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和我一起逛商场的亲戚问：“他是谁？”我说了，他说：“文化人么？我以为是个猪肉佬呢。”
又过了数年。我和一个久别的旧友重逢，他说：“我常看见你从前那位老板，据说，他有心脏病呢。”
“他的心不好，我近年才知道。”我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他一道去旅行，那时他处境欠佳，就常掩着肝区，说他的肝有问题。现在又轮到心有问题，他的心肝不好，怕是处境又不太好了吧？”
传闻很多，有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剃其头者不会是我，我没有能力。而且，当我退休前失眠症医不好，去学静坐，有点成效，师傅是位佛学大师，知我心存怨愤，启发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教我安忍，修“忍辱波罗蜜”。但师傅又教我要深信因果，“众生畏果，菩萨畏因”，有智慧的人，尽量不去种恶因。我不知道我写了这篇东西会不会又种下恶因，我可能还是不够智慧，我只想借此机会向我的老同事和老作者们道个歉，他们受了伤害，我难辞其咎！
因此，我又只希望我那位过去的“朋友”在他力所仍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强势管理，规定人事部的垃圾桶里，不能再有捡得起来用的旧信封。
他头发稀疏，不堪一剃了呢！
颜纯钩
少芳的故事
少芳是我中学的学姐，高三级。读书时也算得一个才女，长得高高瘦瘦的，略有些黝黑，而五官却精致，一双眼晴深幽幽的，好像一直都有很多心事。那时她是学校里的跳高好手，在那年月，女孩子穿了短裤跳高，也差不多是一件新鲜事，少芳穿一条及膝灰黄短裤，站在沙坑外，神色肃穆地端视横在她面前的标杆时，身后便围了很多好事的男同学。那时没有人知道，少芳将越不过横在她一生路途上的无数标杆，每次她都跌下来，沮丧而寂寞地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少芳一个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名字叫少棠，因此我知道他们一点家事。她们家原来也姓颜，后来据说祖上和外姓人争执，姓颜的宗族竟不为他出头，他生气起来，便弃了自己的原姓，改姓君。我常觉得她祖上是颇有性格的男人，以“君”为姓，真有点漠视族人的气概。少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黄梅戏时代很出名的明星，但因多年分隔，也没什么感情，后来少芳到了香港，也没得到她多少照应，她有时会淡淡地说：“她问我有什么需要没有？我怎么跟她说有什么需要！”言下也很无奈。但如果是自己至亲的人，有需要时也不妨直说的，可见她一直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累，而因此也一直自外于他人。
少芳“文革”前考进长沙铁道学院，没有毕业运动就来了，她有一段时间还是造反派，“南下”到我们老家帮助当地的红卫兵。不过她对政治似乎也只限于一种边缘状态，似乎介入了，又没有介入很深，她的文静只让人觉得她不适合那些野蛮的斗争，只适合在冬日向阳的窗口，捧一本《红楼梦》，看出那没落王族里种种人世苍凉，略一咀嚼就感怀身世，满眶泪水，然后合上书本，半日怔忡不已。她说话声音也细细的，走路步子小小的，举止都缓慢而优雅，这些都不是做作出来，是她生命中的本来面目。而她竟生活在那样一个暴烈的时代，人性粗砺割人，人都以冷酷为时髦，任何温婉的性情都不合时宜了，少芳一定觉得自己和那时代格格不入，并因此而苦恼。
“文革”后大家都各自失踪，直到有一天，我到母校图书馆去找点旧书看，在书库里沾得满头蛛网灰尘，那时听到外面一个女孩子，细声细气和管理图书馆的老师谈天，听来嗓音很熟，出来一看，竟然是少芳。那时她刚从军垦农场回来，还是黑瘦，情绪也不高，站着说一会话，冬日的阳光从天窗处斜切下来，罩着她半个人，她头发眼睫都泛着光，眼睛却深深藏在暗处。说起“文革”的事，还是浅浅地笑，似乎叹息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她对于人世，常有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她对于人世，常有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好像是先天的一种疑惑和担忧。
我们后来在香港见面，是她带了一位校友的作品来给我，打电话联络后，我便在晚间到她租住的太古城见她。我们在太古城一家小快餐店喝一杯东西，店里冷气太强，灯光太暗，她却娓娓说着自己的事。来港后在一家模具工厂绘图，似乎颇受老板的重用，说她主持的几项工程都效益不错。
她还是独身，好多年不见，却也不见老，瘦怯的身子好像一阵风都吹走了，临走前我开玩笑，说你要多吃点东西，太瘦了。她说食量并不小，只是不长肉，从小都如此了，还笑道：“现在不是很时髦吗？”
我想说时髦的不是瘦弱，是苗条，她的瘦不是苗条，倒像是营养不良。
其实对于她的事我早有所闻，她原先一个男朋友是我弟媳娘家的堂兄，算起来也是一门亲戚。这男士年纪也不小了，人倒是高大有台型，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两个人外形相衬，也应有近似的生活趣味，本来应是很登对的，可惜的是，或许都因为太高傲了，又都不那么开朗坦诚，因此互相之间的刺探、猜忌太多。一个略主动了，另一个就往后退缩，等到你这头冷下来，他那里又有进攻之意，套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两个人就是不作“接触”，但既是恋爱，怎么当对方是“敌”呢？互相盘查探询，种种小花样、小动作，总是“弯弯绕”个没完，时间长了，大家都疲了，提不起劲头来，只好任其自生自灭。
一段好姻缘因此断送了，使我母校里那些关心少芳的老师和同学，都为她欷歔不已。
现在两个人又都来了香港，又都知道对方在哪里，又似乎通过电话，互赠礼物，而于感情上头，再也没有下文了。
我也问起过少芳，她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又说她不想给他误会，以为她还在等，她希望对方尽快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说如果你真在等，就让对方知道你在等，如果你不再等他了，也告诉他各自方便，如此岂不痛快干净？少芳听了，又默然无语了。我猜想她还在等，只是又不想让对方知道她的心事，最好那男士积极一点，主动再来追求，那时她的自尊心才算得到安顿。对一个有古典情怀的女子，这种矜持或许是有理的，可惜她碰上的又不是一个愿意坦承心事的男人。
在香港人们各有各忙，少芳和我也只是几个月通一次电话而已，她后来搬了几次家，工作似乎也开始不顺利。她说房东在厅里桌上摆水果、杂物，很多都有暗示，而公司里的同事又时时偷开她的抽屉，不知有什么阴谋。我开始觉得她有点不妥，只劝她不要太多疑心，香港人得闲死唔得闲病，除非真的有病，否则怎么会搞那么复杂的花样！房东不喜欢你，让你搬走就是了，还要摆什么水果那么麻烦！同事的阴谋，大不了是给你小鞋穿，你最多是一走了之，天无绝人之路，不要自寻烦恼。
而少芳总是说：你不明白，这里面有很多文章，他们都连成一气了，到处派人监视。这种心理到后来便更耸人听闻，她说：新华社和天主教两股势力都在监视她。我笑说：“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们人员也有限，工作都很忙，哪里顾得上你这种小人物。”少芳还是很沮丧地摇头，觉得我不理解她，也不能体谅她的苦处。
再后来，几乎有一年多没有她的消息，有一天少芳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找我聊聊，我便又约了她吃饭。她还是老样子，外表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几年人人都老了，我的白头发茁长起来，皱纹横斜，乍见面时我觉得比这个学姐还要老多了。少芳还略化了妆，精神似乎不错，一坐下来就说起她的生意。她已经辞工自己打天下，到大陆做一点进出口，虽是皮包公司，但她信心十足，说和某某军分区有合作项目在谈判，又和省外贸办也搭上了关系，总之有得做。再谈下来，又说起被人监视陷害的事，言之凿凿，几乎生气起来，我便担心地说：“你这样的心态在做生意，只怕会被人利用。”她便承认了，说很多次都几乎要成了，就因为有人陷害她，眼看到手的钱又泡了汤。商场上尔虞我诈，岂是她行走的地方？但少芳似乎不甘于自己做不成什么事，她要与命运赌一场。
吃完饭她向我开口借钱，我有点愕然，因为论做生意的资本，她不该来找我的。我当时养家活口已经艰难，哪有余钱去做生意？但朋友求到了，总得尽力帮忙，她便问我能借多少给她，我说最多是几千到万把块钱，少芳听了，苦笑着摇头，说：“那不济事。”我也知道不济事的，但她不到走投无路，也不至于向我开口。
临分手前我跟她说：“不要再做生意了，你愿意听我的话，就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休养一段时间，再回来打工好了。”少芳很生气地摇头，说：“你这样看我就错了，我根本不是精神的问题，我只是受人陷害。”
单身一人在香港，工作生活都压力重重，婚姻眼看无望，精神苦闷无处宣泄，一个人能承受的极限在哪里呢？那时她妹妹少棠听说也面临离婚困境，有一个哥哥在厦门，一个妹妹在澳门，似乎都没有密切联络。我说你去厦门住一段时间，看看那里的医生，她不置可否地走了。
事后我问过一位做社工的朋友，我不知道像少芳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请政府部门想想办法，也算救一个人。社工朋友说：在香港，除非一个人的精神病有伤害他人的危险，才可以强制她进医院治疗，否则别人无能为力。我心想少芳没有本事伤害他人，她最多是伤害自己而已，因此也没有任何人能让她进医院。
少芳再找我时，竟已经结婚了，她的婚讯没有公开，只说和一位离婚男人在上海登记结婚，有时候她到上海去见他，有时让他到深圳来会面。她说：“他来回的机票和酒店食宿都是我给的。”后来又特别声明：“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我们在一起也没发生什么事的。”仿佛夫妻在酒店里同床共枕倒是一件羞耻的事了。
她还是多疑，对整个社会都不信任，就连她丈夫，她说：“他一到深圳就问酒店房间里有没有窃听，你说他会不会是安全部的人？”
我对于她的疑问，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唯一能做的，只是劝她看医生，而每次这样说完，我都告诉自己是多余的。
然后有一天，突然收到同乡会一张讣告，说君少芳女士因患白血病突然去世。我拿着讣告上楼，只觉指尖冰凉，脚步都有点虚浮。我至今不太相信少芳是患白血病去世的，其实在她多年如此不堪的日子里面，早就隐伏了她的结局，她在这个悲惨人生，是只有一条路好走的：那就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
我没有参加她的丧礼，多年来我已经很抗拒去参加朋友、尤其是曾有深交的朋友的丧礼。至今在我的印象里，少芳还是那副瘦瘦的容颜，浅浅的笑，她的目光幽深无底，她的无语凝视都是对世道人心的诘问。
双 翼
李秉仁办《书谱》
湾仔天乐里口有一家天乐餐厅，现在仍是食肆，却已屡换招牌了。一九七四年夏天一个下午，我和李秉仁兄在那里喝下午茶，随意地谈到了书法，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因此就有一本书法杂志《书谱》出版了。
那时我在一家报馆担任副刊编务，工作上的需要，多交各方面的朋友。那几年认识了许多华侨朋友，李秉仁是其中的一位。他偶然给我几首旧体诗，有时代转来梁披云老先生（澳门归侨总会会长）的近作。旧体诗在香港读者相对地少，副刊上只能偶然用一点，他也不见怪，还是照样把得意的近作拿给我，不在乎哪一天能够在报上刊登出来。
记不起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第一次见面就牢牢记住了他的姓名与容貌。因为姓名与我的一位好朋友只差一个字，容貌则有点像一位同事。
他个子不高，神情内蕴，常常像带有点忧郁，但他的诗，却常表达一种怡然自得的心境。
他一谈起印尼峇里岛，就禁不住赞美，似乎有一些青春往事令他思念。
给我的印象是：说话不多，是个很随和的人。
那天我们不知怎么谈到了书法，好像是他问我在香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碑帖。那时国内的出版物凋零，我感慨地说，现在要买碑帖，只能买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了。都很无奈。
我们又聊到办杂志。
那时的文化人，常有好好办一份杂志的心愿，但限于没有资力，往往是说说而已。话头好像是他开的，说希望办一份综合性的杂志。我随口答，综合性杂志好歹要有个规模，非有较多的人力财力不可。接着刚才谈书法的余绪，我说：倒是办一份书法杂志，虽然冷门，却可能容易立足，而且开头时可以用很少的人力物力就干起来。
他静静地喝他的咖啡，没有多说。
过几天，他又来找我了。一见面认真地问：“办杂志的事情怎样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定了定神才知道在继续那天的话题。我说，哪里来的钱？哪里来的人？那天只是想到就说。
他说：我来做。
那时他在一家公司做事，业务是代理餐具。老板黄丰洲先生，印尼华侨。他说，老板会支持他。至于他自己，以前在报社工作过，文化工作是有点经验的。现在需要了解的是香港搞出版的情况。
这好办，那时我对于印刷成本、纸价、发行都熟悉，也有一套编印上简化程序的经验。我建议采用十六开本，套一个红色足够了。为了省钱，我建议他在家中发稿，自己校对，印好就由印刷厂送到发行的书报社去。这一切，算起来成本不算很高昂。书法刊物，双月刊或季刊可以了。他欣然地说，我住在长洲，很安静，晚上可以做这件事。
那时我仍然想，像他这样沉默随和的性格，事情大概是慢慢地进行的。谁知接下来，才知道他性格的另一面是：直率，急性子，而且有一份可爱的固执。
接下来的日子他连续约我见面，每一次都解决一些问题，办杂志的事进展很快。
一次是重新争论是否以书法为专题。他说，有些朋友建议，至少应该书画兼有。光是书法，读者太少了。我说，如果让我给你出主意，我坚决主张只搞书法。这冷门，然而有特色，易引起注意。画呢，以画为主的杂志已有了（《美术家》就办得很好），甚至好些综合性杂志也以精美的彩页刊登名家作品。你能够拿到最好的作品么？即使拿到了，你得算一算，每期增加若干彩页的成本是多少！——我相信当他默然同意我的主张时，最后的一条理由（成本）是最有力的理由。听他语气，似乎是很有信心去找到名画家作品的。不过我也跟他争论过，即使你拿到齐白石的作品，也不见得能把人家的现成读者拉过来，除非你拿到的是齐白石最佳之作。书法呢，现在就只有这么一本杂志，我们可以刊登王羲之的最出色名作，可以刊登许多人家目前想找而找不到的名作。
但下一次见面，他就完全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他一开口就问：“书谱两个字，你说教谁来题好？”原来他已经为杂志名称定了名（好像是梁披云先生提出来的）。我又放言高论，说现代人谁也不请。不管请哪一位大名家题，都会带来门派之见。更严重的，还会带来一条政治上的界线。我主张从古人碑帖中去集字。
这一次他完全接受。我们马上讨论哪件碑帖好？孙过庭的《书谱序》当然有最现成的书谱二字，但草书看来不合适。他喜欢魏碑（后来他以李将分的笔名在《书谱》上写了不少有关魏碑的文章），他说，在魏碑中去找吧，《张黑女碑》就很好。我也赞成，《张黑女碑》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