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要和饥饿抗争以外，我们还要和东北寒冷的天气抗争。那时的冬天远比现在的冬天冷，一是因为温度低，有时气温常在零下三十几摄氏度；另一个原因，那时物质条件差，保暖的衣物也没有现在的保暖性好。虽然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子、棉手套，可还是不足以抵御寒风。
鸦片是止疼药
小的时候，还曾遇到过土匪。那是在修好屯子后，我们都搬进去住。有一次土匪洗劫了我们这个屯子，让我们把屯子里的牛羊宰掉，给他们吃。几个土匪还把我们一贫如洗的家搜了个遍，把伯父年轻时配的一个眼镜拿走了，那是水晶石做的。还拿走了伯父不知从哪得来的一小块鸦片。
美丽的罂粟是制作鸦片的原料
其实那块鸦片是我们家的救命药，感冒严重时可以缓解疼痛等症状。
还记得那时父亲还活着，家里种着一片葱，为了使葱籽结得好些，到秋天可以继续有种子种，春天葱花开了的时候，我们需要驱赶采蜜的蜜蜂，否则被蜜蜂一咬，葱籽就结不成了。
父亲当时把这个差事交代给了三四岁的我。但我赶来赶去蜜蜂也不走，情急之下，我用手去赶。一下把蜜蜂惹恼了，蛰到了我手上。我看到后赶紧给扒拉掉了，可蜜蜂的针还留在手里面。
到家后，家里大人给我挑了出来，但还是肿了个脓包，疼得我哭闹不止，伯父便把那个鸦片拿出来一点点，抹到我手上，便感觉不到疼了。
日本入侵，日子难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占领了东北。到1934年的时候，日本当局为了在宽甸县严格管理村里的农民，把散落在各个地方自然居住的居民强制集中迁移到一个屯子里，以方便他们的统治。
辽东多山，原来我们一个村的村民都是散布各处的，这个山沟有几户，那个山沟里也有几户，都是凌乱地住着。日本占领了以后，要把我们村集中在一个屯子里，变成集中营一样。日本人和汉奸把守着出口，要出村子去哪个地方，必须得向他们请示，什么时间回来也要问清楚，回来晚了自然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村里总共有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每户都被要求必须出一个劳力，集合到一起修筑日本想要的屯子。我父亲自然逃不过，被日本人征用，强迫他去修屯子，即便是春耕时节家里需要劳力回家种地，日本人也不让，必须一直在那里干活。
日本人先根据全村人口数量选择了一块合适的平地，按照需要的面积划出一个圆圈，然后在这个圆圈的四周挖出一米多深的沟，挖完后砍来一些长得比较直、约七八米高的杨树，把树杈砍掉后一根一根地埋到沟里，两边培上土，把一根根的树木固定好。然后外边还有一层梨树和山里红树的树枝，把这些树的树枝砍下来挂在杨树的空当。这些树枝上都长满了刺，把有刺的树杈朝外，每个空当都堆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屯子以外的人爬进来。我们当地把这一圈称为围子。
这是当时东北劳工工作的场景
把围子修好后，日本人又命令开始修大门。两头大门中间的一条小街也要用青石砖铺上。外围修缮完毕后，里面的房子也都由父亲这些人负责修建。房子里边还得挖坑，用石头砌成小火炕。屯子所在的位置是在下坡的地方，特别潮湿，屋子里很多地方都会渗水，父亲他们还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一切的工程都必须按照日本人规定的时间完成，他们强横地要求在年底前要让村民都住进去。
每天天没亮，父亲要赶十几里地路按时开始干活，虽然是给日本人干活，但干粮还得自己准备。每次父亲走的时候，母亲都给他带一个小玉米面饼，那是家里能给父亲的最高待遇了。父亲把它揣在兜里，中午饿了拿出来吃掉，再继续干活到晚上，天黑了许久才能回来。
冬天的辽宁是非常冷的，那个小饼子经过一上午的时间，早已经是冻得硬邦邦的了。母亲每次都会嘱咐父亲要把小饼子揣在衣服最里面的兜里，尽可能地用体温保持小饼子的温度。干了四五个小时的体力活，还要受日本人和汉奸的欺辱。中午啃硬邦邦的小饼子，可能连口水都没有，可能父亲根本啃不动。还要一直干活到很晚，再一个人走回家里。当我成人后，每每想起父亲曾经受过的苦难，总是心痛不已……
粮食丢了赔上父亲的命
因为缺少劳动力，我们家地里的草和粮食长得一般高。
那年秋天，家里粮食收得很少，总共才收获了一袋粮食。在东北地区中秋节前后就非常冷了，家家都要点一些树枝或者玉米秸秆把土炕烧暖，这样屋子里才能暖和。1934年年底，经过父亲他们的辛苦劳动，集中营式的屯子勉强修好了，日本人马不停蹄地要求村民马上搬进去。
我们住的地方离修好的屯子距离很远，需要把弄好的玉米秸秆和粮食都搬过去。因为搬的东西特别多，一次拿不了，需要拿一部分先放到屯子的屋里去。没想到第二天再回去看时，发现丢了一袋粮食！不知道让谁给偷走了，这无疑是给我们贫困的家庭当头一棒。
丢了一袋粮食就意味着我们全家整个冬天都得挨饿，父亲非常着急，流着泪，跺着脚，不停地咒骂着那个贼，哥哥也在旁边伤心地哭着。刚好这时有汉奸站在屯子口叫我父亲去开会。我父亲是山东人，本来就比较耿直而且不善言辞，丢了粮食心里十分难过，那个汉奸还一个劲地催促他去开会。
他心里着急，说话的语气就没有控制，“我都没有粮食吃了，我都要饿死了，还开什么会！”
“反了你了，你说话这么横，是不是和土匪一伙的？”这个汉奸大骂。
当时东北有共产党的抗日联军，杨靖宇率领的部队就在我们那一带组织抗日活动，打得日本鬼子心惊胆战。日本鬼子挺害怕杨靖宇的部队，污蔑他们的部队都是土匪。因此汉奸说我父亲与土匪有联系，就把他当做土匪来折磨。
当晚汉奸把我父亲抓到他们的居住点，把他双手绑住，吊在梁上用皮带抽打，足足吊了半宿。不止如此，还把我的伯父叫去跪在旁边挨打，也折磨了半宿。已经到了半夜，我们还不见父亲和大伯被放回来，村里的说话有分量的地主、乡绅们赶去帮忙说情，说了半天才放了回来。
回家后，父亲天天发高烧。我们连给父亲补充体力的吃的都没有，更不用指望有能治病的药。我母亲只能天天弄一碗水搁在枕头旁边，过一会儿舀一小勺水让他喝一点。那碗水放到第二天早上都结成了冰块。
父亲先是吃不饱，到后来是吃不进去，冷到手脚冰凉，发烧到止不住地瑟瑟发抖——这就是父亲最后的日子。支撑了不到一个月后，1935年正月初五晚上父亲去世了。这下子家里的顶梁柱都没有了，生活就更困难了。伯父常年胃病，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了就要吐，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也不能干重体力活。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两个孩子，种点粮食也丢了，也没有了吃的。我们这一家真正是妇孺孱弱，没有半点生存的力气了。
1935年，刚刚6岁的我失去了父亲。时间模糊了当时伤心至极的场景，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却是不可磨灭的。
乱世中我成了孤儿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有了劳动力，迫于生计，母亲不得不改嫁了。改嫁的那家抛下了我和哥哥，我们自此成了孤儿。母亲改嫁的那天，无助的我使劲地哭，母亲在前边走，没回头看我一眼。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母亲到别人家去，就不会再管我了，那时候我还不到7岁。时至今日，回想起当日离别的场面，我还是自然而然地感到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