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分歧，俗谛桎梏，造成了师生的分裂。而这桎梏也的确影响了金应熙的学术成就。
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但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多元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例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是从“财政与税收”入手来研究明史的。书成，寄往剑桥。李约瑟博士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传为趣谈。【45】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段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派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二十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辞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棋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梁为“枭獍”，把梁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46】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梁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据说，他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并且看得出来，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47】，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的报道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从反右到文革，左派一浪高于一浪，最后到达举国疯狂的地步。巴金在文革过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画。许多人在初时真地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著之书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地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彷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却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份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要确切地说，把身份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冲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48】，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49】的透露，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的【50】。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注，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金应熙的“师门恩怨”，不论是对做老师的陈寅恪，或是对做弟子的金应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那就让它的悲剧性加强吧。纵然陈学失传（我相信不会），若能令人们更加警惕，免使悲剧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写于雪梨
注释
【1】 陈华《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悲悼金师》，《岭南校友》（第二十期），岭大广州校友会编。
【2】 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一九九一年。该院成立于一九八零年，金应熙担任副院长。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同时建立了港澳史研究室，开中国大陆“香港学”热潮的先河。
【3】 同上。
【4】 黄标熊，前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梁秩秋是他的助手。他们编著有《香港起飞的奥秘》，一九八七年七月辽宁出版社初版。
【5】 《香港概论》，杨奇主编，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下卷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6】 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宦海飘流二十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7】 简又文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及《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于一九五四到五九年间，在其香港祖业“寅圃”完成。列为“猛进书屋丛书”，由“简氏猛进书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号寅初而得名。“猛进书屋”则因简氏藏有隋代名碑“刘猛进碑”而得名。
【8】 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二页。
【9】 《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10】 联语见王屏山、梁石、胡景剑等人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华社香港分社及邹云涛女士的唁电。
【11】 “华南四大天王”为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
【12】 褚石、徐骥编著《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六王曹渊赛”纪事诗见卷一徐骥之《自题棋史并答谢梁羽生先生》。有关“近代棋坛盛衰”之论述，见卷一《梁羽生序》。
【13】 同上。
【14】 北起沪、扬，南为穗、港。
【15】 象棋史上的“东南大战”指一九三○年十月间在香港举行的东华、东南选手比赛。代表东华的选手为周德裕、林奕仙，代表华南的选手为李庆全、冯敬如。结果成和。
【16】 “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擅长当头炮，冯敬如擅长单提马，卢辉擅长五七炮，李庆全擅长屏风马。
【17】 业余棋手陶汉明，一九九四年全国冠军。
【18】 梁羽生《杂写金应熙》，《笔、剑、书》，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初版。
【19】 龙飞立《剑气箫心梁羽生》，《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香港伟青书店，一九八○年十一月再版。
【20】 陈寅恪《论〈再生缘〉》：手抄本，一九五四；香港友联本，一九五九。
【21】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22】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23】 蓝于《李商隐诗论稿》，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版。蓝为香港《大公报》前副总编辑、英文版总编辑李宗瀛之笔名。
【24】 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25】 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26】 梁羽生《笔、剑、书》，第十一至二十一页。
【27】 李商隐生于公元八一二年，章士钊生于一八八一年，陈寅恪生于一八九○年。
【28】 金应熙《陈寅恪》，《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版。
【29】 万尊嶷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一月初版。
【30】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日再版。附录：周策纵《论胡适的诗》。
【31】 同上。
【32】 同上。
【33】 见胡守为为《陈寅恪之史学》所写的序。
【34】 梁羽生《名联谈趣》，第二百六十四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35】 梁羽生《悼沙枫》，《笔不花》，第一八五页，中国友谊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初版。
【36】 孙述宪《万花筒是不容易研究出结论的》，香港《信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