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不参加任何一派，但是不参加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当时两派的意思是让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只要承认了就可以“冲杀”过去。但我坚决不上当，不把自己说成反革命，我只能说我是“不革命”。其实“不革命”这个帽子我也不太愿意戴，但不得不戴，我就只好“不革命”。实际上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先后“冲杀”了三次，有些有问题的人反而一次就“冲”过去了。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们系几个留苏的中年教师就曾集中在一起向“苏修”决裂——把毕业证书、记分册集体烧毁。现在我都没有毕业证书，就是那时烧毁了。但对我的诋毁，我是坚决不承认的，“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狠狠地批判我，但也拿我没办法。“冲杀”的时候先做自我检查，之后是群众提问题批评，最后解答。我的问题最简单，但因为我不承认“错误”，就是冲不过去。到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上纲为“反革命”？如今，这些事情回想起来觉得特别好笑。
参加专案组
整党完了，基本上把党员的情况都弄清楚了，剩下就是清理“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了。领导、教授们都成了受审对象。这时又成立了专案组，每一个“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一个专案组，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每个队里还有一个红卫兵和两名教师。我也参加了一个专案组，我是副组长，另一名教师是正组长。
我们这个专案组就是负责审查我们系的总支书记吴绵先。我们查他解放前后的档案，从中找出问题，然后向“工宣队”、“军宣队”汇报。此外，我们还找他谈话，核实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让他在全系的群众大会上检查、交代，要前后经过几次调查才能通过。通过检查就算是解放了。
让领导和教授们在大会上交代，有的时候比较文明，有时还会虐待他们。有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群众就打他们、虐待他们，“坐喷气式”（将人反绑，胳膊向后向上拉直，使身体呈飞机状）等。我们的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解放前是地下党员、老革命，在大会上被责令交代问题，他不交代，就被殴打，腰也因此落下了残疾。他后来是清华的经委书记，我儿子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我还去找过他，是个很有水平的人。
我在专案组还出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在收音机里无意中听了这么一句话，说“林彪家里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我随口说了一句：“不对！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家叫林家大湾，在我们黄冈县很有名的。”中午回家吃饭，我把在专案组说的话又说了一遍，那时候我老伴也在，他的四弟也在，他四弟说：“呀！大嫂，你可闯了祸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不能随便评论林副统帅，你这可不得了。”呦！他这么一说，我饭也没吃好、觉也没睡好，下午上班的时候提心吊胆。我观察“工宣队”、“军宣队”，观察了三天，看到他们没有什么反应，我这块大石头才落地。以后我回湖北的时候还特地去林家湾看了看。话又说回来，虽然林彪后来叛变了，想抢班夺权，但是在历史上他是做了贡献的，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下 放
在“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下，经过“大联合”、“三结合”、“清队整党”等工作以后，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这是1969年的秋天，几天之内，北京的62所高等院校全部搬走，搬到“三线”地区。当时不管老弱病残都要走，用担架抬着也要离京，而且是人走家搬。我在几天之内要搬家，我想，我有这么多的书，怎么搬啊！我只好找了两个三轮车，把许多书都拉出去卖了，没有卖出几块钱，当时真是心疼呀！我没什么家具，就用这钱买了个书架，留下的很有用的书也就有地方放了。这个书架到现在还在。
经历“文化大革命”
我比别人幸运，因为我的老伴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所以我的家没有搬到西部三线去，直接搬到了总后。我老伴的单位原先在王府井菜厂胡同，后来搬到北海附近的护国寺街，之后他们单位划归总后，于是我们搬到总后大院47楼，这时我的女儿只有7岁，儿子只有3岁。总后在万寿路地铁附近，是一个很大的院，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小县城。这时的房子好多了，但都还是筒子楼。
那时我被下放到焦枝线。焦枝线的一部分在河南省，我们被分到小丁斗隧道工程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时我身体十分虚弱，腿疼、怕冷，所以临走时我准备了很多防寒物品，我婆婆还给我做了一件棉裤，十分厚实。
我们去焦枝线的女同志一共有二十多人，有教师有学生，都住进了窑洞里。窑洞的环境还不错，挺暖和的。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草，我们就睡在地上。在那里吃的还不错，队里好几百人，隔两三天就宰一头猪，有时候杀一只羊，这都是工地自己养的。吃得多好啊！河南人吃烩饼、肉泡馍，馍上一层黄油。现在不愿意吃这些了，可那时吃到肉吃到油，觉得太香了！
洞里没有窗户，一到晚上便黑黢黢的，点起煤油灯，像小星星一样。睡过一晚，早上起来我们每个人的鼻孔周围都是黑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连几天都是黑的。后来我们才明白，是因为没有可供通风的窗户，煤油灯燃起的烟都被我们吸进鼻子里去了，所以才会这样。
刚去的时候我们被分到厨房帮厨，洗碗、洗菜。过了几天，一部分人留下继续帮厨，另一部分人则被分配去下井送水，这就苦了。为了赶进度，挖隧道是从山坡的两侧同时开挖，在山上斜着向下40度挖。在洞内靠着右壁挖了台阶，人就从台阶下去，头上戴一顶安全帽，脚上穿着高过膝盖的胶靴，左手把着拳头粗的缆绳，右肩担着水，一步一步走下去。隧道里有水，脚下很容易打滑，两桶水又在不停地晃动，走得不好就会滚下台阶。台阶的左边是两个装着土和石头的翻斗车，在上边卷扬机的带动下，一上一下来回跑。所以送水的人是万万不能摔倒的，一旦摔下去就很容易被翻斗车砸中，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所以工程队的师傅们都一再提醒我们：“你们千万别摔了，要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走。”我每次都走得很慢，心里想着不能被砸成肉酱。就这样慢慢走下去，给工人师傅们送开水、茶和绿豆汤。
那时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根本就吃不消。那时的口号是“胸怀朝阳战丁斗，哪怕流血又流汗，拼死拼活把路通，八千健儿把礼献”，还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冲天的干劲，自己也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下决心要向大家学习，一定要把埋葬“帝修反”的路打通，通向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些精神是能感染人、激励人的。怀着这些想法，我们也就服从安排，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月，身体虽然受不了，也怀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拼下去，一次次下井送水，浸着隧道里的冷水，挑着重担，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