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有能力抚养我们俩，却也给我和哥哥安排了一个暂时的出路。母亲走后，我和哥哥去了姨姨家住了一段时间，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家。那时我姨夫也死了，姨姨家的大表兄已经十六七岁了，能找到零工挣点钱，所以姨姨家还是能够维持生活的。
后来，伯父也给我哥哥找了活干，是去给一个地主家放牛。虽然不给钱，但还能混碗饭吃。我那时还小什么也干不了，只能住在姨姨家吃饭，有时候母亲想我们了，就会到姨姨家看看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叫我去她那边，但是继父总是对我冷眼相待，他家的儿子也不喜欢我，我也就尽量不去了。记得有一次母亲对我说，“你伯父要是身体好点，能够在家里种点地，还能够维持生活，我不会走，不能把你们扔了。”母亲心中的苦涩，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迫于无奈啊。
人生的三大不幸就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而对于当时年幼的我来说，父亲去世了，母亲也不在身边，这才是我最大的不幸。
寄人篱下混饭吃
寄人篱下，看别人的眼色生活，日子并不好过。姨姨家里也困难，多一口人吃饭就多一份负担，吃不饱饭也是常事。
记得有一天，姨姨让我和她家的小姐姐一起去挖野菜。挖野菜的地方在离家很远的山沟里面。我们去找的那种野菜跟现在的莴笋一样，但不像北京的莴笋长得那么粗，大概有两个手指那么粗，长得有半米高。吃法也一样，掰下面的叶子吃，掰了下面的叶子，上面就会随之长出来新的。
那天，我们两人早上起来没有吃饭就出发了，走了十几里路。到了那里已经中午了，我们饿得前胸贴后背，于是掰了几片叶子，拿到河沟里洗一洗，赶紧吃下去充饥。然后我们手脚麻利地掰起了野菜叶子，掰了满满的一小筐。虽然很累，但我们俩不敢休息，还要走十几里路回去。回到姨姨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一天走那么多路，对于六七岁的我，还是很累的。吃晚饭的时候，只有两片薄得跟练习本似的高粱面贴饼子。这就是我一天吃的粮食。我知道，那个高粱面来得也不容易，那是姨姨和邻居借来的已经发霉的高粱推出来的，否则，我们连粮食都吃不到了。
姨姨家有几个哥哥，对于我的到来不那么高兴。尤其是姨姨家的大表哥，他也不喜欢我，每天没事的时候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巴不得我赶紧离开他家。
其实现在想想，他们那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去了，本来少得可怜的粮食就更少了，而对于他们来说我又是个外人。可当时的我，年幼，没有能力，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况且在姨姨家，给吃的我就吃，从来不挑也不争，让我干活我就干，从不拒绝。这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已经是能做的所有了，但是他们给我脸色看，对我那么冷淡，至今我都无法释怀。
那时我的状态大多时候是：白天在角落里一坐就是半天，在一个地方坐着发呆，时间长了就在那睡了。到了晚上，常会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哭也哭不出来，心里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滋味。就这样在姨姨家待了一年半多。
20世纪60年代初，我到了北京，生活条件有所好转后，我攒钱给我姨姨寄去了1000块钱，还有一封信。那时的一千块钱可以买两千多斤粮食了。
信上我告诉姨姨：小时候在您家吃过饭，给您家里增加了负担，那时候困难没办法。现在我宽裕了，我给您寄点钱，尽我所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姨姨去世后，我曾因出差回去过，见到了姨姨家的两个哥儿们，二表哥人挺好，对我也不错。老三比我小一岁，他不太知道我们当年的事，不过他对我也挺好。
伯父说：当童工，有饭吃
因为实在困难，姨姨家也不能再住下去了，伯父不得已把我们领走了。听说有山东老乡在丹东过得不错，伯父决定带我们去投靠。从宽甸到丹东，路途颇远，为了赚路费，身体虚弱的伯父到鸭绿江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工地当小工，每天干挖沙子、和水泥、搬石头等重体力活，管吃管住，一天工钱是四毛钱。当时日本侵占了东北后，扶持清末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满洲国”要在鸭绿江上游修一个水电站，尽管水电站修好了是让朝鲜和“满洲国”用的，但都是日本人统一管着的。
干了一段时间，攒了些路费，伯父带着我和哥哥上路了。但那些路费根本不够，钱花光了后，我们只好跟着伯父一起流浪，一路讨饭吃。走了有七八天，最后我们讨饭到了丹东。
到了丹东后，伯父四处找活干，到1936年的下半年，找到一个在织布厂当经理的山东老乡，托他安排我哥哥进去做了学徒工学织布。后来伯父又找到一个在抽丝厂上班的烟台老乡，让我进去当了童工。其实六七岁的小孩干不了什么，主要是为了跟着师傅能混口饭吃。师傅如果有事的话，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进的工厂主要是生产柞蚕丝。东北柞树很多，柞蚕靠吃柞树叶长大，等到柞蚕作茧后，把蚕茧煮了，把蚕丝拉出来，我们再加工那个蚕丝，做成衣服。工厂里的师傅都要凌晨3点钟起床，我们哥儿俩年纪小也干不了活，师傅不舍得叫，就起来一个人干活。
旧时纺织厂的童工，我们算是同行
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安排到窗口，框丝的人拿一个空木头盒来，我负责坐在窗口递给人家一个装满蚕丝的木头盒。夏天的时候还好点，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外面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窗口的玻璃碎了一块，冷风毫不留情地往屋里灌。没办法，后来我找了一块麻袋片钉上，也只是心里觉得安慰些。更悲惨的是我没有棉衣，主要在那个窗口一盒一盒地装，周而复始，那种辛苦煎熬可想而知。
我们厂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开工，工人属于季节工。框丝的工人大都是山东人，到了秋天要回老家收粮食，之后没事了才回东北框丝厂工作，一冬天把蚕茧框完了，第二年的春天又都回家种地去了。这时候厂子不得已要关门了，我也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到伯父那儿。
两个月的学生生涯
我伯父那时跟人家学修鞋，没有房子住就只好住在一个小客店里，租一天一毛钱，在那个小客店的门口给人们修鞋。有时候修鞋时犯了病，只能躺在原地，没人管。不管伯父挣得着挣不着钱，一天都得交店里一毛钱房钱，我是小孩也要交五分钱，一天花销至少一毛五分钱。
因为工厂停工，我只有回到伯父身边。伯父有的时候犯了病不能干活，不能挣钱了，也就没有钱让我吃饭。为了不让我饿死，伯父只能又赶着我到工厂去。厂里虽然没有活干，但留守的老板、会计和把头还都在，我过去后就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一个小孩也吃不了多少，看我可怜，他们都没有难为我。虽然有饭吃，到了晚上却特别难过。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大院子里边的一个大房子，离老板他们住的地方很远。每当有风的夜晚，我一个小孩——和一堆破烂的东西——我害怕得睡不着觉，可即使我哭哑了嗓子，也没有一个人关心我。那段日子，真的很难过。
在这样的环境中，上学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有时候早晨起来，看着那些同龄人都背着小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去，我也自然会期盼能够有上学的机会，可现实让我知道，这种要求不能跟伯父说，甚至连想都不应该想。每当这时候，我只能到小桥的桥头上痛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