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一生，都有高潮和低潮，古龙也不例外。武侠片太多太滥的结果，观众已失去兴趣，而同时，读者对武侠连载的兴趣，也忽然失去。古龙不但没有电影版权可卖，连写连载也出现了危机。
唯一不变的，是他依然纵情饮乐。肝癌的病魔，也在这个时候向他展开侵袭。
医生问起他平常的生活，他说都在喝白兰地。医生就说，你再也不能喝白兰地啦。于是，有一天夜半，古龙打电话给我，说很想找个人聊天，我便驱车前往。刚坐下，古龙就说，医生说我不能喝白兰地，我们来喝Gin吧。
那一夜，我们谈话到天亮，把一瓶Gin酒都喝光。临走，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指着桌上他写的书法，说等他裱好了就送给我。那书法只有四个字：
握紧刀锋。
九
从这个时候起的生活，他确实都是在握紧刀锋中度过。
他不顾病魔的折磨和缠绕，精神好一点，就一定找朋友喝酒。朋友之间都互相规劝，不要再陪他喝酒啦。但是，对于古龙的要求，很少人能不奉陪，除非故意不接电话，甚至有朋友还去远行来规避。
古龙在逆境中最辉煌灿烂的日子终于出现了。
那天晚上，他找了能找到的朋友，到北投一家饭店去喝酒，把北投能用电话叫去陪酒的女郎，全都召了过去，从入夜一直喝到天明，而就在天明时候，他倒了下去，昏迷了。
送到医院之后，他就再也没醒来。
那一个晚上的几十万元台币的酒钱，是那间饭店派了江湖人物令在丧礼堂前收了帛金来付清的。
十
古龙是一个天生的享乐主义者，他追求享乐，为的是驱除心中无限的孤寂。
古龙的父亲，在古龙和妹妹们很小的时候，就为了一个女人而离弃他们，因此，他从不认他的父亲。只有在他父亲得了帕金森病入院时，才在朋友的苦劝下，去医院见上一面。
古龙的婚姻都以分离告终，两任女人生下的两个女子，都跟了母姓。
因此，古龙在香港的时候是用什么名字上小学，就一点也不重要了。
古龙，永远就是古龙。
隐 郎
旧信封藏逐客令
我是五十年代初期由香港一间报馆“调”去参加另一张报纸的创刊工作的，到一九九一年退休时，我的职位是该报的总编辑，退休后续任董事两年。一九九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前我去旅游，只见桌上有个旧信封，原是写给人事部的，但“人事部”三个字给划去了，在空白位置写上我的名字，那旧信封的封口胶纸沾满灰尘，信封没有封口，随便地丢在那里，我以为那是个留下的便条，拿出信来一看，原来是一封打印出来的信，还有人事部的图章，是一封“公函”，打的字大意是：你的董事任期已于某月某日满了。多谢你的服务。
发一封多谢函竟连一个新信封都不舍得用，并不是新来的“老板”寒酸成这样，他是我的朋友，说是拿出数以亿计的钱来接办这个报，请客吃饭挥金如土，而他又一向自诩他的管理方法一流，怎会发谢函也舍不得一个新信封？而当我收到明显从垃圾桶里捡拾回来的旧信封套着给我的通知信时，我立时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给我的讯息是：反正都是垃圾，要扫地出门的了，随便拾个旧信封通知他走！
一个“多年朋友”，是我把他拉来接办这个陷于财政困难中的报纸，而且做他的“盲公竹”的，到了这个时候，叫我走还不要紧，不料用的是这种侮辱性的手段。
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我知道等于下逐客令了，我在这里过了四十年，并无过错，这样给赶走，心里很是悲凉。而我是刚从地球的另一边飞回来的，时差未过，行李也还未打开，回报馆只是看看有没有信件和留言，看到此信，心中激气，头脑昏昏然的，来不及收捡东西，就回家睡觉去。
谁知回到家，还未坐定，报馆的电话就来了，是人事部一个小职员，她问：“你回来过吗？看到我们那封信没有？”我说：“看到了。”她说：“那么，你再回来把桌上你的东西收拾拿走，我们要那个地方用！”
小职员是奉命的，我跟她没什么好说。
我想，我还回去干嘛？要小职员或护卫员监视着我收拾东西吗？
这个“朋友”是做得出的，在我卸任总编辑后，一位在报馆服务了三十多年的老编辑突被即时解雇，人事部说不出解雇他的理由，还贴出告示，不准他再进报馆大门，这样的事对老职工伤害太深，传扬了出去，有行家在他报鸣不平，称我这“朋友”为“无良雇主”。旧信封藏逐客令，摆明车马要羞辱我，我何必回去再自取其辱？
自从卸总编辑职只任董事，我跟同时退休的总经理一同给搬到一个在传达室外面的小房间，这好像还是给我们这两个留任董事的礼遇，我们还可以在那里联系一些朋友，收信，看看报，给报社提点参考性的意见，小房间门上挂了个“董事”牌板。在我去旅游前的一个晚上，我回到这个房间，跟我的“朋友”——我招来的“新老板”见面，他说我董事任满后不续聘了，但可改任顾问。我以为这个小房间或可保留，而把那块“董事”的牌子改为“顾问”吧？谁知临别，我的“朋友”说了一句：“你放心，我不会在你回来前收回这个房间的。”
我当时一愣，知道这话中有话，是说，回来后，就收回房间了。
因此我是有些心理准备的，当晚我就把一些私人物件拿走，剩下的只是一些书籍，文件，一个茶杯，一副眼镜。
其实我已准备主动把房间交回，这较被赶走好，大家都算好来好去，不失他礼貌也不伤我感情，只是刚落飞机，昏昏然，以为过两天回去收拾和交回房门锁匙也不要紧吧？不料他竟如此迫不及待！争取主动逐客。家人听我呆呆放下电话后的陈述也说：“点解咁唔俾面？”
更“唔俾面”的事接踵而来，我请一位仍未被踢走的旧同事代我交还房门锁匙，顺便就到我那要被收回的小房间里拿回我的茶杯，因为那是同事在我生日时送我的纪念品，并顺手拾回那个眼镜，又请另一同事看看还有没有寄给我的信件，他们都为我办了，信件也带来了，但同事说，信件不是在我桌上拿到的，而是在垃圾桶拾回来的，他们把我的信都丢到垃圾桶了！数日后，又有旧同事在垃圾桶里又给我捡回寄给我的信件。
再过几天，有一封信寄到我家，里面有个信封是寄到报馆的，报馆拒收，并写“无此人”字样。我在这报馆四十年，也曾是个主管，从来没有这样对待离职的同事，我觉得太没有人情了，真是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据说后来还立例，个人信件一律不准寄到报馆。
更有绝的，另一个报的负责人打电话到报馆找我，被回说：“没这人了。”问：“能转个口讯吗？”答：“我们不转。”再问：“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可以吗？”答：“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叫人辗转找到我，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原来真可以做得这样绝！
又接着，编辑的电话来了，她是我在任时提拔起来的下属。我有个专栏在报上多年了，是报上的一个“招牌”。我由总编辑岗位退下来后，仍保持这个专栏，稿费很低，那是我任内报馆穷，自己压低稿费。新“老板”挟“巨资”来接办，高稿费由外面拉稿，我的稿费不变。我只为了联系读者，继续写下来，每天七百字，旅游前留下一批稿子，回来后尚未用完，编辑打电话来说：“又要改版了，你的专栏减为四百字，剩下几篇稿也要删短。”
七百字减为四百字，是要删一半了。
我可以删！不过，这会不会又是一个讯息，把我从报馆赶走之后，再从版面上赶走呢？
我是由投稿投到报馆工作的，四十年写专栏从未被斩过稿，我不怕被斩稿，其实斩稿也是平常事，写稿佬是全无保障的，小说也可腰斩呢。不过，既然有这个讯息传来，一叶知秋，我心中有数，我还是自己主动把稿停掉，好过又一次被人扫地出门吧？
于是我说：“好吧，你把余下的稿还给我，我再写一篇告别读者，趁改版你换别的专栏好了。”我想，到这个时候，如果还不知进退，会又一次受辱的。
这样，四十年我把全部精神力量都放了下去的地方，就与我毫不相干了。
这大概也是我那个“朋友”的目的已达。他到底是个外行，但他又要表现“老板”的“权威”。他接办后，用高薪雇用一些资历比我们原来老职工浅的人，甚至外行人来管我们的老职工，就是因为老职工多知道他的底细，他认为不好驾驭，那就要把这些老职工扫地出门、迫走；我虽然是多年“朋友”，到了这个时候，当然是利害比友情重要了。
还有我的一个拍档，是专写社评的老手，我们都信任他，但“新老板”经常当众骂他，他只好辞职，交了辞职信，数日后，他竟收到报馆人事部的“解雇通知”。勤苦工作四十年竟然“衰收尾”，他最后是被“炒”出来的。
不过，这些事到底做得太难看了，于是，“新老板”不久又把个别认为还可利用的老职工叫回来；一再改版，也还保留一位老同事的专栏，好做个样板，掩饰他的无情无义。
以后，我再也没踏足这家报馆，知道销量每况愈下，同行都瞧不起此报，痛惜之余，对人也愧提此报。对于那位“朋友”，他原来只是要手上有个传媒，以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本钱，我当日拉他注资接办，真是犯了大错，自己“捉虫”，害了同事，实在惭愧。
这个报，在五十年代初期创刊时很困难，送都没人要，经过我们艰苦经营，渐渐摸出门路，创造了一些特色，销路上升，曾为香港行销最大报纸之一，只是好景不长，一个风暴，元气大伤，自此陷入艰苦经营，在报业竞争越来越剧烈的时候，眼看支持不下去了，但毕竟已有规模，且仍有一群好同事，大致都能同心同德，我们认为只要注资发展，仍有可为的。我找这位“朋友”，最初只是请他支持广告，但他说可以在更大范围合作，原来他想办报，我是这样把他引来的，他是外行，又不是真老板，真老板要看过编辑方针才决定，计划由我起草，整个交接过程由我和他两个合作完成，但他一接手马上就派心腹来管我，这个牛高马大的心腹一来就作威作福，说他有不懂游水就做救生员的经历，一到任就施下马威，扫几个老职工出门，高薪雇用不够格的记者编辑。恰逢调薪，这些新来的还大幅调升，老职工只象征性地加一点，我反对无效，而这一来我马上被原有同事埋怨，我明知引狼入室，但噬脐莫及，多年低稿费支持我的作者又成批被斩，又都来埋怨我“不是朋友”，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总编辑已自身难保，弄得我两面不是人，精神深受困扰，患上失眠，情绪低落，要服镇静剂、安眠药，健康状况直线下降，这“老朋友”确实厉害，我怎干得下去呢？
于是我退下来，总编辑不当了，只仍挂个董事，开董事会，就听我那“朋友”训话打官腔，做朋友的嘻嘻哈哈，此时他是“老板”（其实只是假老板），却霸道十足，嘴脸难看。
我认为他还会体念种种情分，给我们保留个小房间，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做生招牌，以示他对人有情有义，谁知他不要！
有说，赶我走的一些细节不关他的事，只是那人事部经理擅作威福，也许是，但底下人都善于作威作福，不就是他的“好管理”吗？他那些惯看“眉头眼额”的下属，如他由“集团”调来的人事经理之流，只要听见：“见他回来就要他走！”还不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然，又怎会从垃圾桶里拾个旧信封，来下侮辱性的逐客令？
我从此绝迹那间报馆，也久不见那个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的“朋友”了。有人又对我说，他的“地位”，多凭报馆有个传媒。
又有人对我说行上的几个故事，做到主管职位的人，出差后回到报馆，发现办公室已有别人坐上，他的私人的用品已被代为清理检拾，放在纸皮箱叫他自己捧回去。另一个是根本连桌子也不见了，原来是“炒了鱿鱼”。有些传媒高级行政人员被即炒，还要护卫员监视检拾物件，押送出去。这朋友说：“他没在你旅游期间就收回你的房间，已经是信守诺言，认为算是给你面子的了。”呵，原来如此。可能是我四十年的感情包袱背得太重了，一时放不下呢。
我完全空闲下来，心情又不太好，便又到外地旅居。数月后回来，一天，我在一个新开的商场，被人叫住，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几时回来了？怎么无声无息？”原来就是那个“朋友”，花甲之人，穿一件惨绿色的T恤，包着个孕妇般的大肚子，胖嘟嘟的，稀疏的几条头发，一脸堆着例牌的笑容——我后来知道他行上有人背地里叫他笑面虎。
我吃了一惊，他竟问我怎么“无声无息”？我笑说：“你有什么好关照！”再也没搭讪。他觉得没趣，大概有了些“地位”，只惯受奉承，而且只有他骂人，哪受得一句逆耳之言？当时见他脸色就变，我便走开，我这人不懂做戏，是个很大弱点。得罪人了。只听他在我背后喝叫他那还是稚年的儿子：“走啦，我们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