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篇游记
其后，旅游车上了3号高速路，开得很快，雨也越来越大。进了台北市区后，因正赶上周末，车堵得空前严重，我们原打算去看看国父纪念馆，可是赶到那已过了下午5点了，纪念馆已经下班，只能听了导游的建议去免税商店购物。购物结束后，我们吃了晚饭，然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桃园市，当晚就住在桃园大饭店内。
8月18日（星期六），早上起来，我走出桃园饭店大门一看，天空仍然下着雨，我本想到对面找个地方拍下桃园饭店的外貌，这时看来也不可能了。雨越下越大，临行前，广播报道台风“圣帕”已在花莲、台东一带登陆。我们很担心华航605次班机不能起飞，周导打电话问了华航办事处，听对方说照飞不误，我们也就放心了。
7时整，大家装好行李上了车。到桃园国际机场后，雨小了，天空黑云裂开缝隙，透出阳光来，看来起飞没问题了。我们领了登机牌，周导在玻璃隔板外面向我们摆手告别。将行李安排托运后，我们通过安检，进入G5区候机。
9:30，大家准时登机。这一趟飞行我们所乘坐的是波音737飞机，每排可坐8个人。我们坐在C、D位，不靠窗户，也看不见窗外的景象。这天，高空气流流动大，广播里时不时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11:30，飞机降落在香港机场。走出卫星厅不远，我们乘地铁到入境区办理入境手续，然后找到各自的行李出了机场。那里也有接团的旅游车，但远不如台湾的好，大伙还把行李放在车厢内占座。旅游车到红磡后，我们得下车乘火车去罗湖。进站的自动检票机一点也不好，人稍一延迟就进不去，很别扭。到了罗湖，需先办香港出关手续，再办深圳入关手续，领队的人还提醒大家不能让海关的人发现我们是从台湾回来的迹象。
深圳的人也很多，我们又不熟路，只好打的，到了青篷宾馆后，我们住在211房间。宾馆是新的，规格总在4星级以上，房间很大，238元一宿，还值。在深圳这半天多，我们热得够呛，远不如在台湾有空调的旅游车中舒服。宾馆没有中央空调，调温效果差了一些，好在只住一宿。19日上午，我们就乘K106次车返回北京了。
勤俭节约与扶贫济困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勤俭节约，尤其是像我这样是从城市贫民的境况中成长的人，从小就体会到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就更加时时刻刻想到勤俭节约，不但以前经济拮据时不敢乱花一文，就是国家经济状况好了，我们的退休金也多了，仍然不乱花钱。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工资很低，我和妻子双方家庭都要我们寄钱贴补，自己手里就剩不了多少钱。尤其是我到苏联留学期间，停了工资，只有靠孝惠一个人的收入来支撑子女和老家的开支，我们每时每刻都细心盘算开销。
买东西，我和妻子基本上都买中等价码的物品，从不追求高档、时髦、名牌。衣服、鞋、帽，只要穿戴起来合身、保暖、经久耐用就可以了，我们不特别追求其样式或好看与否。我俩穿东西很注意爱惜保护。中国民间流行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也就是说，一件衣服起码得穿9年，而我们呢，往往远超出这一指标。我有一件蓝颜色的的卡中山服，大约是在1965年时买的。过去，这就是一件当家的外衣，经常穿，直到2011年我还在穿，一直穿了4６年。有的人看见了，就说：这都是老古董了，还穿呀！我自己并不在意。有的衣服穿了七八年，还有八成新，舍不得扔，最后捐给了灾区，别人都认为质量还可以。
吃东西，我俩也决不追求高规格，觉得能吃饱就可以了。我们很少下馆子，偶尔去一次餐馆吃饭，也主要点些大众化的菜品，比如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回锅肉、麻婆豆腐、烧茄子、西红柿鸡蛋汤等,既好吃，也下饭。我们连干烧鱼、红闷虾、清蒸鱼都少要，更不愿点各种海鲜菜。我认为，价码高的菜不一定好吃，也不一定有营养。一年四季，周末孩子们来了，我尽可能自己在家做饭，花五六十元，鸡、肉、鱼、虾都能上桌，味道也不错，菜量也充足，酒水也齐备，饭后还可以煮出一碗碗的大汤圆，大快朵颐，真是经济实惠。当然，这于自己来说得下一番功夫，劳神费力。
几十年来，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真是习惯而成自然，要让我改成大手大脚，反倒觉得别别扭扭的。
但节约不等于吝啬，我们还乐于助人。我们的亲戚，绝大部分都是穷亲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知道我们经济情况比他们好，往往向我们求援，我们也尽自己的可能予以帮助。
我岳父母早年生了孝惠后，一直没有再生子女。大约在1935年时，他们收养了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取名孝泽。这个孩子早年很淘气，没少让父母费神操心，1955年时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从重庆支援贫困到了川西山区，在出熊猫的宝兴县农村做了几十年的乡党委书记，为山区建设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他从农村调回城市，任县电影公司的经理。
最初，他还是能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后来电视业发展起来了，电影也日益衰落，电影公司也日益不景气。为了给职工们提供较好的居住环境，公司集资修宿舍楼，但职工需投资1万元才可以分到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们夫妇都一辈子紧巴巴的，哪里拿得出1万元，向我们求援，我们只好从手中不多的钱中取出1万元寄给他。过了一年，宿舍楼缺钱没法完工，又让追加1.8万元，要不然原来那1万元就打水漂了，我们只好又寄给他1.8万元。最后临到交钥匙时，还要补0.8万元。前前后后，我们给了他3.6万元，盼望着他退休以后，能有个安度晚年的住所。
哪知退休以后，新房拿到手，还没住几年，电影公司破产了，退休金也发不出，全靠社保局每月给他400来元低保救济金。两个儿子穷凶恶极，把父母赶出家门，霸占了房屋。老两口流落到雅安，生活无着，我们不得不每月寄给他们400到500元，供他们租房子住，吃饭、治病。直到2007年初，孝泽得了骨癌去世。
虽说他与孝惠不是亲生姊弟，但我们也不忍心见困难不管。尽管前前后后我们寄给了他总共不少于七八万元，自己是紧了一点，但我们总比他还是要稍宽裕一点吧。
我的同父异母弟弟德清，他与妻子都在新疆三线地区工作，退休以后，工厂也濒于倒闭，住房是危房，不安全，只好到乌鲁木齐租房住。后来，乌市因搞市民安居工程建了平价楼房，我们兄弟姊妹合力相助，给他们夫妇寄了几万元，再加上一些贷款，他俩总算买下了一个二居室的房子，有了立锥之处。他的退休金很少，过年时，我们总得给他寄500到1000元，让他们能过个宽松的年。
孝惠的亲姑母住在重庆乡下矿区，她没有工作，全靠退休的矿工姑父的退休金过日子。孝惠堂弟孝强一家人患乙型肝炎，贫病交加。每到过年时节，这两家我们也得各寄500元。
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每年各地总是灾情不断，水灾、旱灾、雪灾、风灾、地震不时出现，虽然灾区当地政府、驻军都大力救助，可是还是需要全国人民尽可能献一份爱心。我们总是尽自己的力量，把可用的衣被找出来，洗得干干净净，棉套送去弹松，再送到居委会，或者送到红十字会的捐献物品接收站，有时同时也捐款。
2007年4月的某一天，我在CCTV-10上看到有关于“半身人”的节目，了解到湖南湘潭农民彭水林2005年在深圳遭遇车祸，腹部以下肢体完全被辗压成肉泥，经医院抢救，总算把命保住了，可是进一步的治疗还是困难重重。我当即给电视台有关编辑部打了电话，从那得知了彭水林的手机号。其后，我和他取得了联系，给予了他安慰，并立即给他寄了50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只要他来北京治疗，我就抽空去看他，尽力给予其帮助。我总想，人生一世，谁都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幸，在人们遭遇灾难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就是我们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