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懂行的师傅一看就说：“呵，这个可不是一般人穿的。”
“那你甭猜是谁穿的了，按照这个质量，我要做××套能不能织出来？”
“很难织得一模一样。”
我也不能把这条衬裙拿给师傅们研究，只是让他们研制出相仿的材质即可，最后的成品料子更厚实，但效果不错。江青拿自己的衬裙做样品这件事除了我以外，没人知道。
这时候又来了个棘手的任务。各个单位的服装箱子都是木制的，赴美团为了减少重量，决定用制作飞机的轻薄铝材质做箱子。王正负责，但我是制作人，箱子的型号、形状、数量，统统由我决定。北京汽车厂给我们派出了一辆车，那段时间每天都要出去，后来人家都调侃我们：“你们俩的汽车都已经绕地球多少圈儿了。”
国防部把材料批下来了，但没有地方做。装乐器、衣服、鞋子的箱子形状各异，普通制箱厂的技术难以承受，最后飞机修理厂接受了。但做好的成箱里面有毛刺，还有铆钉，箱子的内包装又成了问题，我又忙了起来。
最后，因中美关系紧张，赴美团没去成美国，而是改道去了非洲。我已在赴美团参加了一年多的筹备工作，去非洲的名额中原本是有我的，但是，到快启程出发时，突然被团长浩亮的小兄弟顶替下来，就没去成。这个人是搞装置的，根本不懂服装工作。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在文艺界凡有出国等好事，由当权的官员安插自己的亲信是常有的事。用现在的话说，这也是一种腐败。
赴美团回国后，有些箱子让几个歌舞团分了。这些箱子都是好东西，轻薄便利，我代表东方歌舞团收了平箱、立箱和挂箱。现在团里还在用这些箱子，不过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些箱子竟是通过我做出的。
“文革”后期，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国宴，招待一个非洲国家的元首。万万没有想到还发给我一张请柬，请我这样的小人物参加。那天傍晚要吃晚饭时，办公室的人给了我去人民大会堂的请柬，还叮嘱我换身衣裳。想了半天，我穿着从芭蕾舞演员那里借来的样板服出席了国宴。
国宴后，我还一直保留着菜单，但搬家时不小心弄没了，太后悔了。记得当时一共有一百多桌，我坐的25桌位于比较中间的位置，我旁边是朱逢博，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歌坛上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女高音歌唱家，桌上还有外交部的年轻人。他们都很亲切温和，喝茅台酒时还拉上我，我有礼貌地婉言相拒：“对不起，我不会喝，我闻闻就行了，给你们男同志喝吧。”
赴美团，两次擦肩而过
这是总理病重时期的最后一次国宴，也是我一次难忘的经历。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部又第二次组成赴美艺术团，中央各文艺单位各派7人，东方歌舞团6人。我当时正在广交会参加演出工作，领导突然打电话调我回北京，作为主管服装的人员参加赴美团工作。但是，当我按着电话的通知向领导报到时，领导改口说：你的任务只是帮助独舞演员阿依吐拉制作服装，完成任务回单位继续工作……我听话听音，预感到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这个被人摆布的小小服装管理员可能又去不成了。后来，从正式公布的出国人员名单中知道，我又被人顶替了。我两次赴美的机会都擦肩而过的原因竟是如此的相似，这让我十分惊愕，也很困惑。
30周年国庆庆典
庆典前一个月各单位集中到一起讨论，我们住在北京市文化局，设计人员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各单位的美术设计师云集在表演美术组，任务是画图，多次讨论、多次否决，反复磋商新的设计方案。按说专门从事服装管理的人是不必参加30周年国庆高规格的筹划活动，但或许是因为我搞了这么多年文艺工作，曾多次参加重大演出活动，才有机会亲历这种高级别的会议。
庆祝建国30周年工作人员留影（前排右二是马丽娟，负责文艺大军的服装工作）
明确方阵的颜色后，创作组负责服装设计，我和王正两人全权包揽服装制作。方阵的服装制作不比舞台那般轻松，一个方阵由250～300人构成，所有服装的制作安排、布料选用只有我们两人做主，工作量较普通的晚会成倍增长。
方队的前导又叫仪仗队，有人举着毛主席像和标语，还有人负责拿红旗。要求方阵各排的服装有变化倒是不难，只要整齐、统一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象征大海的方阵队，队员们身着蓝上衣、白裤子，手上还拿着蓝绸子来回甩，一边起一边落，形若波浪。工人方队的服装有难度，那种艳蓝色不好找，用不同颜色调配出来也总有色差。农民方阵的衣服也好办，各个文艺单位都有大量的农民演出服库存，不存在服装设计方面的问题。再后面就是陆、海、空三军的士兵方阵，表示他们正在建设祖国的国防事业。56个民族的方阵有讲究，当时人数多的少数民族排在最前面。服装是从民族歌舞团征集的，不够就照着现成的样子制作。
《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个样板戏需要用彩车，有两辆大卡车那么长。演员们要做舞蹈动作，车内一定要足够宽敞。彩车的四周还得镶边儿，不能是大卡车光秃秃的，得有布景。
北京市文化局积攒了历年来的演出服，我们尽量找。学生方队共8个，跟在彩车的后面，蓝色、红色、紫色……方阵块的颜色都要调开，而且学生手里还拿着红、蓝、紫、黄的花道具。8个样板戏过去后，方阵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彩排的时候我要检查方阵存在什么问题，绝对不能出任何事故。
有天来了通知让我去文艺大军指挥部报到，我还以为是认识的人找我，高兴地跑去了。结果推开门一看，一个海军领导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
他抬起头，缓缓地问：“你叫马丽娟？”
“是啊。”
“你马上坐军用飞机去上海，买艳蓝色的料子去。”他递给我一封介绍信，还有支票。
“艳蓝？买艳蓝色料子干嘛？”
“工人方队需要穿艳蓝色的衣服。”
我站在那儿犹豫了半天，一方面我不会说上海话，另外命令我马上就走，也不让跟家里打招呼。突然间我想出一个好主意，便问道：“这样吧，我如果要在北京能解决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去上海了？”他不说话，算是默认了。
拿好介绍信和支票，我马不停蹄地赶往常接触的单位，第一站就是北京印染厂。厂长听我的要求后，坦诚地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艳蓝色不同于浅蓝和深蓝，尽管颜色很深，却亮得鲜艳，当时的普通工艺是满足不了此种染色要求的。他便建议我提升到化工的高度，去新华印刷厂看看。
去哪里都靠公交车和我的两条腿，好不容易找到了，说明来访意图后我便跟着工人进了车间。那个车间让我不由得眼前一亮。一般的印染厂、印刷厂都脏兮兮的，男同志们光着膀子穿花裤子，上面沾满了颜料。但这里窗明几净，架子上晾晒着各种各样的染布和床单。师傅实话实说：“我们倒是有蓝色，可是你说的那个蓝色可能出不来，我们都知道，花高价到德国可以买到。”可那时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不好，想从德国弄来成品，实属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