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和事 第28节

当时和我一起逛商场的亲戚问:“他是谁?”我说了,他说:“文化人么?我以为是个猪肉佬呢。”

又过了数年。我和一个久别的旧友重逢,他说:“我常看见你从前那位老板,据说,他有心脏病呢。”

“他的心不好,我近年才知道。”我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他一道去旅行,那时他处境欠佳,就常掩着肝区,说他的肝有问题。现在又轮到心有问题,他的心肝不好,怕是处境又不太好了吧?”

传闻很多,有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剃其头者不会是我,我没有能力。而且,当我退休前失眠症医不好,去学静坐,有点成效,师傅是位佛学大师,知我心存怨愤,启发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教我安忍,修“忍辱波罗蜜”。但师傅又教我要深信因果,“众生畏果,菩萨畏因”,有智慧的人,尽量不去种恶因。我不知道我写了这篇东西会不会又种下恶因,我可能还是不够智慧,我只想借此机会向我的老同事和老作者们道个歉,他们受了伤害,我难辞其咎!

因此,我又只希望我那位过去的“朋友”在他力所仍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强势管理,规定人事部的垃圾桶里,不能再有捡得起来用的旧信封。

他头发稀疏,不堪一剃了呢!

颜纯钩

少芳的故事

少芳是我中学的学姐,高三级。读书时也算得一个才女,长得高高瘦瘦的,略有些黝黑,而五官却精致,一双眼晴深幽幽的,好像一直都有很多心事。那时她是学校里的跳高好手,在那年月,女孩子穿了短裤跳高,也差不多是一件新鲜事,少芳穿一条及膝灰黄短裤,站在沙坑外,神色肃穆地端视横在她面前的标杆时,身后便围了很多好事的男同学。那时没有人知道,少芳将越不过横在她一生路途上的无数标杆,每次她都跌下来,沮丧而寂寞地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少芳一个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名字叫少棠,因此我知道他们一点家事。她们家原来也姓颜,后来据说祖上和外姓人争执,姓颜的宗族竟不为他出头,他生气起来,便弃了自己的原姓,改姓君。我常觉得她祖上是颇有性格的男人,以“君”为姓,真有点漠视族人的气概。少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黄梅戏时代很出名的明星,但因多年分隔,也没什么感情,后来少芳到了香港,也没得到她多少照应,她有时会淡淡地说:“她问我有什么需要没有?我怎么跟她说有什么需要!”言下也很无奈。但如果是自己至亲的人,有需要时也不妨直说的,可见她一直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累,而因此也一直自外于他人。

少芳“文革”前考进长沙铁道学院,没有毕业运动就来了,她有一段时间还是造反派,“南下”到我们老家帮助当地的红卫兵。不过她对政治似乎也只限于一种边缘状态,似乎介入了,又没有介入很深,她的文静只让人觉得她不适合那些野蛮的斗争,只适合在冬日向阳的窗口,捧一本《红楼梦》,看出那没落王族里种种人世苍凉,略一咀嚼就感怀身世,满眶泪水,然后合上书本,半日怔忡不已。她说话声音也细细的,走路步子小小的,举止都缓慢而优雅,这些都不是做作出来,是她生命中的本来面目。而她竟生活在那样一个暴烈的时代,人性粗砺割人,人都以冷酷为时髦,任何温婉的性情都不合时宜了,少芳一定觉得自己和那时代格格不入,并因此而苦恼。

“文革”后大家都各自失踪,直到有一天,我到母校图书馆去找点旧书看,在书库里沾得满头蛛网灰尘,那时听到外面一个女孩子,细声细气和管理图书馆的老师谈天,听来嗓音很熟,出来一看,竟然是少芳。那时她刚从军垦农场回来,还是黑瘦,情绪也不高,站着说一会话,冬日的阳光从天窗处斜切下来,罩着她半个人,她头发眼睫都泛着光,眼睛却深深藏在暗处。说起“文革”的事,还是浅浅地笑,似乎叹息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她对于人世,常有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她对于人世,常有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好像是先天的一种疑惑和担忧。

我们后来在香港见面,是她带了一位校友的作品来给我,打电话联络后,我便在晚间到她租住的太古城见她。我们在太古城一家小快餐店喝一杯东西,店里冷气太强,灯光太暗,她却娓娓说着自己的事。来港后在一家模具工厂绘图,似乎颇受老板的重用,说她主持的几项工程都效益不错。

她还是独身,好多年不见,却也不见老,瘦怯的身子好像一阵风都吹走了,临走前我开玩笑,说你要多吃点东西,太瘦了。她说食量并不小,只是不长肉,从小都如此了,还笑道:“现在不是很时髦吗?”

我想说时髦的不是瘦弱,是苗条,她的瘦不是苗条,倒像是营养不良。

其实对于她的事我早有所闻,她原先一个男朋友是我弟媳娘家的堂兄,算起来也是一门亲戚。这男士年纪也不小了,人倒是高大有台型,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两个人外形相衬,也应有近似的生活趣味,本来应是很登对的,可惜的是,或许都因为太高傲了,又都不那么开朗坦诚,因此互相之间的刺探、猜忌太多。一个略主动了,另一个就往后退缩,等到你这头冷下来,他那里又有进攻之意,套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两个人就是不作“接触”,但既是恋爱,怎么当对方是“敌”呢?互相盘查探询,种种小花样、小动作,总是“弯弯绕”个没完,时间长了,大家都疲了,提不起劲头来,只好任其自生自灭。

一段好姻缘因此断送了,使我母校里那些关心少芳的老师和同学,都为她欷歔不已。

现在两个人又都来了香港,又都知道对方在哪里,又似乎通过电话,互赠礼物,而于感情上头,再也没有下文了。

我也问起过少芳,她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又说她不想给他误会,以为她还在等,她希望对方尽快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说如果你真在等,就让对方知道你在等,如果你不再等他了,也告诉他各自方便,如此岂不痛快干净?少芳听了,又默然无语了。我猜想她还在等,只是又不想让对方知道她的心事,最好那男士积极一点,主动再来追求,那时她的自尊心才算得到安顿。对一个有古典情怀的女子,这种矜持或许是有理的,可惜她碰上的又不是一个愿意坦承心事的男人。

在香港人们各有各忙,少芳和我也只是几个月通一次电话而已,她后来搬了几次家,工作似乎也开始不顺利。她说房东在厅里桌上摆水果、杂物,很多都有暗示,而公司里的同事又时时偷开她的抽屉,不知有什么阴谋。我开始觉得她有点不妥,只劝她不要太多疑心,香港人得闲死唔得闲病,除非真的有病,否则怎么会搞那么复杂的花样!房东不喜欢你,让你搬走就是了,还要摆什么水果那么麻烦!同事的阴谋,大不了是给你小鞋穿,你最多是一走了之,天无绝人之路,不要自寻烦恼。

而少芳总是说:你不明白,这里面有很多文章,他们都连成一气了,到处派人监视。这种心理到后来便更耸人听闻,她说:新华社和天主教两股势力都在监视她。我笑说:“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们人员也有限,工作都很忙,哪里顾得上你这种小人物。”少芳还是很沮丧地摇头,觉得我不理解她,也不能体谅她的苦处。

再后来,几乎有一年多没有她的消息,有一天少芳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找我聊聊,我便又约了她吃饭。她还是老样子,外表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几年人人都老了,我的白头发茁长起来,皱纹横斜,乍见面时我觉得比这个学姐还要老多了。少芳还略化了妆,精神似乎不错,一坐下来就说起她的生意。她已经辞工自己打天下,到大陆做一点进出口,虽是皮包公司,但她信心十足,说和某某军分区有合作项目在谈判,又和省外贸办也搭上了关系,总之有得做。再谈下来,又说起被人监视陷害的事,言之凿凿,几乎生气起来,我便担心地说:“你这样的心态在做生意,只怕会被人利用。”她便承认了,说很多次都几乎要成了,就因为有人陷害她,眼看到手的钱又泡了汤。商场上尔虞我诈,岂是她行走的地方?但少芳似乎不甘于自己做不成什么事,她要与命运赌一场。

吃完饭她向我开口借钱,我有点愕然,因为论做生意的资本,她不该来找我的。我当时养家活口已经艰难,哪有余钱去做生意?但朋友求到了,总得尽力帮忙,她便问我能借多少给她,我说最多是几千到万把块钱,少芳听了,苦笑着摇头,说:“那不济事。”我也知道不济事的,但她不到走投无路,也不至于向我开口。

临分手前我跟她说:“不要再做生意了,你愿意听我的话,就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休养一段时间,再回来打工好了。”少芳很生气地摇头,说:“你这样看我就错了,我根本不是精神的问题,我只是受人陷害。”

单身一人在香港,工作生活都压力重重,婚姻眼看无望,精神苦闷无处宣泄,一个人能承受的极限在哪里呢?那时她妹妹少棠听说也面临离婚困境,有一个哥哥在厦门,一个妹妹在澳门,似乎都没有密切联络。我说你去厦门住一段时间,看看那里的医生,她不置可否地走了。

事后我问过一位做社工的朋友,我不知道像少芳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请政府部门想想办法,也算救一个人。社工朋友说:在香港,除非一个人的精神病有伤害他人的危险,才可以强制她进医院治疗,否则别人无能为力。我心想少芳没有本事伤害他人,她最多是伤害自己而已,因此也没有任何人能让她进医院。

少芳再找我时,竟已经结婚了,她的婚讯没有公开,只说和一位离婚男人在上海登记结婚,有时候她到上海去见他,有时让他到深圳来会面。她说:“他来回的机票和酒店食宿都是我给的。”后来又特别声明:“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我们在一起也没发生什么事的。”仿佛夫妻在酒店里同床共枕倒是一件羞耻的事了。

她还是多疑,对整个社会都不信任,就连她丈夫,她说:“他一到深圳就问酒店房间里有没有窃听,你说他会不会是安全部的人?”

我对于她的疑问,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唯一能做的,只是劝她看医生,而每次这样说完,我都告诉自己是多余的。

然后有一天,突然收到同乡会一张讣告,说君少芳女士因患白血病突然去世。我拿着讣告上楼,只觉指尖冰凉,脚步都有点虚浮。我至今不太相信少芳是患白血病去世的,其实在她多年如此不堪的日子里面,早就隐伏了她的结局,她在这个悲惨人生,是只有一条路好走的:那就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

我没有参加她的丧礼,多年来我已经很抗拒去参加朋友、尤其是曾有深交的朋友的丧礼。至今在我的印象里,少芳还是那副瘦瘦的容颜,浅浅的笑,她的目光幽深无底,她的无语凝视都是对世道人心的诘问。

双 翼

李秉仁办《书谱》

湾仔天乐里口有一家天乐餐厅,现在仍是食肆,却已屡换招牌了。一九七四年夏天一个下午,我和李秉仁兄在那里喝下午茶,随意地谈到了书法,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因此就有一本书法杂志《书谱》出版了。

那时我在一家报馆担任副刊编务,工作上的需要,多交各方面的朋友。那几年认识了许多华侨朋友,李秉仁是其中的一位。他偶然给我几首旧体诗,有时代转来梁披云老先生(澳门归侨总会会长)的近作。旧体诗在香港读者相对地少,副刊上只能偶然用一点,他也不见怪,还是照样把得意的近作拿给我,不在乎哪一天能够在报上刊登出来。

记不起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第一次见面就牢牢记住了他的姓名与容貌。因为姓名与我的一位好朋友只差一个字,容貌则有点像一位同事。

他个子不高,神情内蕴,常常像带有点忧郁,但他的诗,却常表达一种怡然自得的心境。

他一谈起印尼峇里岛,就禁不住赞美,似乎有一些青春往事令他思念。

给我的印象是:说话不多,是个很随和的人。

那天我们不知怎么谈到了书法,好像是他问我在香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碑帖。那时国内的出版物凋零,我感慨地说,现在要买碑帖,只能买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了。都很无奈。

我们又聊到办杂志。

那时的文化人,常有好好办一份杂志的心愿,但限于没有资力,往往是说说而已。话头好像是他开的,说希望办一份综合性的杂志。我随口答,综合性杂志好歹要有个规模,非有较多的人力财力不可。接着刚才谈书法的余绪,我说:倒是办一份书法杂志,虽然冷门,却可能容易立足,而且开头时可以用很少的人力物力就干起来。

他静静地喝他的咖啡,没有多说。

过几天,他又来找我了。一见面认真地问:“办杂志的事情怎样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定了定神才知道在继续那天的话题。我说,哪里来的钱?哪里来的人?那天只是想到就说。

他说:我来做。

那时他在一家公司做事,业务是代理餐具。老板黄丰洲先生,印尼华侨。他说,老板会支持他。至于他自己,以前在报社工作过,文化工作是有点经验的。现在需要了解的是香港搞出版的情况。

这好办,那时我对于印刷成本、纸价、发行都熟悉,也有一套编印上简化程序的经验。我建议采用十六开本,套一个红色足够了。为了省钱,我建议他在家中发稿,自己校对,印好就由印刷厂送到发行的书报社去。这一切,算起来成本不算很高昂。书法刊物,双月刊或季刊可以了。他欣然地说,我住在长洲,很安静,晚上可以做这件事。

那时我仍然想,像他这样沉默随和的性格,事情大概是慢慢地进行的。谁知接下来,才知道他性格的另一面是:直率,急性子,而且有一份可爱的固执。

接下来的日子他连续约我见面,每一次都解决一些问题,办杂志的事进展很快。

一次是重新争论是否以书法为专题。他说,有些朋友建议,至少应该书画兼有。光是书法,读者太少了。我说,如果让我给你出主意,我坚决主张只搞书法。这冷门,然而有特色,易引起注意。画呢,以画为主的杂志已有了(《美术家》就办得很好),甚至好些综合性杂志也以精美的彩页刊登名家作品。你能够拿到最好的作品么?即使拿到了,你得算一算,每期增加若干彩页的成本是多少!——我相信当他默然同意我的主张时,最后的一条理由(成本)是最有力的理由。听他语气,似乎是很有信心去找到名画家作品的。不过我也跟他争论过,即使你拿到齐白石的作品,也不见得能把人家的现成读者拉过来,除非你拿到的是齐白石最佳之作。书法呢,现在就只有这么一本杂志,我们可以刊登王羲之的最出色名作,可以刊登许多人家目前想找而找不到的名作。

但下一次见面,他就完全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他一开口就问:“书谱两个字,你说教谁来题好?”原来他已经为杂志名称定了名(好像是梁披云先生提出来的)。我又放言高论,说现代人谁也不请。不管请哪一位大名家题,都会带来门派之见。更严重的,还会带来一条政治上的界线。我主张从古人碑帖中去集字。

这一次他完全接受。我们马上讨论哪件碑帖好?孙过庭的《书谱序》当然有最现成的书谱二字,但草书看来不合适。他喜欢魏碑(后来他以李将分的笔名在《书谱》上写了不少有关魏碑的文章),他说,在魏碑中去找吧,《张黑女碑》就很好。我也赞成,《张黑女碑》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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