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还出了一点小意外。有个小孩将我的一枚蛋壳画拿在手上玩，一不小心“啪”摔在了地上，摔坏了。那是一件在大鹅蛋上画出的作品，我看后很心疼，对那孩子的家长说：“您看怎么办？”家长说：“多少钱？”我说：“这个需要100块钱。”“怎么值那么多钱？”她说完就走，不想给钱。我和闫俊海老师走过去跟她理论，她却不听，径直往前走去。我们又不好拽她，只能让她走了，只好自认倒霉。
在北京的日子
做完石家庄的活动后，我们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北京。这时已是2010年6月，闫俊海老师说北京农展馆有展览，让我们一块儿去，所以我们三人又一块儿到了北京。
可当我们到了农展馆后，那里已没了摊位。我们听从了闫俊海老师的建议，先在那转了转。后来，我们认识了一个人，几句交谈后，大家渐渐熟悉了。对方说：“我把摊位挪一下，你们就跟我挤挤吧，你们要是赚钱了我就提点。”后来，相处久了，对方也不好意思再说提成的事儿，我们也过意不去，最后由闫俊海老师给人家塑了两个泥像，算是向对方致谢。过了几天，由于生意不大好，我就说：“也没卖到什么钱，不行咱们就回去吧。”就在当天，前门东来顺饭庄的老总看见了我们。他对我们说：“我给你们留个地址，到时候去我那儿看看。”
后来我们就去了。东来顺饭庄前有个民间艺术展示厅，里边摆着许多手工艺品，还有许多艺人在现场制作，有吹糖人的，有剪纸的，有捏面人的，还有捏泥人的，就是没有画蛋壳的。老总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免费提供给你们的，你们卖掉了，我们抽20%，如果卖不掉，我们也不要钱，吃住你们自己想办法。”
这之后，我们回家待了几天。收拾好东西之后，我和闫俊海老师就来北京了，闫继法老师却没有跟我们一块儿来。那段日子我们过得非常苦，因为住店花钱太多，又加上吃饭的钱，我们每天需支出不少。又加上刚来的几天没生意，过了好几天都没开张，我们心里很不好受，我们只能每天省吃俭用，专心搞创作。
闫老师在店里做泥塑，他也是好几天都没卖出去一件。迫于经济压力，闫老师说：“在这边住太贵了，一天好几十，这样吧，咱们去香山住吧。”决定去香山找住处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北京的这几天，我们认识了一位搞剪纸创作的崔博云老师，是他介绍我们去的。我在香山只住了一晚，因为那地方在北京西郊，离前门很远，公交要坐一个半小时，而我又晕车，加上那天天很热，我坐了一次就受不了了，身体实在难受得很。我们给了房东100块钱，住了一晚就回来了。
回到前门后，我们又找了一家破旧的小宾馆住下了。后来，闫老师的儿子也来北京了，他就跟我们挤在一块儿。其间还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因为闫老师的儿子年龄小，还没办身份证，宾馆的人不让他住。后来，我们跟那些人说了好多好话，说他还只是个学生，这才让他入住了。
在宾馆住着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费用太高。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承受不住了，就找了一个地下室住下了。但那地下室潮得难受，洗完脸把毛巾晾在屋里，一天之后还是湿的。我们住了一天就走了，但房东不给退钱，等于先前交的500块钱白白给了人家。后来，前门大街东来顺饭庄二楼要举办书画展，我就给在老家的杨青春老师打了电话。我说：“你过来吧，在这边画牡丹估计也能挣点钱。”没过几天，杨老师就过来了。当时杨老师的儿子也在北京，杨老师的儿子给我们找了个地下室，他说那地下室不潮，我们就都过去了。
那地下室在丰台区顺四条，我们每天坐17路公交来回跑。那段时间我爱人和小儿子也来北京了。半个月后，东来顺饭庄要搞装修，我就跟爱人、孩子回了老家。爱人和孩子来的这半个月中，我一直忙于生意，没时间陪他们出去好好玩玩，只在前门、天安门转了转。花钱的地方我们就没去，走到故宫门口，我说：“别进了，花那么多钱，就这么看看就行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是没多少钱了。儿子也很懂事儿，知道我挣钱不容易。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饭庄装修好了，可这时发生了一点变化。以前我们在那做是不用交摊位费的，可这次情况却变了，根据摊位大小及位置，每天要交一百来块钱。闫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小张你去不去，摊位费有的一天七八十，有的100。”我当时回绝了，因为之前我已经在那待了一个月了，在不交摊位费的情况下都觉得生活困难，要是每天还要交钱，我不知道生活会怎样。可闫老师不这么想，他想在北京闯一闯。他说：“你不去我去，摊位钱交就交。”
可后来我还是来了，一是因为我的好多东西都还在这里，再者，饭店对我们很好，那儿的经理还请我们吃了饭。这样，我们就留下了。我对经理说：“我先在这里试着做几天，要是生意好的话我就交钱，不行的话我再想其他办法。”经理也答应了。在那做了几天后，发生了一些矛盾。因为其中许多人是交了摊位费的，而我没交，他们心里有些不平衡。后来，我就离开了，闫老师也把交的钱退了回来。
离开饭庄后，我们就又回家了。隔了一段时间，到了11月下旬，从饭庄走的艺人越来越多，经理就又给我们打了电话，让我们过去。盛情难却，我们就又过去了。经理说：“你们先在这待几天，没挣到钱就算了，不问你们要钱，要是赚到钱了，给我们20%就可以。”我们听后觉得可以，就答应下来了。
前两次回家，陆陆续续地有许多家媒体来采访我。第一次回去，《燕赵都市报》采访并介绍了我。石家庄一个大超市的老总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画的蛋壳，他就想方设法找到了我。因为报纸上没有联系方式，他就去报社找那位采访过我的记者，然后通过记者找到了我。见面后，他对我说：“小张，你去我们那一趟吧，我们年底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去了之后我们再详谈。”后来，我就和闫老师一块儿去了石家庄。
闫老师在石家庄有熟人，那人姓郝。在去石家庄前，闫老师给他打电话说：“小郝，我们来石家庄看看你。”到石家庄那天，小郝来车站接我们，正好超市老总也来接我们，我们四人就碰到一块儿了。老总对我们说：“你们今晚先休息一下，我们明天再谈事儿。”小郝很热情，早已把房间给订好了，饭菜也预定好了，我们在一块儿聊了好久。第二天，我们三人一起去超市找了老总，一起商谈合作的事儿。闫老师长我几岁，比我有经验，所以商谈的时候都是他说的。经过一番探讨之后，我们就定下来了，决定年底去参加活动。
后来，又有许多家媒体来采访我，包括县里的、省电视台的及新华社的采访。采访完后，其实对我来说并没多少改变，只是村里许多人都说：“他成名人了。”其实他们对我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知之甚少。这期间，二舅对我所走的这条路提出了一些相反的意见，可能是说挣不到钱。母亲也是这个意见，因为我的大儿子已经14岁了，家里房子还漏雨，又旧又破。母亲对我说：“你不应该这样混下去，不挣钱，你应该赶紧去挣些钱，要不然你儿子怎么盖新房娶媳妇？”
以前我是边打工边作画，现在是一心扑在蛋壳画创作上了，所以经济压力更大了。如果坚持走这条道的话，后面的路也许会更苦，就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了。这就是民间艺术家们比较尴尬的生活环境，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