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佑年间，青龙寺被破坏，由此衰落下去，逐渐不为世人所知。1977年，父亲带队对青龙寺的遗址进行发掘，并写了完整严谨的发掘报告。日本人很重视这个事情，青龙寺的考古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很佩服我父亲，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他来日本做演讲。
一举成名
大明宫和青龙寺的发掘使我父亲一举成名，很多国家想请他去指导考古工作，特别是日本。日本前任首相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来西安访问的时候指名让我父亲做陪。
日本的历史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唐朝时期，当时有遣唐使，还有留学僧，他们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国，日本宫殿建造风格受大明宫的影响很大。
当时考古界流行一句话，“马得志的大明宫，石兴邦的半坡”，由此可见大家对我父亲的认可。1974年北京大葆台出土了震惊业界的金缕玉衣的残片，当时我父亲被定为了“牛鬼蛇神”，还没有“解放”，于是考古所赶紧紧急抽调了专家进京。
当时我在甘肃的刘家峡工作，我们厂的领导和我一起到了北京，我就想带他们去看金缕玉衣，于是来到了故宫西门外西华门内博物院内部的一个工作院。门卫不让进，我就说：“我是马得志的女儿。”话音刚落，对方立刻说：“来来，请进。”北大教授苏白问：“原来你是老马的女儿啊？”对我特别热情。
金缕玉衣发掘出来的时候不是完整的，部分地方的金线已经断了，考古研究人员正在将其拼凑成形。我当时就直接去拿那个还没连起来的手套部分，吓得苏白教授和考古所的所长一直在下面捧着，怕我给弄掉了。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做法确实有些唐突，他们之所以没人说我，还不是看着我父亲的面子？！
父亲成名之后还和往常一样，生活状态一点都没有变，也不摆架子。他是队长，不仅要负责发掘工作，还要负责全队人员的日常生活起居，具体到柴米油盐这样的小事都要他管。
那时候经常有人来我家吃饭，一坐就不走了，那时候我还小，挺不喜欢这样的，因为客人一来，我就不能上桌吃饭了，得搬个小板凳在旁边自己吃。
当时来我家的也都是考古界的长辈，担任过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仲殊人特别好，一来就教我唱歌，还给我买玩具。他来我家，我从来不反对。我现在还记得王叔叔喊我父亲时的那个声调，“老——马”。在王叔叔身上还发生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在安阳殷墟的发掘阶段，有一只母鸡跑到他的床上下蛋，他一掀开被子，惊奇道：“咦？怎么有俩鸡蛋？”还有一个姓白的考古学家，他好像不喜欢小孩，来我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我就说：“干嘛请他？不要来。”
考古研究所当时有一个“三剑客”，还有一个“五虎上将”。“三剑客”指的是我父亲、安志敏、赵全，这3个是年轻人，干劲特别大；“五虎上将”指的是我父亲、王仲殊、王伯洪、安志敏、赵全。这些人可谓是考古研究所的半壁江山，“文革”时都被批斗了。
父亲当领队的时候从来不指使人说你去干这个或者你去干那个，不管什么事情，他总是亲历亲为，还自己跟当地文物局联系。当时陕西省的省长毕业于北大的历史系，正好我父亲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所以那位省长跟我父亲说：“我是您的学生，有幸听过您讲课。”父亲卸任回京之后，接班人接手他的工作，结果当地的人就说：“不行，这个还是得请老马出山。”果然，我父亲一去，就把问题全解决了。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华裔考古学家，叫张光直，他访问中国时特意跑到西安采访我的父亲。他觉得现在很多考古都在闭门造车，只在研究室里看书，不下野外实践，只有我父亲是真正在野外工作的。后来他根据采访内容出了一本书，书里称我父亲为“中国考古第一人”。
2008年，大明宫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派人来西安开会，我父亲作为大明宫遗址第一任发掘队的队长是大会的主讲。上台发言的时候，按道理父亲应该长篇大论，因为当时列出来10项发掘成果，他占了9项。可是他很谦虚，上去讲了不到20分钟，而且语速很慢，他说：“我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在那里，当时技术条件落后，我们只能靠肩挑、手挖。而且当时的文物保护事业不像现在这么被重视，所以比较难的。”他就这么简单地把自己几十年的辛苦带过去了，然后把那些年做了什么工作一一罗列，然后结束发言走下演讲台。那一刻全场起立为我父亲鼓掌。下去后，一些与他相熟的人就说：“你这也太谦虚了。”父亲说：“这没什么的。”
与会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人员，有些年轻人就围着我父亲照相，还说：“我们以前只能在资料上、书上看您，现在可算是见到真人了。”
父亲将自己最好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所深爱着的考古工作，他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唐代大明宫的考古，他是开拓者，是第一人。这，就是我的父亲。
前往麟游，参与九成宫挖掘
以下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
大明宫的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又带队做了九成宫的发掘工作。九成宫原名仁寿宫，位于宝鸡市麟游县的新城区，始建于隋文帝年间，是隋文帝的离宫。贞观年间，唐太宗对仁寿宫进行了修复、扩建工程，并将其更名为九成宫。
进行九成宫发掘工作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纠纷，我们做发掘就要占地，那本来种的都是庄稼，所以考古队破坏了多少就要赔偿多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工作就顺利多了。
麟游县属于渭北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高，地势不平，当时我已经六七十岁了，结果队里二十多岁的研究生都跑不过我，他们说：“您还真行，我们都跑不动了。”那里的水好像有些问题，当地很多人都有大骨节病。考古队是自己起灶，吃的都是一般的饭菜，不能铺张浪费，怕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们考古队断断续续地在麟游县待了六七年，每年平均有8个月的时间吃住在此。农村的冬天很冷，而且没有暖气，就得生炉子，另外就是穿厚一点。平时一下野外就没有星期天的概念了，连轴转。
通过考古来证实历史、修正历史、发现历史，这就是考古的意义之所在。
我父亲去了麟游之后，跟当地旅游局的人说：“你们这里风景太美了，山清水秀，不然皇上也不在这里造城，你们可以发展旅游业。”当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来我父亲的话果然应验了，2011年麟游县旅游局的局长还来找他，请他提一些发展旅游业的建议，并给他们的旅游杂志题序。
考古工作做到后来，父亲已经上年纪了，每天还得跑方圆几十里地。别人是60岁退休，我父亲原本于1987年已办了退休手续，但考古所将他又返聘到1998年才真正退休。返聘之后，他再去西安就不像原来那样一待就是半年了，转而指导学生，慢慢做一些交接工作。
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我父亲这么大年纪了还爬山，亲自去每一个地方考察？因为他有兴趣，总想印证历史。考古不是枯燥重复的劳动，每个殿有多大、长多少、宽多少都要心中有数。父亲站在遗址之中，一看就知道皇帝应该在哪坐，然后闭上眼想象当时的情况：群臣朝拜，文武大臣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站在殿前两侧……如果发掘结果和历史能顺利对接，他整个人都会眉开眼笑，心情格外舒畅。如果和历史有出入，他就会想办法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文献错了还是发掘过程出现了错误，这也是考古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