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就不同场次、设计方案、舞台设计图进行讨论时，大伙儿都十分认真、争得不可开交，但都是就事论事，谁也不把争执放在心上。设计完了如果不满意，直接否决，重新设计。文化部艺术局的吕鹏每天就主持讨论会议，我每天都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虽然我话不多，但设计们师经常问我：“小马，你看这个怎么做？”我打心里感受到被尊重的高兴。
从序幕开始，每场里面都有几段新内容、新段落。第一场是序幕，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建党，名为“祖国的晨曲”；第二场讲述了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的大事记；第三场是自井冈山会师起，讲述了从长征到解放战争的故事。这些场次分别由不同的导演来负责，我们服装组分工合作来管理服装。
设计组组长是沈阳军区的兰天，我跟着他打预算、选料子，特别忙碌。设计图出来以后，场次负责人都点名要我。这个说：“小马，你到我这儿来。”那个也说：“小马，你过来。”我忙昏了头，只能回答道：“还是听兰天的分配吧。”
我们没有太多经费，选料、制作能省则省。譬如西装应选用华达呢或礼服呢之类的料子，我用毛凡尔丁先织衣后染色，这样一来省下了不少钱。我找的不是大厂子，哪里便宜我就去哪，北京歌舞团的制作间、煤矿文工团的制作间、私人小作坊，我跑了个遍。像红都、北京衬衫厂这样的地方，我动用个人关系才花更少的钱拿到了好面料，制出了好衣服。
为部队节目制作不同时期的臂章也发生在这台晚会上。我和王正两个人去天津臂章厂，当时咱们国家的军衔不一样，体现在臂章上也有所不同，我们都要一一询问。
没来暖气之前特别寒冷，还降温了，大合唱的演员在台前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不少人都感冒了。一感冒就流鼻涕，嗓子沙哑，这怎么能面对观众？大家就说往脖子上加条纱巾，或在演出服里面加一件棉毛衫。这个任务又交给我了。
唱歌的有一百多人，有胖有瘦，有高有低，一时很难备齐，而又要保证当天晚上的演出，时间相当紧迫。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到北京市印染厂、针织厂，各商店买棉毛衫、纱巾。染纱巾的颜色尽量要浅，不能太花，纱巾刚染成统一的颜色后还潮乎乎的，我就往回赶。数量不够，我就动手把染好的料子大致撕成纱巾的形状，仅用一天的时间总算把东西备齐，按时发给了歌唱演员们，让他们穿上棉毛衫，围上纱巾，防寒保暖，保证了当晚演出的顺利进行。周巍峙是总领导，他用大喇叭喊：“马丽娟在一天之内给演员们解决了保暖问题。”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舞剧《小刀会》
《中国革命之歌》忙完后，我带着“积极工作，成绩突出”的优秀鉴定回到团里，向团党委转达了《中国革命之歌》领导的意见：我们的党组织是临时性的，无权吸收新党员，在这里表现突出的非党同志的入党问题应回原单位解决之……当时党委同志接待了我，对我回团和在《中国革命之歌》的工作表现以及入党问题只字不提，反映麻木，冷冷冰冰，这让我感到十分诧异和不解。
在我等待团里安排工作的较长过程中，中央歌剧舞剧院著名舞美设计家穆仪清邀请我和他一道搞民族舞剧《小刀会》的服装制作，我欣然接受，领导同意后，我即被借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
《小刀会》没有服装设计图，只有从上海歌剧院寄来的制作图，仅说明了服装制作方法，没有颜色配置方案。我和老穆花费了一天多的时间把所有色标找出来，一点一点往上贴，哪一场应该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图案，都要反复推敲，但老穆年纪大，记忆力不好，而我比他年轻，又是老本行工作，拿起设计图得心应手，给老穆很大帮助，他很感激我。
我自己也略微动了些心思，裙子上的图案按我的想法进行了“小手术”。那些印花都是我挑选的，凭美感直觉钉在方形的群众舞小裙子上。“老穆，你看行不行？”我得意洋洋地拿着小裙子问老穆头儿。他都没看出来，笑眯眯地说：“挺好，挺好。”
这次我帮助《小刀会》监制服装，是兄弟单位一次成功的协作，对我个人来说，过去我搞的舞蹈服装业务，而搞大型舞剧服装是第一次，让我拓宽了业务领域，积累了搞舞剧服装的经验，业务能力有所提高。歌舞剧院的同志们对我愈发熟悉了，演员们十分尊重我这个“小萝卜头”，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安慰。
30年感悟
从《中国革命之歌》回来后，文艺界统一评职称，王犁只和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不能算服装设计，因为你没有学历，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不能当服装设计”，还有一句“舞台美术队没有一级”。
这些年来我除去负责服装管理外，也帮助设计师们做了很多工作，说我是准设计师也未尝不可，但我没有文凭，没有美术学院的文凭就不能参与设计职称的评定。所以最后给了我一个舞台二级职称——舞台主任技师。
30年中东方歌舞团有两次大的提薪，第一次本来全票通过了给我涨工资的提议，但有人说我高薪，遂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提薪本指定我，好些舞蹈队和乐队的同志坚持说“马丽娟应该提薪。”这本来是好事，可当时我又犯难了，舞台队此时来了两个新人，一个是我在儿童队时期的指导员陈桂兰，她比我年长很多。我年轻还有机会，如果我提她不提情面上有些说不过去。还有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演员，虽然在工作中谈不上独当一面，但应该酌情考虑照顾。所以这一次让我表态时，我主动让给别人了。
从1948年我就开始提出入党要求，截至1997年，共提过6次，前几次均未果。我离休以后人家一查，“这个人早就应该入党了，怎么不解决呀？”我这才圆了多年来的梦想，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我是苦孩子出身，是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所以组织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毫无怨言，对鲜花掌声也没有太多期待。“文革”时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我虽然内心失落，却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在东方歌舞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了30年，虽然没有创出什么太大的名堂，但是东奔西走为建立仓库、制作箱子、增加服装制作间创造条件，也实实在在地为歌舞团的基本建设做出了贡献。而对于职称、提薪等问题，随着年纪增长，我认为这些犹如过眼烟云，也不那么在意了。
或许，“坚守信念，感恩自律，勤恳工作”，应该是对我这30年比较准确的概括吧。
东方歌舞团颁发给马丽娟的荣誉证书
黑人皮肤——尼龙
30年来，经我一手管理制作的服装不计其数。在此谨以代表性作品回首工作历程，为自己一生在服装方面的努力做个圆满的总结。
东方歌舞团建团演出中，陈毅副总理交给了我一项任务，解决扮演黑人演员的皮肤问题。陈毅下令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财政部、文化部的财政司、对外文委、对外司、外交部、丝绸公司齐上阵，无条件地给予东方歌舞团最大的支持。
我拿着陈毅副总理用毛笔写的信，先去了文化部、财政部，工作人员给我开好了介绍信，我便转战对外司，说明了演员们的肤色问题。人家一听，让我去找化工部问问。我在化工部和纺织工业部来回跑，整天就问：“有没有这种丝，能不能做出来？”这些手续相当繁琐，有了一个总的部门介绍信，才能再往下落实给实际办事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