋商报》立即要聘用他当该报的驻美特派记者，但当美国的正式记者，必须加入诸如记者协会之类的会员，才有资格进入美国衙门如国会等部门采访。而成为协会的会员，又必须有年薪二、三万元以上的记者才能参加。三四十年前，年薪二、三万元是相当高的。《南洋商报》也很大方，毫不猜疑地答应这些条件，这样，梁厚甫从此担任这职务二十多年，直至退休。
他写的美国通讯，殚精抉微，确有一手。他有他的个人见解，不是人云亦云。《南洋商报》赏识他，不是偶然的。他的通讯，不只在新加坡受到注意，在中国大陆也大受欢迎。大陆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便经常转载他的通讯。《参考消息》每期销路达五百万份。以平均每份有两个读者算，就有一千万人，所以梁厚甫的名字，在大陆是家喻户晓的。比诸人谓柳永的词，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可说尤有过之。
中共建政以后，梁厚甫从未涉足大陆。我不只一次对他说，不妨回去看看，他一定会受到礼遇，一定大受群众的欢迎，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很热衷，只说待有机会就会去，现在却不可能去了。香港新华社的副社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慕名要见他，曾将此意向《良友画报》的主持人伍福强透露。伍即托我向他先容，梁厚甫却久久都不表态。一直到乔辞去了新华社的职务以后，我告诉他并再提此意，他才答应了。伍福强为此特在游艇俱乐部宴请了双方，实现这一会晤。其实，乔见他并无什么政治目的，当天谈的也只是一般的话题而已。也许他认为身为记者，不愿和政坛人物有私人来往，而应该保持超然的身份吧。
《良友画报》一九八四年由原创办人伍联德的哲嗣伍福强在香港复刊。我应邀由上海到香港为该画报跑龙套。梁虽是驻美记者，每年却有一部分时间在香港，我偶然也请他给《良友》写点东西。八六年我开始请他每期写一个专题，为他开一个专栏，论述国际问题或社会问题。他慨然答应。从此他每期都按期交稿，即使在他夫人病笃的时候也不误期，是个重言诺的人。这工作一直继续到他不能执笔为止。
他的文章离不开妙论。香港的“一国两制”，他说两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世界自从有了两制，双方从未有过正面的交锋。韩战是中国的志愿军去打联合国。越战是美国的顾问们手痒去打越南的游击队。两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欢喜冤家”，是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冤家。像大公司里面的董事们一样，尽管各人的利益有冲突，各怀鬼胎，但为了维持目前的赢利，还是有讲有笑。香港的重点是经济，至少可以维持口和心不和的朋友关系。他劝港人不必担心，用不着急急去排队移民。这是八六年他讲的话。
梁厚甫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以记者的角度，对美国上至政府的历年政策，下至一般的社会生活，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说到许多人都羡慕美国生活，以为美国人都有自己的洋房、汽车，高度享受，舒服无比。真实的情形并非这样。美国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增加财富，就大力鼓励高消费。方法就是教你寅吃卯粮，先花未来钱。地产商在远离工厂的地段用廉价买来了土地，盖了房子，然后例如以五万元卖给你，容许你三十年分期付款。三十年后，你连利息付出的款是三十五万元。那时你也老了，房子也快烂了。中途如果你失业，无力再付房价，便把你用于抵押的房子收回。昔日的房子主人，只好露宿街头。因此全美各地都有为数极多的露宿者。还有盛行的信用卡，都是教你先花未来钱。凭信用卡可以不用现款到百货店买这买那，到饭馆大吃大喝，等到银行寄来账单时才大吃一惊。
因此美国人生活表面看来快活逍遥，其实一辈子担着枷锁，为还债发愁。
当然他并不是全盘否定美国。譬如他对中国的孝道就认为不如美国的办法好。中国人提倡孝，认为天经地义。子女必须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梁厚甫却认为这观点有悖于《礼运大同》的说法。按《礼运》是《礼记》中的一篇，是春秋时代儒家学者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构思。其中有说，“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意思就是说，不光是自己的父亲才是父亲，别人的父亲也是父亲。因此梁厚甫认为，如果只孝自己的父亲，便是违背了《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公”了。所以凡是下一代的人，都应有养育上一代人的责任。如果只孝自己的父母，而管不管别人的父母冻馁，就是自私，就不是《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公。这里他便赞同了美国的社会安全制度，由社会去赡养老人，让社会去尽孝的办法，更能全面兼顾。因为有人收入好，照顾父母没有问题。收入不好的，就有困难。个人尽孝是不足为法的。
梁厚甫反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说法。他说这话等于说，社会除了有法律的架构以外，还有一个叫“江湖”的架构。他对武侠小说提倡的“任侠”、“义气”、“替天行道”不以为然。即使在贪污枉法的官吏横行时，不得不自行执法，但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应该对此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不应加以肯定。“任侠”是违反法治精神的。人人都自行执法，岂非天下大乱！
光有法治也不行。必须还有自由和民主。
因此他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与众不同。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争取民族的自由，有了民族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民生主义是求取法治。他认为健全的法制，还未必能达到健全的法治。他以美国国会走廊中的资本家说客为例，这些说客目的在游说修改法律或立例迎合他们的利益需要，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民生说的经济范围内，要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至于民权，则是指民主，就不需解释了。
他认为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代表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这是孙中山先生的真知灼见之处。
以上略举梁厚甫对一些问题的论点的解释。是不是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你说他标奇立异也好，说他语不惊人誓不休也好，是怪论或妙论也好。也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你总会觉得他的说法与别不同，甚至闻所未闻，有新鲜、不落窠臼的感觉。
这就是梁厚甫的所以为梁厚甫。如果说他的话是怪论，也无非是道人所不道而已。
梁厚甫的夫人于九一年去世，自此他过着鳏居的生活。九二年春，他本人也不幸中风。经抢救后一般的体健虽告恢复，后遗是言语有障碍，也不能书写。偶然也看看书报。不过据他的女儿说，看书报恐怕只是略一过目，不可能集中注意领会了。一代名家从此辍笔，能不慨然！
马国亮
素描黄永玉
给黄永玉兄画像的人已经不少，我也来添上几笔。
去冬，永玉在香港开个人画展，给我寄来一张请柬。请柬内有几行字，开头说，“七十四岁是漫漫长路”。
又说，“我在香港开第一次画展时才二十三岁，到今天第九次时，您看，七十四了”。
然后又说，“请来参加画展的酒会”。
我比永玉大好几岁。要不是近年体健远不如前，我会跨过太平洋去看他的画展的。永玉是个勤奋的人，他一定有许多新作。有人开画展，即使有五、六十幅，风格都是差不多的。永玉的画倒常有不同的风格。读他的画是一种艺术享受。不去是心里痒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