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半就给我八个师傅，所幸老师傅们都特别有名。裁的时候我也在场，不用量尺寸了。裁的时候我在旁边盯着，每个演员的尺寸我都知道，倒省下了不少时间。“小马，你看看这个裁法。”其实我没学过剪裁，但后来都懂了，瞧上一眼就知道对不对。衣服快做完了没人做子弹带，师傅也都累坏了。我一看来不及了，子弹带只能由我亲自出马了。厂子里用的是电动的缝纫机，日本进口的，脚一踩踏板，布料一下子就过去了，吓得我不敢用。师傅耐心告诉我使用方法，我好歹把子弹带做好了。师傅还帮我把料子扯了，子弹带还得有个兜儿，里面塞上纸。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身上没带钱，也没带粮票，还是师傅请我吃的饭。食堂专门留了一个师傅给我们做羊肉馅饺子，我特别过意不去，我不但没给师傅任何帮助，人家还请我吃饭。
这时候电话左一个右一个地反复催我，后台也催我。演员们在后台化好妆等服装，七点半开演，我五点多钟就不停地接电话，问我厂子在哪儿，派车接我。我急得要命，心都要快跳出来了，没好气地说：“我还没下机器呢。”衣服出来后，要把演员的名字先写到服装上，方便进场前发放。我一边做着，一边写着。师傅们借给我两个大包袱皮装衣服，还帮忙抬下去。“你们辛苦了。”我万般感谢，还调皮地给他们作揖。这时车也来了，是团长派的。
我们不能走东门，也不能走北门，还不能走西门，这都是有规矩的，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是专门供舞台队拉东西走的。走到礼堂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门口有人帮我接东西，抱着大包小包的我累得呼哧带喘。演员们化完妆都眼巴巴地等着，见我抱着演出服出现了，他们一齐欢呼，还鼓起掌来。我记得有的演员还说：“把马老师抬起来。”“来不及了，赶紧发衣服吧。”我一个一个地喊名字。夏亚一来了，把设计图往那儿一搁，“我的衣服画完了。”这时我的衣服已经发完了，设计图才交上来。我就说：“你看看我那衣服做完了，行不行？”好几个演员偷偷给我倒了茶水，我都没注意到。
紧急任务：为西哈努克祝寿演出赶制服装
救场如救火，小人物干大事情，这一仗算打得很漂亮。
三团合并
1971年9月13日，轰动一时的“林彪事件”发生了，那时大家还在干校，不敢在老乡家议论，更不能在村里读相关的文件。“林彪事件”后许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得到了平反，没有人赔礼道歉，也没有人安慰我们，只凭一句“查无实据”，我们精神上受到的摧残和人格上受到的侮辱一笔勾销了。
回北京后，东方歌舞团与歌剧舞剧院的舞蹈团合并到中央歌舞团了，三团合并在大石桥办公，也算是东方歌舞团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变化。当时我已经平反了，便参加了中央歌舞团的舞美队，成员们都很友好，也给我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安慰。
“文革”时期的节目特色鲜明，唱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很少演亚非拉的节目了，而且也没有新的亚非拉节目。三团合并后商量制作一台晚会，分为两队，我在二队，演员们为煤矿工人演出。晚会的主要演员是陈爱莲和赵青，都是歌剧舞剧院的名演员、舞蹈家。
当时上级让她俩创作一个新节目《鸡毛信》，讲的是老百姓放羊的时候把信息送到地下党手里的故事。陈爱莲功夫特别好，而且也十分用心，她创作了这个节目。赵青是赵丹的女儿，以前演过《宝莲灯》，也能耍彩绸。她也创作了一个节目，叫《纺织女工》，是根据她的特点创作的。
两个独舞的服装都交由我负责，陈爱莲的节目出场的是个陕北牧童，包着头巾，穿着陕北特色浓郁的衣服，还扎着腰带。这个舞蹈的服装不难，但赵青的《纺织女工》挑战性却比较大。因为要表现纺织厂的情景，表示国家的纺织工人能织出颜色鲜亮的绸缎，对绸子的颜色要求相当高。为表现色彩不一，布匹既需要横向过渡，又需要纵向过渡，难点主要出现在纵向颜色过渡上。红色分为紫红、大红、洋红，黄色分为深黄、浅黄，蓝色也是分为深蓝、浅蓝，我亲自到她家里研究，反复跑印染厂试染，要保证颜色均匀不混色。最后也试验成功了。
后台有秩序，服装也要有秩序，不管男女演员都一样，每一次文艺演出都是这样，我要干什么他们准配合。演完后都把服装叠好给我送过来，一个都不乱，连带子都不许丢，我严格到这样的程度。我准备得很充分细致，要想到演员的前头。因而歌剧舞剧院的舞蹈队队员非常尊重我，他们知道我原来在东方歌舞团做服装管理，所以总劝我到他们单位去。
1977年，东方歌舞团恢复了。起初还没有团址，上级把魏公村的一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楼拨给我们办公。恢复时没有特殊的仪式，但是邓颖超大姐参加了。
赴美团，两次擦肩而过
第一次与赴美团打交道是在1975年，江青主抓这个项目。赴美团，即中国前往美国访问演出艺术团。我从队长口中得知从选节目到去演出共需要两年，但实际上中美关系紧张，最后未能如愿以偿，所谓的第一次擦肩而过正是此意。但细细回想起来，筹备过程中的点滴回忆还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文化部组织的赴美国艺术团合影（三排右三是马丽娟）
在赴美团中，我负责服装工作，夏亚一挑起服装设计的大梁。演员们都是各地抽调来的精英，例如从大连调来的《花鼓舞》原班人马，他们表演的腰鼓节目都是用拴在绳子上的球敲击，技巧性极强。还有《草原女民兵》，充满了典型的内蒙古式民族风情与情趣。独唱名家也不少，朱逢博、马国光、吴雁泽、刘秉义……钢琴独奏是刘诗昆，二胡独奏是闵慧芬，板胡独奏是刘明元，全都是名家，阵容极其强大。
男同志的服装好解决，一套西装外加两件衬衫和两条领带足够了，女独唱演员朱逢博也不挑，只要是大拖地裙、小短上衣也可以了。但二胡名家闵慧芬的服装却把我难坏了，那套演出服灰色偏蓝，用皱缎制成，明朝式样的抿领服，百褶裙上的绣花最难了。设计图纸那么小，可衣服上的绣花要放大，而且放置位置也有讲究，胸前要绣花，袖口也要绣花，百褶裙打开后也要有花，保证演员摆好拉二胡姿势后就露出来。花的颜色我要与夏亚一商量，最后找到印花布的师傅，用模子把花形及花色印出来。
我带着印好的花布跑遍了私人绣花厂，最后锁定了位于樱桃斜街的有两台日本绣花机的小作坊。花瓣是逐渐从深到浅的，哪种花儿好？袖子、领子、胸前都应该是什么花儿？是统一的花儿还是不一样的花儿？为了这些细节，一年里我来来回回跑了无数次。
《花鼓舞》的演出服也不好做，同是抿领式设计，但胸前有绣花，所以开襟都设计在后面，且为那种不显眼的小开襟。衣服是梅红色的，要在上面配什么颜色的花？这都是难点。
《草原女民兵》本来很好办，但后来突然要求加衬裙。有一天办公室的人递给我一个卷宗，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条洗过的衬裙。他嘱咐我说：“你不要问了，就照这个去做。”但我其实已经猜出来了，这条衬裙是手织的，用料恐怕国内也没有，应该是江青的生活衬裙，拿来给《草原女民兵》服装衬裙做样品，但能否做成我没有把握。或许合成纤维厂能仿制出相似的材料，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找到了他们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