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和人格上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尤其面对丈夫和两个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丈夫每天都开导我，但我依然暗自神伤，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不过我的一些老领导更惨，我们团的副团长被揪出来的时候，不但给她剃“阴阳头”，还在她身上挂上旧鞋子，拉到和平里大街游行。孩子们拿石头和棍子打她，我见到了把起哄的孩子们都轰走。在和平里总能见到被关押或是劳动改造的人，前胸后背都贴着“特务”、“走资派”一类的条子，我总上前安慰他们说：“适当休息休息吧。”
文艺界被迫害得太严重了，东方歌舞团建团时建制108人，“文革”中80人被查出了各种问题，说我们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这是强加的，我们反对谁了？
1970年，我随东方歌舞团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去了。
干校的“鸭司令”
我下放到张家口孔家庄。孔家庄是个师部，全部是军事化的，我们住在太师庄的老乡家里。到那以后按军队编排分成班和排，我们在文艺连，听说还有大学连，但因为相隔甚远，并没有接触的机会。太师庄是个村，贫穷而又落后。
到了那里都要借房子住。老百姓盖了房子后自己住一间，给我们腾出一间。一个排三间半，我被安排在12班，大家分散在马路东西不同的老乡家里，不吃饭时几乎碰不上面。村里学校的房子给我们腾出来做厨房，院子特别大。到了那里以后要自力更生，先是盖起了简陋的锅炉房和菜窖，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后来还围猪圈养猪。
没过多久，我们接到命令，要去给军队开荒。在洋河边上有一大片水田，老百姓们不懂种水稻，很多地都荒着。插秧是很苦的活，早春天气冷，水田里还冻着冰碴儿，光着腿下地，浑身都哆嗦，清亮亮的鼻涕流下来顾不上擦，有时连手里的秧苗掉了都不知道，冻得手发硬。作为女同志，那简直是活受罪。等秧苗长出一点后还要挠秧，没有工具，只能用两只手交替活动秧苗，一天下来，腰疼得都直不起来。当时还有宣传队在地边上鼓舞士气，说什么十米不抬腰，一百米怎么着的，我也记不清了。说的就是挠秧时一低下头就不要轻易抬起身子，从田的这头走到那头，保持着弯腰的姿势，真是苦死了。
干这个活时间不算太长，然后部队开始养鸭子，文艺连不知是谁拿回来三十多只小雏鸭，毛茸茸的，有人推荐我养鸭子。
我们生活得很清苦，大伙在一个地方吃饭，端着干饭碗围着大盆子菜吃。每天闲暇时演员们还在屋里练练功。这群小鸭子没处搁，暂放在屋子里。这下更热闹了，芝麻大小的屋子既是吃饭的地儿，又是练功的地儿，还成了养鸭子的窝。
而且那些小鸭子不听话，总到处乱跑，我整天抱着这些鸭子，总不能24小时都不睡觉，净顾着这群小雏鸭，那时候真是惆怅极了。我找老乡要来围粮食的宽席子，把这群小淘气围在墙角处，本想着它们能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结果没想到鸭子聚堆，第二天早上再一看，被压在下面的鸭子都死了。我只好把它们分成几堆再用席子围上，再到早上一看，席子被撑开了，小鸭子满地跑，地上都是鸭屎。后来连里答应建鸭窝，还是王犁帮我垒出来的。
让我养鸭子却不给粮食，鸭子的食物还得用水泡过，它们才“呱呱呱”地吃。食堂前面有一口大缸，专门倒刷碗水的泔水缸。我捡了个破洗脸盆，到那儿去挑泔水。结果文艺连队搞伙房的出来制止我：“你不能动！”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呀？”
他们说话挺凶的：“你不能动，这是给猪吃的。”
我又问：“那鸭子也是咱们连的，我用什么养它呀？”
“你爱怎么养怎么养。”这也是人性当中我最不能理解的一面，一个连队的为什么不能帮帮忙，况且小鸭子能吃多少？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放养。
当时把鸭子赶出村子要走好几里地，鸭子那么短的小腿儿，实在没办法，我就弄了个大杆子，拴块塑料布训练它们，赶太远了也不行。文艺连有一批被打成“五一六”的人，他们平日要劳动，种菜、挑粪，因此挨着洋河边有菜地。我把鸭子赶到那才发现洋河边都是烂稀泥，河里连条蝌蚪都没有，草也稀疏，半个草籽都见不到。我一边赶鸭子一边摞草，心想回来的时候可以剁一剁，搁点儿水，将就着喂喂这群可怜的小雏鸭。等到秋收时有草籽了，我再想办法兜回来，靠那些养活这些小生命。
伙房的养猪人换了，新来的男同志以前是搞灯光的，心肠不错。大雨一来鸭子们被浇得奄奄一息，得先烘干。烧猪食的锅台很热，我用温水把小鸭子们洗干净，再一个个地抱到锅台上让小家伙们暖和暖和，他都允许了。个别病得严重的我还给灌阿司匹林，结果一只都没死。
干校里有很多善良的人，得知我天天弄嫩草给鸭子吃，有的人下到几里地外挠秧时，顺手拎上几只青蛙回来往鸭窝里扔，看到这样的一幕，我心里热乎乎的。
那时我每天吃过早饭，带上个大草帽，蹬上塑料鞋去赶鸭。田地间挖壕沟，修水渠，上面搭了一座窄窄的独木桥。我都不敢走，更何况小鸭子，一挤都掉下去了。我挨个训练，胆大的打头阵，我说：“你打头，你打头，其他的跟着。”慢慢地它们就懂了，一到过桥时都停下来排队。“领头的走，快点。”听我一喊，这排小东西才开始晃晃悠悠地上独木桥。后来每次我带着长长的鸭队走在村子里，老乡们都出来看，后来还有人送我个外号——“鸭司令”。
“鸭司令”和她的鸭子们
干校的“鸭司令”
一直到撤走前，我一直养鸭子。母鸭们下了好多蛋，早上五六点钟我若没去，有些不良的所谓的“积极分子”或是“造反派”就偷偷摸摸地拿走了。有些同志发现了悄悄告诉我，可我管不了，只能把收来的鸭蛋制成咸鸭蛋，也算给战友们改善伙食了。
撤走前突然有人来杀鸭子，没人通知我，清早吃完饭我准备放鸭子去，这才发现鸭子们满院子“噼里啪啦”地跑，有的身上还带着血，歪着脑袋往窝里冲。我心疼地哭起来，大声质问那些狠心的人：“你们干什么要这么狠呐？”他们偏偏不让鸭子痛快地死，看着小鸭子奄奄一息地耷拉着脑袋跑，他们还在一旁“嘎嘎”地笑，嘴里尖酸地嘲讽道：“哎呀，马司令哭了。”
公鸭都被宰了，我把剩下的母鸭搁到筐里，推着小车送到另外一个村的部队去。有个好心的女演员张玉娟陪我同去，一路上我话不多，想想这些鸭子，心里总是一阵阵心疼。心疼这些陪我度过艰苦难挨岁月的小生命们，它们带给我的生命的希望和感动让我终生难忘。
救助王昆
12班是乌力亚和何惠斌当班长，她们和舞蹈演员王永生睡地铺，王昆睡在炕头，中间睡着打扬琴的同志，炕梢便是我。气氛还不紧张的时候我们有说有笑，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王昆喝奶茶时还让我们品尝。可后来情势紧张了，我们这群“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又遭殃了。我最害怕值日，并不是怕劳动，打扫卫生、烧炉子并不难，挑水才是“老大难”。井台比较高，冬天又很滑，装满水的桶重达50斤，我自己体重才75斤，根本挑不起来。好在后来给女同志的都是小铁桶，打水的地方也换成了老乡的院子，我才勉勉强强不打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