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预演有8场，总理就亲自看过6场，每次看过后都要主持座谈会，对编舞、歌舞、舞曲乃至道具和服装提出意见，因此周总理被称为《东方红》的总导演。第二、四、六、八场都是群众场面，服装管理具有量大、样式品种多的特点。在座谈会过程中，总理曾经对这几场的服装提出过意见，这几场的主持人把我叫过去，直接传达给我总理的要求。
有两件大事值得记录，一是毛主席来看我们的演出。1964年10月2日正式演出，那天我们吃饭特别早。创作组住在西苑宾馆，出发、进后台也比平时要早一个多小时，而且领导们反复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认真检查。虽然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但每个工作人员都绷紧了神经，神情比平时严肃许多，气氛完全不一样。
我们互相小声询问：“今天怎么提前一个多小时进后台呢？”“可能是有重要人物要来。”总理是一定会来的，那还会有谁呢？直到开演前领导还在察看两个梯队的准备工作，询问是否存在困难和问题。这时外面突然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定是毛主席，不会错的！后台的气氛顿时欢腾起来，但大家不敢跳起来，也不敢拍手或是呐喊，想偷偷看一眼也不敢。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服装运作
毛主席来了，刘少奇副主席也来了，中央的首长来了不少人。还有金日成，也来观看了节目。我那天紧张极了，因为要确保百分之百无差错。演员进场的时候我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带好东西没有？手里拿的东西，身上带的东西，都要带好。”
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我和服装组不仅完成了这么庞大的群众演出服装的组织、配制、管理任务，同时还很顺利地与众多艺术家、服装设计家进行了合作，大家的反映都非常好。回首工作上的点滴辉煌，我心里美滋滋的。
另一件大事是为庆祝《东方红》演出成功。周总理在宴会大厅召集大歌舞全体人员，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课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顿时宴会厅里欢声雷动，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们是世界强国了，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不过总理特别对大家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还没发表，你们暂时都不准对亲人透露。”我们参与了一生难忘的《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排练与演出，又成为了第一时间知道国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喜讯的人，我们是最幸运的。
后来这群人回单位后纷纷提干、入党，但我依旧是个“小萝卜头”。那时艺术界重视前台的掌声和鲜花，而不看重默默无闻的后台工作人员。这种只重视结果却忽视过程的风气和痼疾由来已久，我也没有太多的情绪。
“四清运动”
1965年秋，党中央发动“四清运动”，“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文化部组成了一个“四清工作团”，由北影的汪洋带队。我们东方歌舞团是这个大队伍中的一部分，到山西省长治县参加“四清运动”，由王昆带队，舞美队、舞蹈队和乐队下去了一批人，并不是全团搞“四清”。长治县在革命历史上非常有名，我们便集中到这里的一个县委大院学习文件，约一个月之久。
乌力亚来自新疆，是少数民族，与我和乐队其他三名男同志一同被派往长治县寒川村。“寒川”名副其实，这个村子十分贫穷，山上沟壑林立，还有延安的那种窑洞。领导安排我和乌力亚住在一间装粮食的空屋子里，老乡的院子在里面，我们住在院外。这里极度缺水，我们每人一天只有一茶缸水，压根不舍得喝，更不要说洗脸了，每天能沾点水抹抹眼睛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时候我们吃派饭，一顿饭交4角钱，2两粮票，每天换一家，这是规定。
这个村子特别落后，我们的任务是在全村宣传“讲卫生、讲道德、反迷信”。这与四清工作队的工作性质差别很大，我见过管“四清”的干部集中在一起，专门负责审查干部的“四不清”行为，连吃块豆腐也要检查，看是否有多拿多占的情况。相比之下我们的任务轻松多了。发动群众打扫院落的卫生，给老乡们讲讲“四清”的意义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再普及一些科学知识和卫生知识。
这个活动持续了好长时间，不过空讲大道理不容易让老百姓接受，我们想到了幻灯片。幸运的是一起到这个村的有北京市幻灯厂的三个大哥，他们厂有仪器，一说到放幻灯片了，老百姓们立马有了兴致，毕竟是不常见的新奇玩意儿。每次人都来得特多，老乡们坐在锅台上，满屋子都是人，热热乎乎的，然后我们就往墙壁上打幻灯片。解说词归我念，但不是我写的，有时候里面要加上一些文件，宣传党的政策。
我们通常都在晚上放映幻灯片，白天要挨家挨户走访，与妇女们说些卫生知识、生活知识。比如妇女生孩子后需要补充营养，可村里的女人坐月子全喝米汤，连粒米都没有，整个人都瘦得打晃了。月子里，她们还不吃鸡。村里有种风俗，如果养的公鸡打鸣了就要用布兜起来扔到山上，否则全家都要遭灾。这不单纯是生活不健康的问题了，而是封建迷信，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劝了很多次，可老乡们不接受，我们只好反复劝说，宣扬科学生活的知识。
入冬的时候我生病了，高烧不退，没有药，也没有医生。领导特批我回北京治病，那时我家在协和医院旁，倒也方便。不过打针了也没有太大效用，我的胸前还起了些红点子，虽然没有确诊，但我怀疑是猩红热——当时挺严重的一种病。生病期间王昆来看望过我，鼓励我战胜疾病，再回山西继续搞“四清”。
病好了以后我回去了，不过没有回到寒川村，王昆带我们探访山西最有名的艺术家和作家，如赵树理，去慰问那些老同志。交通不便，男同志们便一人借辆自行车，一个男的载一个女的，在路上颠簸着。
本来想去大寨参观学习，但距离实在太远，时间又有限，我们就去了距离比较近的“小大寨”——五沟里。那里的山都是土山丘，种满了国光苹果，一排排的小矮树整整齐齐，充满了生机。五沟里的村路两旁种满了梨树，我第一次见那么大的梨，还青着呢。临走的时候老乡送发给我们一人一个梨。我们也傻，梨子还没熟就一口咬上去了，我吐吐舌头说：“这多难吃啊，像木头似的。”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这是雪花梨。
回到长治县县委，一些搞“四清”的人写了个话剧，演地主是怎么剥削老百姓的，地主家是多么富裕，老百姓家是多么穷苦，也是这种套路的。演完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得到消息就赶快撤了回来。
接待越南艺术团
从长治县回来后，王昆带领大家到煤矿慰问演出，我们穿上工人的衣服，戴上安全帽和灯，真真正正下了矿井，还乘坐矿车参观工人们干活。上到地面后除了亮白的牙齿和眼白，我们一个个全成了黑人，你看我，我看你，忍俊不禁。有个工人很逗，他把《列宁在1918》的台词全部背下来，还给我们表演。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已经骚动了，北京市委等机关的领导被揪了出来。文艺界开始得较晚，但一些批判领导的大字报也已贴出来了。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文艺界，进驻东方歌舞团的是“军宣队”，再后来东方歌舞团就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