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师看了笑道：“这首诗用典较多，有些还是僻典。怪不得不如语浅意深的“岭南非复赵家庄”之“抢手”。”我也笑道：“可见还是通俗的好，至少容易被人接受。”当时我已写了将近十年的武侠小说了。金师也曾和我讨论过章诗所用的“古典”“今典”，后来我写成了《章士钊的南游诗》，《章士钊赠陈寅恪诗》等篇【26】，其中部分意见，就是得自金师的。
李商隐（义山）、章士钊、陈寅恪，一古二今，相隔千年【27】，风格有异（虽然陈寅恪并不认为李商隐的诗是上品，但他们的诗风却是比较接近的。章士钊诗则有宋诗的哲学性、论理性，另树一派。）
我说陈寅恪的诗和李义山的风格接近，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
一、他们的诗都有一种迟暮的感伤情调。李义山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陈寅恪的：“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等等。迟暮情怀，如出一辙。细审之，则李义山多了几分纤柔，陈寅恪多了几分秋苦。这类诗篇，也是陈寅恪更多。
二、他们的诗，都“不容易懂”。蓝于说，义山诗之所以难懂，“一是因为他爱用典，而且有的到现在已成为僻典，一是他不少诗因为在当时有所关碍，不得不隐晦”。这个解释，完全可以用在陈寅恪身上。“古典”“今典”，有如“暗码”（用余英时的说法）。目前，出现的注家已有余英时、冯衣北两位。立足点不同，“各有各精采”（港人惯用语）。陈寅恪的诗有如今之西昆体，如果由金应熙来作“郑笺”，可能更加精采。金应熙晚年对“陈学”甚有贡献，收在《中国史学家评传》【28】中的《陈寅恪》就是金应熙写的。
谈到现代诗词，当然少不了毛泽东的。解放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毛泽东诗词，只有《沁园春·雪》一首。只此一首，已足以令我们倾倒。后来读得多了，我觉得毛泽东（诗词方面的毛泽东），有如一个天份极高的业余棋手，水平亦极不稳定。“佳作”固可傲视苏辛，“劣作”则似尚未“合格”。毛泽东诗词的两大特点，一是才气，一是霸气。《沁园春·雪》正是将这“二气”发挥得淋漓尽致之作。到了晚年，他给我的感觉，已是“才气渐消空霸气，翻成粗俗失粗豪”了。粗俗粗豪，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像“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之类的“豪言壮语”，恐怕只能说是粗俗而已，不知道这是否与他的晚年心态有关，一个人到了“天下莫予能毒”（谁都奈何我不得）的地步，军国大事都可信口开河，诗词小道，又何足以劳神推敲耶？
一九六三年一月，郭沫若有《满江红·和毛泽东同志》一词。词中有一组对偶句，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对仗虽略欠工整，还算不错。毛词原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五洲”、“翻腾”“震荡”都是同义词；“云水怒”“风雷激”也是一样意思。虽云可以加强语气，究有“关门闭户掩柴扉”之嫌。我当时正在研究龚自珍，又知道毛泽东也很喜爱龚自珍的诗，于是就把毛词、龚诗，各取一句，集而为联：“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并用作小说回目。
“百年”句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第七首：“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百年淬厉”在原诗是指家学渊源【29】，我则用来比喻新中国的兴起，中国有如一把宝剑，经过近百年来（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百年，取其约数）水火（苦难）的淬厉，终于大放光芒。有位朋友和我说：“把毛主席的词句，拿来做武侠小说的回目，不大好吧。”幸好那时“文革”尚未开始，否则恐怕还会给人以“大不敬”之罪。
文革结束后，我拿这个回目给金应熙看。他说，“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上句写空间的壮阔，下句写历史的突变，意义完备。赋龚诗以新意，也是一个再创作。我放了心，看来金师还是我所认识的金师，最少，文学观点上仍是一如往昔。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金应熙能够背诵那么多诗词，我却从未见过他的诗词作品。不知是否正由于他懂得太多（只唐诗就有二万多首），而他又太过追求完美，总觉得难以胜过前人，因而搁笔。
在象棋方面，他熟读兵书，却和国手总有一先以上的距离，恐怕也是由于不敢创新之故。我所认识的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要说他已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思想影响，恐怕亦非事实。只就象棋与诗词而言，他就未能冲破自己所造的茧。
左倾·迷惘·反思
我们那个年代（三、四十年代），正是左倾成风的年代。左的思潮，来得更早，早在金应熙出生之前两年，随着“十月革命”（一九一七）的一声炮响，就挟马列主义以俱来，冲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已经有文化名人在写“新俄万岁”词了。这首词调寄《沁园春》，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如下：
季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因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从起谁欤？
你猜作者是谁，如果不是词中有“老胡”二字，你猜得着是胡适吗？
据《胡适杂忆》一书【30】的“附录”【31】所记，胡适此词作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夜。原来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年三月俄京已经爆发过一次规模颇大的暴动，史称“三月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先驱了。“乌衣蓝帽”是当时俄京参加三月革命的大学生的服色。“独夫‘沙’”即沙皇。
想不到吧，反对“革命的变革”，宣扬“要一点一滴地改良，进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当年竟是如此充满激情，向俄国革命高呼万岁。胡适尚且如此，何况一班不满现实的少年。“左倾”成风，良有以也。有人认为，毛泽东那首《沁园春》也是受到胡适这首《沁园春》的影响的。【32】
余生也晚，并没受到胡适影响，在“左倾”方面影响我的，首先是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后来方是金应熙和岭大一班“进步同学”。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救亡日报》应运而生。郭沫若挂名社长，夏衍主持。创刊于上海，随战火而南迁，一迁广州，再迁桂林。桂林时代的《救亡日报》已经从“国共合作”的报纸，变为从头（头版评论）到尾（报屁股副刊）完完全全的“左报”以至“共报”了。因此之故，新四军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后被迫停刊。
《救亡日报》好似为我们打开一面窗，它报道共区的“新貌”，报道共军的抗敌事迹。年青人求知欲强，好奇心重，《救亡日报》的评论和报道正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然，还有副刊，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杂文，我们都很爱看。许多左翼作家，也是在《救亡日报》开始认识的。
如果把《救亡日报》比作“开窗者”，则金应熙堪比“指路人”。我认识他的时候，在他身边正围绕着一班进步同学（差不多都是岭南“艺文社”社员）。我们偷偷传阅毛泽东的著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金应熙请教。陈寅恪有论中国近年之学术思想的名言曰：“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感有显著之变迁。”【33】“外缘薰习”，佛家语。“薰习”亦作“薰染”。“外缘”与“内因”对称，例如种子是“内因”，必须有适当的土壤、水份、阳光这些“外缘”，种子才能发芽生长。此即“因缘和合”之说也。“薰染”则与“共业”有连带关系。生在地球上的人缘由“共业”。同是地球人，香港人和“大陆人”又有很大不同，是故大圈圈内有小圈圈，大“共业”中有小“共业”。各个圈圈的种种现象，均由有“共业”者的“薰染”而成。更缩而小之，在我们那个时代，同在康乐园（岭大校园）而又以金应熙为核心的那个小圈子亦是“共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师友间交互影响等等构成外缘薰习。我觉得陈寅恪此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个人的思想变化。
陈寅恪是把“世局激荡”置于“外缘薰习”之上的，对我（相信对金应熙也是一样）而言，确是如此。抗战胜利，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谁知内战继之而起，越来越剧；“国统区”内，贪污腐化，亦是与日俱增。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到了金元券出笼（一九四八年八月），政府严令有黄金外币者必须兑换此卷，而此卷瞬息即成“废柴”（无用之物），一时反内战、反饥饿呼声四起。“中国大地此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一向潜心治学的大学问家陈寅恪也禁不住而有《哀金图》之作。这也是在《陈寅恪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七言古诗，开头四句，即点出金元券之为物与“废柴”等。“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湿柴待干尚可爨，金圆弃掷头不回”。中段写抢购风潮、民生疾苦种种惨状，“米肆门前万蚁动，颠仆叟媪啼童孩。屠门不杀菜担匿，即煮粥啜仍无媒。人心惶惶大祸至，谁恤商贩论赢亏。百年互市殷盛地，怪壮似此殊堪骇。有嫠作苦逾半世，储蓄银饼才百枚。岂期死后买棺葬，但欲易米支残骸。悉数献纳换束纸，犹恐被窃藏襟怀。黄金倏与土同价，齐高弘愿果不乖”。抢购起风潮，人人只要货物，不要金元券。抢购米粮最为厉害，力弱的老翁老妇只有“碌地”的份儿，最后弄到屠夫不肯杀猪牛，卖菜的小贩也藏匿起来。想煮粥吃也没煤炭。又通过一个寡妇的“棺材本”也被吞没的事做例子，具体说明金元券之灾。最后点出乱源所在：“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咍。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陈寅恪在这里郑重指出，国民党失败的主因，并非是由于打不过共产党，而是因为失了民心所致。
这首诗是在一九四九年（己丑）夏天写的，推前几个月，广州口传的一副春联（是否曾公开张贴，不得而知）亦已有同样的抒发。联曰：“金圆，今完，完了晦气归旧岁；己丑，已有，有些希望接新春。”【34】陈寅恪之诗可作上联解释；下联“希望”云云：则因在那年春节前，国共和谈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也。
时局的恶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变、青年“左倾”的主因。同时也造成了岭大风气的改变。岭大是教会大学，校园环境优美，有如世外桃源。学生一向不大理会政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陈寅恪作《哀金圆》之前的两年左右，国民党的“大厦”已经有了“将倾”的迹象。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军事的逆转。本是国优共劣的，渐渐转为国共相持、互有进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共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边；陈（毅）粟（裕）野战军攻入豫皖苏，三路大军，互相配合，驰聘于江河淮汉之间，与国民党互争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这个时期的金应熙，也好像开始把自己研究的重点从学术而转向政治了。他应学生的要求，举行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他是综合外国通讯社加上新华社所发的英文稿的，资料详实，分析全面，很受学生欢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对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庆和，容庆和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金应熙则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有一天他和我谈起容庆和，说容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观察》）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了’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过了不到两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报》，和容庆和（笔名沙枫）【35】成为同事，没多久更从同事而成为好友。他听了我转述金应熙这段话，也是微喟笑道：“他怎么倒羡慕起我来了。我做的资料工作，谁都能够做。他研究的‘四裔学’，却有几人能够。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枫在《大公报》，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个脚踏实地的新闻从业员。
又过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应熙当年何以曾有志于“四裔学”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顿兴之故。虽然这个原因并不是从金应熙口中说出来的，却见之于他的笔底。在金应熙晚年为陈寅恪所写的评传中，谈及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的所得，“二十世纪前期的东方学者研究曾以我国周边各族历史和佛学翻译文学为其重点之一。陈寅恪求学德国时的教师也大都有这方面的专长……他回国后深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开设‘佛教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课程”。“我国周边各族历史”的研究，即金应熙曾有志于此的“四裔学”也。陈寅恪任教清华时，对研究生的指导包括五个方面（请恕此处不详述。有兴趣者请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陈寅恪之史学》），其中颇有与“四裔学”相关，或可以划入“四裔学”范围者，如“蒙古文、满文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金应熙盛赞：“（以上各门）都是陈寅恪在留学时研究有素而在我国当时还几乎是全新的学术领域。”“新领域”、“死东西”可以构成一副妙联，而四十年前后，对“四裔学”认识的差异，亦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其实金应熙也不是不认识“四裔学”的价值，否则他不会在战火纷飞的日子还放不下。他受乃师的影响致力“四裔学”，受时势的影响放下“四裔学”，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诚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也。
研究转向的例子不只一个，另一个更显着、也对金应熙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经济学。他不但自修，还上经济系的课。旁听一位刘先生开讲的“经济史”。这是经济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大学课程，除非特别标明是“中国经济史”，否则单说“经济史”的话，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刘先生和金应熙同是讲师（可能级别略高），年龄也只比金应熙大几岁。我曾问金师，为何来旁听刘先生的课，他答：“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懂得比我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强调“经济基础”的，把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因素。金应熙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别选修刘先生的课，则可能是为了“知己知彼”。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但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级”，和金应熙做同学了。但不妙的是，这位刘先生是用英文授课的，我的英文不灵光，大约只听得懂一半，于是我这个本科学生，就非向他这个外派的“旁听生”请教不可了。这位刘先生的课也讲得真好，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讲到凯恩斯（J. M. Keynes），经济学说方面也都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人敬佩，就以经济学来说，当我岭大毕业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师了。毕业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庄园经济的论文，在四九年《南大经济》（经济系的学报。岭南大学一般简称“岭大”，学校则称“南大”）发表，这篇论文就是在金师指导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另外还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南大经济》主编黄标熊告诉我，金师这篇文章，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因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写的大捧凯恩斯的文章，他决定刊载，但又觉得有点不妥，商之金师。金师说“是该为他消消毒”，于是执笔就写，根本不用翻查参考资料，就在编辑室完成这篇论文。
凯恩斯是四十年代风头最劲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前人研究的是静态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动态经济学，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会中，施行有效的经济政策，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期，大火烧了伦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在大兴土木、重建名城的过程中，可造就全民就业的机会。令衰退变为兴旺。根据他的理论，浪费值得鼓励，若只知节俭（量入为出）则不论对政府或对个人而言，都是最笨的理财手段。他的理论精华，可归纳为一句妇孺皆知的大白话，即“先使未来钱”是也。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采用他所拟的政策，曾纾解起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但左派学者，则认为凯恩斯不过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庸医，一但药石无灵，便将沉疴难起。故金应熙说要“为他消消毒”。
一晃四十多年，一九九一年《香港概论》上卷出版。时间作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的理论是渐渐不适合了，被其他学派的理论替代了；但资本主义也没有如马克思预言那样崩溃。沉疴难起终须起，不管是“自我完善”也好，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好，总之它的生命还没走到尽头，很可能另有一番景象。
四十年过去，金应熙又怎么样了。许多朋友对他的“转行”“去搞经济”，感到意外；我则只想知道，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如今又是如何？
答案无需他说，就在《香港概论》之中。这本书（指上卷，下同）的出版，倒是造成了一个香港罕见的现象，不管左、中、右报，都是一致赞好。尽管此书挂名主编的是香港新华社秘书长杨奇。著名评论家孙述宪在《信报》（以经济为主的香港报纸）的文章，誉该书“为‘香港学’的主流作品，是透过香港的自由市场角度，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里程碑”。【36】并担心“由于该书对那从‘香港现象’衍生的经济奇迹近乎毫不保留的肯定和认同。它的修订和续出下卷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或出现一些问题呢”？【37】直到九三年《香港概论》下卷出版，他才放下心。那时金应熙已经去世，孙述宪在文章中深致悼念之情，并尊称金应熙为“希望中国能从香港经济的成就得到宝惠的金师”【38】。
我和金师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那年六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也曾谈到凯恩斯。那是从当前的经济学趋势谈起的，他说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又回复到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了。不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则是主张干预的），由市场经济决定，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当然所谓“回复”并非完全一样，多少有点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吧。他说凯恩斯的学说未必适合今天的资本主义，但不能否定它过去的成就。又说，其实某些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信用卡和分期付款的流行等等，其“创意”都是从提倡“先使未来钱”这一观念来的。尽管那些用家根本不知凯恩斯是什么人，却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从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凯恩斯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凯恩斯的全面评价，这其间想也包含了金应熙的迷惘与反思吧。最后那次见面，最后他不无感喟地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这话不错，最少年青时代的我是。往往把理想所托的事物想得太美，却不知它也有丑恶、也有残缺、也有污泥浊水与脓疮。一九四八年，我担任《岭南周报》总编辑，《岭南周报》是岭南总会（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会）的刊物，我一“上任”，就在副刊上用冯显华笔名写了一首题为《迎春颂》的新诗，有一段这样说：“不待燕子南归带来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驼铃报告冰雪的消失／从千万人的面上／（这些自由了的奴隶的笑啊！）／刻划着春天的脚步。”多么“美”，多么浪漫。其实，都是从当时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得来的“灵感”。一切纯属想象。
我这个总编辑其实也是名实不副的，纵然不能说是“挂名”，但金应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评，大约总有七篇是他写的；副刊缺稿，也总是拉他“顶档”；编辑方针——促使岭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们共同商定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文章则由他来写。我是“当之有愧”的总编辑，金师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报”“左转”，当然难免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而我又恰好是个最不懂得应付政治的人，于是唯有请辞。
和金应熙关系更深的是艺文社，社长黎铿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岭大锋头甚劲，金师从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岭大毕业之后的事了），始终参与社务，可说是艺文社的灵魂。艺文社本来就是“进步学生”的组合，在当年，“进步”的意义就是左，到解放战争后期，越来越左，左得惊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艺文社主办的一个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不知怎的，临时加插了一个《我们要渡过长江》。由金应熙领唱。当时正是国共酝酿和谈，共方扬言，和谈不成，就要渡江之际。唱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应熙当年的显得“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要补记一笔的是，金应熙的感喟“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时，是在说了许多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之后说的，不过他还是说：“一个人总是要有理想的，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师门恩怨
关于金应熙的师门恩怨，我亦有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39】之感。难以评说，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我于义宁（陈寅恪）之学，直到今日，恐怕还只能说是略窥藩篱。引导我接触义宁之学的人正是金应熙。那时我对佛学着迷，喜欢谈禅说偈，有一天谈及六祖传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坛经则作两偈，字句与流行本亦略有分别，但意义则相同。）金师问：“此偈如何？”我说：“古今传诵，绝妙好辞，尚有何可议？”金师说：“就是还有可议。”介绍我读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40】。
陈寅恪认为六祖的传法偈：一、比喻不适当。“菩提树为永久坚实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二、意义未完备。“细释经文，其意在身心对举。言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今偈文关于心之一方面，既已将比喻及其本体作用叙述详参，词显而意赅。身之一方面，仅言及比喻。无论其取比不伦，即使比拟适当，亦缺少继续之下文，是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结论认为六祖的传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这真是堪称石破天惊的议论，但令我“惊服”的还不止此。后来我又读了陈寅恪的《论韩愈》一文。韩愈以谏迎佛骨获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呵诋释迦”，在韩愈诗文中屡见不鲜。给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韩愈和佛教是死对头似的。但陈寅恪则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故叹曰：“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陈寅恪大赞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陈寅恪并不因六祖的传法偈为“半通之文”而影响他对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的评价，真是值得读者再思三思。我读了这两篇文章，心里想的就是“做学问的就该这样”。不因是权威说的就不敢议，亦不能因其有可议之处，就全盘否定。知人论世，亦不能单一化！则如对韩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响的一面。
陈寅恪史学的特色就在于创见多、争议大【41】。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关陇集团说；其“小”者如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等等，都曾引起争议。例如在李白的胡汉问题上，和他打笔战的就是史学界的“头号人物”郭沫若。郭认为李白确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汉人。
其实陈寅恪本身的“取向”，其争议性恐亦不亚于那些学术问题。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水殉清，陈寅恪的挽诗中有“越甲未应君独耻”句，对与王相约同死而又爽约的另外两位名人，其贬斥之意跃然纸上；结句“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向灵均”，其怀旧拒新心态亦昭然若揭。于是引出了陈寅恪的“效忠”或曰“认同问题”。一说认为他确有“遗老思想”（按年纪应是“遗少”，但儿辈亦可有父辈思想），在北伐后他乃宣称自己是“思想困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可以佐证。一说认为他认同的是文化，不是政权。在挽词的序文中已说得清楚：“尽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若命而同尽。”我比较倾向“文化”说。其实，即使他有“遗老思想”，那也并不影响他大学问家的地位。
不论“遗老”说也好，“文化”说也好，都与他的身世背景有关。而且，也唯有在明了其身世背景之后，方能对陈寅恪之史学有较深了解。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诗人；长兄衡恪是大画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学家。陈氏一门，三代秀才，世人绝称。陈家的“婚烟关系网”亦为人所乐道。网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维）【42】、湖南曾家（曾国藩）、广西唐家（唐景崧），无一不是名门望族。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关。
我未读过（根本也没机会看到）金应熙“揭批”陈寅恪的文章，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所引用的一段材料来看：“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羽生按：其实不止赞成，而是推行。帮陈宝箴推行新政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当时在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另一就是他的儿子三立），陈先生以‘元佑党家’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若剔除共产党惯用的那些“标签”，只就其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友好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则似乎有点“言重”了。
上述一书，以大量的档案文献，写出陈氏晚年悲剧。中共档案制度，虽令人谈虎色变，书中引述，“基本上”当属可靠。纵有某些疑点，例如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便似难以入信。香港报纸已有读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学者【43】。而且，即使是，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又何须花此笨功夫耶？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都是临时才抽签决定正反两方，中学生都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但枝节问题，无关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
其实，从陈寅恪的诗文中，也可看出师生决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从金应熙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陈有诗云：“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是他平生最大遗憾。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陈氏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并加说明：“俗谛在解放前指三民主义，在解放后指马列主义。”【44】作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如何能够摆脱马列俗谛的桎梏。
“俗谛”恐怕亦不只限于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俗谛，佛家语。大乘佛法可分胜义谛（真谛）与世俗谛（俗谛），“谛”，梵文Satya的意译，指真实无谬的道理。依二谛中道的义理、价值判断、道德进路等等，均属“世俗谛”。佛教把主张“有常恒不变之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都是错误的。对任何有关价值判断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义、马列主义固然是俗谛，孔孟之道亦是俗谛。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无不是俗谛。陈氏精通佛学，我想他说的俗谛当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谛”。他特别提出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只系针对“时弊”而已。他对科学院说：“（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氏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义和独立的精神”。
这个见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倒颇有相通之处。如果只把马列主义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并非“独尊马列”的话，我想应是无背于陈寅恪的治学精神的（他本人纵贬马列，但决非认为马列毫无价值，否则他不会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读《资本论》原文）。可惜的是“双百方针”，中共能言而不能行，到了反右期间，变成了“百花凋谢，一家独鸣”的局面。共产党员金应熙，屈从领导旨意，贴乃师大字报。唐篔抄下来，回家哭着念给丈夫听。陈寅恪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师生决裂，遂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