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又见面，我说：你连杂志名都定好了，真要干起来的样子？话没说完，他说：“刻好了，你看行不行？”他递过来一张纸片，上面拓了“书谱”两个字。原来他一回去就找这两个字，“谱”字找不到，他就找偏旁拼合，自己在一方砚石后面刻，拓了出来，就是这张纸片。
字刻得不大，大致如原碑字的大小。那时还没有可以放大缩小的影印机，我带回家，用我的“禄来可得”相机拍了照片，再放大看看，很好，后来就采用做《书谱》的标准字，版权页上有“李将分刻”字样。现在我手头仍保存有最初晒出来的照片。
我开始为他的认真与投入感动，看看他，还是那么一副沉默、淡然的神情，但实际上这些天来他是执拗地、全速地在投入工作了。这本杂志一定是办得成的了。
接着他给我更大的惊异。他说：“地方租好了，就在你上班的报社不远，方便你来。”停顿了一下，又讷讷地接下去说：“你来帮我。”
他说得很慢，很清楚，仿佛在提出请求，但又是一个不容反对的决定。
我一时回答不来。我正以为这些天发了许多高论，现在是收敛的时候了，以第三者的心情来争着看一份新杂志的诞生了。没想到他直接要拉我一起做。而且提出的方式和时间都特别，他先把我当做一定能参加他的工作，又体谅我一定不可能放下原有的工作，那么就找个地方近我的工作地点，希望我能够多少兼顾。这是体谅，也是硬来。他已经替我想了那么多，我又怎样拒绝？简直是一个岂有此理的决定！
那时刻我脑子里转动着的无非是一大堆庸夫俗子的考虑。这是一份高薪工作吗？绝不会是；工作有长期保障吗？不保险；我还有能力来兼这份差事吗？很艰难（那时我的收入不高而家庭负担重，工余还尽量写些杂七杂八的稿件以谋稿费，实际上正心力交瘁）；能够舍弃原有的工作吗？不可能；这份杂志值得办吗？值得（想到可以在当时荒芜枯槁的文化土地上试植一株小花小草，觉得还真有点意思）；我本身对书法艺术有兴趣吗？倒是有的……
好吧，我回答，我只能抽出很少的时间，在一旁尽点力。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正式的工作人员。
他说，就这样。我想也就只能这样。
这时我竟然觉察，这段日子里，其实他那一股热诚，那一股对工作的执著，其实已经在带动着我了。
我减少了一些稿件的写作，挪出一些时间。现在与他讨论事情，不再能像早段时间那样想到就说了，得多想想做起来的后果了。
他告诉我，黄丰洲先生答应支持他一笔款子，作为开办。这是他能够租下办公地方的原因，而且他自己决定离开黄丰洲先生的公司，全身心都投入书谱社的工作。
这位老板真难得！我想。五六十年代时，有许多华侨是很热心支持文化事业的。黄先生又是一位。后来，我有机会见过黄丰洲先生一面，可惜没有长谈。
这以后是一段忙碌的筹备时间，既然租了地方，除了出版杂志，还准备出版丛帖，总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手。我们组成的班子十分简单，部分像我一样是兼职，麻雀小，五脏全。李兄是社长，其他的人，暂时不必有什么职衔。大家见什么做什么，与现代管理职权分明的观念大异其趣。不开会，实际的会是在茶楼饮午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要说的都说了。不成熟的意见，在自由的交流中往往很快变成一个可行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在这上面，李兄带了很好的头，他有自以为好的主意，一定坚持以至固执，有时他说服了别人，有时他觉得别人的意见对，就默不做声了，回到杂志社，马上急急如律令地赶紧去做，就像那本是他急于想做的事似的。
我们普遍觉得他性急。
例子之一是，稿件集得差不多了，大家一算日期，一月份出版正好。但他问，十二月能不能赶出来？要赶是可以的，只是何必赶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创刊？他可不理，只是坚持：能在十二月出，为什么不在十二月出？问得也有理，大家都答不来，于是第一期就在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了。后来订合订本，每年六期正好是一厚册，第一卷特别厚，因为是七册。这事我至今觉得有趣，的确，我说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在十二月份创刊一份杂志。
又一个例子是，他弄来了一套国内出版当时已绝版的碑帖，打算重印。原帖是八开本，其中有些字幅并不大，空白很多。我们都认为最好把开本重新设计一下，因为在香港的书店，要争取一大片地方来陈列八开本的书籍很困难，不陈列，在销售上就吃亏了。他听了也点头，但过两天，他与印刷厂方面一商量，就马上付印了。说，印刷厂认为开本不成问题。在印刷上来说，八开印刷自然方便，印刷厂不会考虑发行上的策略。李兄其实也不是不明白，实际上是不耐烦慢慢重新设计，在他的心理倾向，有东西总是早一点推出好。
办这么一份专题性杂志，我担心的是一味专门，找来几篇书法论文一摆了事，连喜欢书法的读者都不受吸引。因此在起初的午茶中，我一再强调我的个人主张，要把杂志办得像一道酒席，开始时上什么小点，然后什么热荤，后来是大菜，甜品。他听了没作声，我担心在具体编定的时候仍会有争执，谁知却一直非常顺利。他一接受，就认真那样做，那样思考，有时还具体提出这一期怎么配搭。不过，我们每期都用不少时间讨论重点文章，重点碑帖。有争论，永远争论出好结果。
《书谱》创刊后，后应还好，渐渐地还引起远近朋友的注意。美国、日本、韩国以至世界各地都有读者来订阅。那时《书谱》还是唯一的中国书法杂志，冷门，但却跑遍全世界去敲知音读者的门。
每天他从长洲到湾仔来上班，我却不能每天都去。但大家合作上一直很好。
黄丰洲先生在印尼的生意忽然受挫折，原定的支持计划不能继续。但《书谱》以及《书谱丛帖》的工作已经铺开，我见李兄的面容多了一点忧郁，料想他会有些压力。好在开支一直还是很节省的，销量也在发展，一切似乎可以这样不错地发展下去，一切似乎都只在开始，但，一个突然的变化发生在第三个年头，七七年的春天。
那时，日本有个书法团体玄美书道会访港，书谱社邀请了几位本港书法家与他们举行雅集。访港团中有日本书法家宇野雪村、岸本太郎、奥平野牛、田村空谷、五村霁山等。能够有国际嘉宾到来，我们当然很高兴。雅集是用晚饭时间，我没有法子参加准备工作，只能在急急把报社工作做到一个段落之后，赶到北角世运酒楼楼头。一进门，就见到李秉仁兄在挥毫，神情很兴奋。我心想，他的劲儿又来了。他在那里写字，我赶紧招待宾客。我们作为主方，根本不够人手。
忽然，曾荣光兄跑来告诉我：李兄有点昏眩，也许是劳累疲乏了，现在先叫碗面让他充充空腹。
我仍忙着向许多陌生客人点头、招呼，完全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但接着情形看来不对，曾兄连忙叫了救护车，把李兄送进了不远的东华东院。我们留下的几个支撑着场面，情形非常狼狈。
第二天去东华东院看他，他的床位在靠近骑楼的一角，看上去病况还算稳定。是心绞痛。
这以后的几个月，他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之前，他很少谈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记得有一次他说，昨天回去，在长洲痛快游了一回泳，晚上一觉睡得真香，舒服极了。我还以为他能这样做运动锻炼，身体挺好。现在发了这一次病，休息一下，可以慢慢恢复的吧。谁知，九月的某一天，他忽然进了玛丽医院，从医院打电话到我家，像平时一样语焉不多，但再次地说：“你要珍重，你也要珍重。”这句话使我觉得有点不祥的预感。我想，这两天里该想法子抽出时间去看他。但很快，就得到他的噩讯了。
梁披云先生悼诗：“艺文应不朽，年岁太堪伤。”
《书谱》第十八期，七七年十月号，登了这样一段文字：
李秉仁先生，福建厦门人，一九二四年出生，曾客居印尼多年。
李先生自幼酷爱书法篆刻，一九七四年与友好集资在香港创办书谱社，出版《书谱》双月刊，刊印碑帖，一心发扬我国独特之书法篆刻艺术。
李先生曾游出产寿山石福建寿山乡，探产石诸峰，久久不能忘怀。书谱创刊，作《寿山石随笔》，并以寿山石齐名。笔名史仲鹭。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香港玛丽医院。
就这样，忽然，许多事情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书谱》仍然办下去（出了九十多期），但我们回到书谱社，觉得很不习惯，缺少了李兄，似乎缺少了许多东西。
我们几个参与过《书谱》工作的朋友，常说：“如果没有李秉仁，就不会有这本《书谱》。”这话的意思，固然是说他实际上做了许多开创的工作，但更深一层的感受是：如果没有他那样的一想定了就做，做起来再说的冲劲，如果没有他那一副“李秉仁性格”，那么这一份书法杂志，也许只存在于一次两次的闲谈中而已。
因此，每想起李秉仁兄，我又想：事情要做的，为什么不现在就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罗忼烈
钱穆先生
——忆旧游之一
承勋宗兄忽然打来长途电话，继之以传真，说正在替牛津大学出版社编一部《香港的人和事》。他知道有几位曾经“流寓”香港的老前辈如钱穆、廖恩焘、刘海粟、蒋彝诸先生，都和我有点交情，要我写一些有关他们的轶闻琐事，作为“谈助”。遗憾的是，我目前客居海外，关于他们的资料如书札字画照片都不在手边，无所凭借，事隔多年，记忆不免渐渐模糊了。甚至从前发表过关于他们的篇章，现在也记不起来。这里说的只是一点一滴不成片段的琐事。
钱穆先生别字宾四（一八九五—一九九○），江苏无锡人。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史学家，著作等身，门人和私淑弟子遍中外，在香港住过二十年，创立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一个重要的组合，对于发扬中国文化和发展高等教育贡献极大，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认识钱先生是在一九四七年，同时还有唐君毅先生，也是香港人熟识的哲学家。那时候内战烽烟已经弥漫北国和江南，他们避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所以我们有机会相识。当年的国立大学是用“金圆券”发薪的，一天贬值几次，当教授虽然不会死，吃苦却是准定的。过不了多久，王淑陶先生（已故）开办华侨大学于广州河南凤凰冈，薪金是以港币计算的，待遇很好，我们又一起“去故而就新”了。校舍是一所红墙绿瓦古式建筑的渠渠大厦，远离市区，起居饮食不很方便，虽有宿舍，常住是够闷的。在这以前，我在市区租有一层小洋房，一人独居，钱先生从凤凰冈出来，有时也住在这里。一起喝龙井茶，下象棋，往往到深夜。
喝茶下棋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白云山的蒲涧寺，观音山的五层楼，文德路的线装书、字画、古董商店，荔枝湾的画舫，财厅前的半瓯茶室……，都是好去处。甚至为了好奇而光顾“铁板神算”。后来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访罗时宪学兄，请他表演“圆光术”，谈论左道旁门的玩儿，津津有味。不少人只知道钱先生讲学著书严肃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兴趣是多姿多彩的。钱先生亦工于书法，笔力刚劲浑厚，起笔尖锐，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笔不苟，他治学态度谨严，写字也如此。
广州解放前，钱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约在五十年代初，与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校舍曾经三迁，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后在农甫道。初期学生很少，因为语言隔阂，只有能听能讲普通话的学生才会就读，而香港却是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因此，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来帮忙。那时候我在培正中学教书，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我没有听过钱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亚书院探访他，他恰在上课，唐先生招呼我到会客厅闲谈等候。客厅和课室只是一墙之隔，听到那边语声琅琅，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唐先生说，他一讲就两小时，快下课了。不久他从课室走出来，拍拍长袍袖上的粉笔灰，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原来他讲课是不用讲义的。这件偶然碰见的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亚书院搬到农甫道的年代，阵容已经相当壮大，学系增加了，学生人数激增，俨然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当年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高等学府只有香港大学，门禁森严，不容易进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亚、崇基、联合、浸会等书院。新亚以文史科为主干，在钱先生的盛名号召之下，攻读文史的学生特别多，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新亚弟子，后来不少人也是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和港大中文系时的学生，谈起钱先生，无不以及门为荣。
香港中文大学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筹备期间，钱先生不大愿意参加，因为一入“壳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违发扬中国文化事业的初衷。但在这个现实社会，办学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是难以支持的。还有教授讲师们的待遇问题，一登龙门便“薪”价十倍，于是钱先生终于“俯顺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学似乎不很愉快，新亚书院院长的任期也不长，跟高层人员相处也不融洽，也许由于西风还在压倒东风吧。他血压偏高，一动气就急遽上升，开会之后往往要马上看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几年就干脆退休了。他退休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不少学府秘辛、儒林外史都为谈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识的，虽然已归道山，不说也罢。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后面的山边，林木扶疏，幽禽时咔，加上一道长长的走廊，阑干上种了几十盆兰花，环境十分清雅。他定居台湾后还念念不忘，每次来港，总会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来打算在香港居留，写一部关于朱熹研究的书（书名好像是《朱子学案》，在台湾出版后曾寄给我，目前留在香港，记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澜波及香港，把他吓跑了！次年便搬家到台湾去。
在这里必须一提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学识丰富，品性贤淑，对钱先生无微不至，而且集侍从、秘书、司机、庖厨工作于一身。如果没有她，真不知道钱先生怎样生活下去，特别是当他视力朦胧以后。
钱夫人和内子也相当投契，每次互访，我和钱先生天南地北一谈便两三小时，她们就闲话家常去也，很少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因为钱先生的普通话“乡音无改”，内子一知半解。根本没资格做“旁听生”。某天下午，钱先生驱车（司机当然不是夫人）来访，晚饭后突然黑云密布，大雨滂沱，马路变了溪涧，回不得沙田山居，只好在我家里留宿。有这么一会儿，碰巧钱夫人和我走开了，客厅里剩下钱先生和内子谈话，钱先生说了什么内子全听不懂，没办法回应，只能唯唯诺诺作领会之状。日后回忆起来，还觉得非常滑稽、尴尬。
钱先生爱抽香烟，烟瘾之大虽然不如唐君毅先生，却也不可或缺。他在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时，美国某顶级学府（记不起是耶鲁大学还是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有人别出心裁，特地定购一批古巴巨型雪茄作贺礼，包装的透明胶纸都印有英文的“钱穆博士”字样，非常名贵。但钱先生惯抽气味清淡的“555”牌纸烟，受不了那种特别而浓郁的烟味，而且过后烟味“绕梁三日”，别人也不好受。因此钱夫人就拿来转赠给我了。
话说钱先生“回归”时，台湾局势还很严峻：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高压统治，长期戒严，经济萧条，生活困苦。但与此同时的香港更糟：街上遍布“土制菠萝”，真假炸弹，海边时见从内地漂流过来的五花大绑浮尸，暴动之声不绝于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相形之下还是台湾比较安定，所以钱先生伉俪终于决计“适彼乐土”了。新居是钱夫人的哥哥（名建筑师、台中横贯公路的规划者）设计的，地址在台北市郊的外双溪，距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钱先生赴台前曾将建筑平面图给我看，并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只是一所比较宽敞的“寻常百姓家”，幸好空地多，尽可满足主人种树栽花的雅趣。钱夫人说：“台湾地皮和建筑价钱便宜，卖掉汇丰银行的股票大概可以勉强应付了。”结果呢，建筑费不用自己掏腰包（后来因此而被迫迁出，下文再谈），而香港正在“风雨如晦”，所以不等房子完工就提前回归。
为什么盖房子不用自己出钱呢？原来钱先生在回归前常常往来港台之间，因为是著名学者，又是国之大老，备受老蒋先生器重，并且要小蒋先生拜在门下。当小蒋先生知道钱先生要回台湾定居，便按照原有的建筑图形盖房子给钱先生，表示礼遇，当然也不会订立契约。后来他屏当回归，所以行李包括书籍文物家具连同小房车都顺利过关，通行无阻，大概也是因小蒋先生之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