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主要学术贡献
田野考古成果卓越
父亲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所元老之一。他是田野考古的骨干，参与了考古所建所初期（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
总结父亲近四十年的野外考古工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对陕西西安隋唐长安城、唐大明宫和陕西麟游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中国历代都城遗址均为当时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当时社会精英云集、先进文化与先进技术荟萃之地，代表着当时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代是我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际交往频繁的盛世。长安城作为唐代的都城，人口一度超过百万，是中世纪的世界名城。唐长安城规制宏大，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
通过考古勘察确认：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外郭城平面为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外郭城内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将城内划为110个里坊和东市、西市。里坊内分布着居民住宅和寺观，东市、西市是商业区。
唐长安城规划整齐、布局严谨，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考古勘察将隋唐长安城的范围布局探明，对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为隋唐长安城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唐大明宫是唐长安城中三个宫城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宫城。龙朔三年(663年)，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成，唐高宗正式在大明宫听政。此后二百余年，大明宫都是主要的朝会之所，是唐王朝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
大明宫平面呈纵长方形，因地形所限，北部稍窄，四周宫墙围绕，设11座宫门。丹凤门为正南门，玄武门为正北门。大明宫规模宏大，占地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是太极宫的两倍，是北京明清紫禁城的4.5倍。大明宫布局分明，前朝后寝，即南半部为政务区，北半部为生活区，两区之间有宫墙相隔。在前朝区的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建筑。这种三大殿的布局直接影响到宋、明、清的宫殿格局。
隋仁寿宫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是隋文帝最喜爱的夏宫。唐太宗于贞观五年（631年）依隋宫原址修缮，改称九成宫。唐太宗多次到九成宫避暑。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考古发掘，揭示出一处隋唐皇帝避暑离宫的规模和建筑形制，获得了极其珍贵的隋代宫殿的实物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父亲在进行隋唐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勘察方法，着重了解都城的整体规划。他首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遗迹、遗物的学科。然而，考古学家也必须是实干家，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无法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父亲在田野考古中硕果累累，与他在实际工作中锲而不舍，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善于与人沟通，解决各种难题的工作能力分不开。
重视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
父亲在主持考古发掘的同时，重视考古简报和报告的整理出版。他主持编写了考古报告《唐长安大明宫》《唐长安城郊隋唐墓》《隋仁寿宫 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推进了隋唐考古学的研究。
《唐长安大明宫》报告的，是根据西安唐城队1957年3月至1959年5月在大明宫遗址上的勘探和发掘，对宫城的范围、形制、城门的位置和主要宫殿的分布，并对历代有关文献提出了补正。这本报告是研究唐代宫城建制的重要参考资料。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没有人们常见的分类排比、分类分式及分期，而是采用大致相同的体例，对一座隋墓和五座唐墓分别进行叙述。这种编写体例别开生面，使读者对隋唐的重要墓葬留下一个更完整的印象，并通过这些现象去探讨更深的问题。
《隋仁寿宫 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是父亲主编的一部重要考古报告，是研究隋代和初唐宫廷建筑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关注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展示
父亲不仅是一名考古学家，也是文物保护专家。
他在考古发掘的同时，思考着如何将这份文化遗产留给子孙后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还没有太好的手段保护发掘后的遗址，他认真地执行发掘后的回填，以利于考古遗址的保护。在他和其他考古工作者的积极呼吁下，唐大明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和唐长安城遗址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20世纪80年代，父亲以麟德殿为试点，邀请古建专家杨鸿勋做设计，尝试用唐代的工艺，将麟德殿台基保护起来，不仅完好地保存了唐代遗址，还有展示的功能。他积极争取征购含元殿遗址的土地为文物用地，为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的启动和2007年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奠定了基础。
父亲的主要学术贡献
父亲由衷地热爱考古事业和文物保护事业，注重向群众宣传文物保护的理念。在麟游县发掘时，条件极其艰苦，他抱病给全县四百多名干部讲九成宫的历史和保护九成宫遗址的重要性，对拯救九成宫遗址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父亲成为国家第一批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员。
2009年6月，父亲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博事业60年杰出人物奖。
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中国在隋唐时期与日本的交流十分密切，日本多次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同时还有很多遣唐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中国学习我们先进的文化，并把其带回日本，由此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文明进程。因此，日本的考古学者对隋唐长安城和唐大明宫的考古发掘非常关心，也十分尊敬我父亲（因为他是主要发掘者）。
《唐长安大明宫》报告在日本一经发行就供不应求，被日本青云印刷有限株式会社再版，在北九州书店发行。
1981年10月，父亲受日本京都文化财(此为日语的写法，中文名称为“考古研究所”)的田边昭三邀请，与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王仁波一起访问日本，在京都、奈良和神户都进行了学术交流，并以“青龙寺”和“唐长安城和大明宫”为题作了公开演讲。
此后，父亲多次应邀赴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多所大学和考古所做唐长安城、大明宫、青龙寺、九成宫等有关的学术演讲和电视演讲，宣传中国考古成果，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机缘参与劳工诉讼
劳工诉讼事件是父亲轻易不愿触及的话题，中国劳工为这件事情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和伤痛，遗憾的是，日本方面对他们造成的这种悲剧一直熟视无睹，这也是当时已过古稀之年的我父亲为此事奔波操劳的原因，他只是想要一份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