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住着巴人先生，有几位马来西亚华侨青年跟在一起。巴人先生不大说话，一位爱看书的严肃的老头。
我们住着这座二层楼房，是全村唯一用钢筋水泥盖成的房子。也只住着我们这三家文化人。不过来访问的朋友却川流不息，这才引来了以后的热闹盛景。
村子里没有自来水，全靠我们楼下左边一口大石板水井以作饮食洗涤之用。巴人先生有青年帮忙照顾，楼适夷先生和我都要自己从井里舀水再提上楼去。
厕所在靠田地边的茅篷猪圈里，拉完了自己用铲子戳一把草木灰盖上。
楼先生那时付的房租是八十港元，我是五十港元。
张天翼先生说是要来租房住的，在楼家前厅躺了几天，因为有肺病，那种时空里，楼氏夫妇眼看谁也照顾不了谁，大概“上头”照顾张先生，把他移到一个有照顾的地方去了；说是九华径住过，也只是几天的事。
来往的人就多了。乔冠华、叶以群、萧乾、周钢鸣、郭沫若夫妇、邵荃麟、茅盾、蒋牧良、聂绀弩、胡风、罗承勋、司马文森、洪遒……
胡风先生来过多次，跟楼适夷先生作长夜谈，内容多是些文坛委屈争论，气势十分之昂扬慷慨，因为楼适夷先生纯朴谦和，又是坛内旧人，能体贴到胡风先生的愤懑深度，……深夜三四鼓，有时还敲我的房门来要些点心。这给我颇深的印象。那时香港在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领导下为胡风的《论现实主义道路》一书正在开批判会。
国共两派人物都有
说到这里还有个插曲。
住中房的那对年轻夫妇平日可能给楼夫人黄福炜留下了有趣的印象；黄福炜便把其中一些事写成篇散文放在《大公报》的“大公园”上发表。我一看便明白其中写的是谁，觉得“进步人士自以为很伟大”的这种小小的批评颇有点道理；加上“又伟大又娇气”的这种提法又令我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到他们打听出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位隔壁前辈太太，就气走了——黄福炜在新四军时做过军法审判员。
我想，胡风几次跟楼适夷作长夜谈，应是这一对夫妇气走之后，否则，他们俩不揭发报仇才怪！
接着是蒋天佐和陈敬容的到来。
蒋天佐我不熟，只读过他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陈敬容是诗人，在上海时我们住的不远，她还到我家来过，我当年为她的一首诗《逻辑病者的春天》刻过一幅抽象得很的木刻插图。（这幅木刻几十年来是我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靶子，是我的包袱，一挨批评总少不了提起它；不过至今看来，事隔四十九年，我觉得这幅作品还真了得！一个二十二岁人的手艺！）
怎么是陈敬容跟蒋天佐一起从上海飞香港来了呢？陈敬容跟戈宝权不是好朋友的吗？她这一走，岂不叫戈宝权伤心到家？适夷先生跟戈宝权也是好朋友，他十分不高兴，他告诉我当天戈宝权跟陈敬容原是约好晚上一起吃饭的，不料却跟蒋天佐到了香港。
楼适夷却又要我帮蒋、陈找房子，说是住在加连威老道的叶以群交待下来的。这有一层“上面”的意思。
楼不会讲广东话；我会，我太太又是广东人，于是在隔壁为他们找到一间小楼上有阳台的房间，五十块钱一个月，但我们暗自商量好，别让村子的人帮他们挑水，要水用就自己动手！果然，每天他们两个来来去去忙着在井边洗衣，提水，十分之勉强费力。若果戈宝权有知，一定也觉得痛快，我们给他出了点聊胜于无的冤枉气。
从九华径出去的人大都当了官
记得蒋天佐大清早在村子随地小便，给九十岁的曾老先生碰见，要用手杖揍他，给人解劝才脱了大难。老先生根本不管蒋天佐会是未来的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接着是杨晦先生全家。杨住九华径最高坡上的那幢殖民地形式的屋子里，地方虽大却太潮湿。没有办法了，他夫妇孩子太多，（三四个之多吧？）别的地方容不下。
四川的作家巴波和李霁树夫妇填补了我们中房的位置。我原不认识他们二位，是借居在砵兰街“文协”楼上的、木刻同行张漾兮老兄的介绍才弄到九华径来的。
巴波又牵连来解放后在国务院任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老先生。余先生是冯玉祥将军旧部。巴波兄跟他怎么认识的我不知原委，只知余心清以后发表在《华商报》上的连载《在蒋牢中》是巴波兄的手笔。
余心清老先生住的是一间原来堆放本村拜神祭会仪仗的小套间，满是跳蚤蚊子；余先生年纪大，身体魁梧，加上一大把花白美髯，令我们肃然起敬，于是帮他打扫地面，满屋喷射D. D. T，还挂蚊帐。
回北京几十年都没有想到再去看看他，何况这位局长不一定记得起曾经帮他在九华径挂蚊帐、打扫住处这些屁大的事的小伙子。“文革”开始后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张小小的告辞信：
“士可杀，不可侮。”告别了人世。
我又接来了严庆澍兄的全家，严庆澍又拉来所谓的“胡风分子”耿庸兄和厦门大学的忘了名字的两位教授。
一座堆草用的石楼也成了居室
后来不知怎的我在江西赣南时的老朋友顾铁符兄也住进了村子。此人从修筑飞机场到考古鉴字、自然科学无一不会，是位达芬奇式的特号奇人。我们后来一直共同生活在北京城，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即是说我住在“大圈圈”，而他住“大圈圈”的“小圈圈”里。间或三五年邂逅一次。
文协通知我去接臧克家先生夫妇。克家先生在上海的时候住虹口的一座日本房子里，我常去找他，得到他许多帮忙和照顾。见到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真是十分高兴。我告诉他，给他们找的住处是一整座石楼，上下两层，门外一座小桥……新屋！……二十元一个月！
“这可能吗？小桥、新屋，二十元……”臧先生睁大眼睛。
是进村右手第一间堆草用的小石楼，村后山上的一道小河经过门前流出荔枝角。
臧先生远远看着这个住处，放下行李，喔喔连声。
不久，诗人雷石榆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境，强拆了他和台湾妻子、大舞蹈家蔡瑞月的关系，令他痛不欲生。我们知道用什么好话都难以平复这人生最大的伤痛，在严庆澍兄的隔壁给他找到一间小屋住下。
我们是四十年代初期江西信丰的熟人。他在“干报”做编辑，我在民教馆做艺术工作，有空约着一起去茶馆吃“米粿茶”，拿着速写本给大家画速写。他画得不算地道，但大家都尊敬他，烘托兴趣，要他作东请客。
我到台北，他曾带我一齐回家去看蔡瑞月和刚生的女儿。没多久，就被残暴地驱逐出境，只大半年的事。
我刚回北京，住大雅宝胡同时，记得他从保定（石家庄？）来我家作过客，就这么一别几十年没再见面。不料陈迹昨天来电话，说雷石榆有信给他，唉！不知这几十年他是怎样过来的？八十几了吧？
我差点被当做共产党
底下，这才是作家，考蒂克、单复、方成、端木蕻良住进了我们屋子并排当中那一间房子。
蒋天佐、陈敬容受不了九华径的生活，搬去九龙某处。我搬到他们那间有露台的房子。屋后住了作家李岳南。还有方成的哥哥和嫂嫂，他们是麻省理工毕业的钢铁专家，准备回国搞汽车工业的。
大画家陆志庠原是和我一起跟张正宇去台北的，我俩帮张正宇打工编一本叫做《今日台湾》的大风景画册，还去飞机场接来第一次上台湾的郎静山和他的助手，后来形势变了，印成一部画册的价值反而没有不印书的纸的原料值钱，纸价灵活得多，一印，反而僵死了。于是上头决定停印，恰好这时彭孟缉要抓我，以为我是共产党；倒是真的共产党帮我逃离台湾。溜回香港，当然不能告诉张正宇和陆志庠。多少多少年后的“文革”，我被指为国民党，让我站在长板凳上弯腰两三个小时，大冷天滴得地板上一滩汗。其实入国民党也并非容易的事。那些造反派小家伙不清楚而已，夹在两大仇人之间，有什么办法？陆志庠很快也来到九华径，住进在我屋子旁边一间堆饲草的小屋，楼上是木头楼板，只有一尺见方的透气窗户，居然也要二十元一个月。
陆志庠又聋又哑，村人早晨取饲草喂牛他听不见，很耽误事，不租了！好说歹说，让陆志庠临睡前大拇脚指头包块胶布再绑一根线从窗口垂到楼下代替电铃。
又从台湾逃出朱鸣冈、林端正夫妇带着孩子也住进我们这一横排房子末尾。
据说在美国进过军校的蒋炎午和方成是熟人，也搬来跟他们住在一起。蒋炎午在《大公报》写文章歌颂共产党骂国民党，很是活泼。
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是记住的
所有九华径的这一批老少在解放军进北京之后都搭上赴天津的船走了。蒋炎午也得了一笔乔冠华给的路费跟方成他们去办行装。一天下午，我在阳台上跟他们挥手再见，目送他们离开九华径。明明白白看见蒋炎午挟着一具帆布军床，走在他们里头，第二天清早，也是明明白白看见蒋炎午睡眼惺忪地从左手台阶上另一个门里懒洋洋走出来。问他怎么一回事？
“不去了！”他说。
后来他用“国之华”的笔名在“新闻天地”写文章骂共产党，记得文章中有一句：“中共大口径的谎言”使我非常生气。
这个人，你气也没用：他毫不在乎！
几十年过去。前些年他来北京看我，说是“权威方面”邀请他来参观的。并给我带了见面礼物。
这个见面礼物，一百万元跟人打赌，我不说出来，任何人一年也猜不出是一对四十磅的国产铁哑铃。
他说已写信给邓小平，等待接见。他将向邓提供极有价值的东南亚军事战略良策……
他又来过我家一次，“要去上海看姐姐了，邓小平那边没消息，那就让他‘萧何月下追韩信’吧”！
这期间，搬来木刻家李流丹，住原先王任叔（巴人）所在。楼上新来的两夫妇带着一对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但他们老是回避我们，很久很久才跟我们开始交谈。
房东太太从事农业劳动，房东先生不大劳动，听说以前在什么地方剧团唱花旦的。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名叫“乙娣”，思想很进步，认为大家都回大陆去了我回不去，很看不起我。二孩子有一个乳名，叫“猪油公”，三儿子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留下的印象是只会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