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母亲说中医研究院有个大夫挺好，看看中医，我就去了。大夫说你得吃一百副，就彻底根除了。结果吃了六十副也快好了，却非得调我们去四川，我还带了好多药去。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回又回不来，就才吃了六十副，弄了这个结果。
在四川，文革期间林某在的时候搞军事训练，拉练时我这个腿就伤残了，但是还得去。我们医院练游泳过江，全副武装还得跑步。人家都到目的地了我还没到，腿疼的直流汗，走不动，腿伤了，我是最后一个到的。我40多岁了，还在部队里，就这么折腾，哪儿折腾起。
那年代在四川待着简直受不了，加上我的腿两边肿的跟鸭蛋一样，里头都是水，就是皮肤包一层水，走路都不行的。后来我就上西南解放军总后勤的医院，文化大革命人都不上班，只有几个新医生在那儿聊天。那几个新医生就拿着大注射器，针头挺厚，给我抽了两管子水。他们让我拿着这两管子水上五楼——没有电梯，属于老的转圈的楼，我爬上去的。我拿着注射器去培养的，看看有没有结合，一到化验室看也活着呢，我就拿着两管子化验单一放，一个化验员拿起来，说没用了，凝固了，就跟红杏色一样，不行了，我就爬下来了。就这样瘪了，也没彻底好。
抽了水以后没瘫，但是遭罪了。回来北京后也没怎么治，现在不像以前老发炎，再也没犯，虽然医院都现成可以去的，但没有什么症状我懒得去，就不了了之了。但是现在蹲不下，什么运动也动不得，阴天下雨就是疼，抬也抬不起来，一直到老就这样。现在我上楼下楼没有电梯就是螃蟹的走法。下楼困难，上楼还行。上的话一点儿一点儿的，下的话关节要伸开，就不行，得横着走。我这腿之所以这样可以说是让文革给害的，真遭罪了。
父母之荫
我生下来是在我们大家庭，那时候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当富有，生活环境也相当好。我生下来的时候，我母亲身边就有三个女佣人。我婶子有两个。我们家里真正的主人是有限的，但雇的佣人相当多：大厨房有两个厨师，儿童厨房有一个厨师，有花匠，还有养猪的，养鸡的，还有其他杂工，还有临时工。经常有一些亲戚朋友，家庭不太好的，都常年在我们家吃住。我曾祖母好几个侄孙子，都在乡下，他们都是地主，但是日子不像我们家好，他们在城里上初中、高中，都白在我们家住。后来这些人都参加了共产党。
我奶奶他们娘家都不太坏，也没有人在我们那里住。我生下来是第五胎，又没有奶，不让雇奶妈，怕我长得跟奶妈一样。就雇的代妈，就喂的英国进口的老鹰牌炼乳。但是九一八以后，家里马上就有了变化了。家里除了有我一个老祖母，其他都跑了。我们那时候还有带枪的，雇了六个人，买德国的小手枪。后来日本人去，都得处理了，谁留手枪谁挨枪毙，全都扔到河里了。以后谁也不敢买枪，日本人在那儿查，谁家有枪，就是抗日分子。后来我们从天津回来就成了满洲国了，满洲国14年统治，就在日本太平洋战争，二战发动以后，同美英成了敌对的势力。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家里的财产一个一个倒闭。因为什么？日本经济侵略，渗透到满洲国，皇上管不了，什么都是洋货，日本货比咱们的货好而且还便宜，谁买你的土货，所以一个一个都倒闭了。我们老家安徽，南方进货也进不来了，因为隔绝了。满洲国独立了不跟外界交往了，所以日子越来越艰难，买卖都完了，收入就少了。后来发生了“七七事变”。
日本进北京，我们家里开始闹分家，这日子怎么过。分家以后我父亲还是整家人，老祖宗留下的遗嘱说给我父亲优厚，多给50间房子。我们家我父亲也不知道怎么了，让人家当软弱分子，也不是军，也不是警，也不跟伪差事，就抢我们。多给的50间房子都被抢走了。人家都住上房的，我们家分完房以后，还没住上。不但抢走这个，还把分家后的宝物、古玩都抢走了。一下子我父亲这边等于垮塌一大半儿。
但是我父亲不在满洲国做事，不当汉奸，孩子又多，没办法，就做点小生意，开个餐馆，赔钱。粮食统购统销，怎么开？所以分田的时候，所有的食品、商店、饭馆一律都关门。我父亲还不死心，他一直主张实业救国，还能解决工人上工什么的，说不玩政治，开买卖还犯法吗？后来开了个印花厂，就是印染人造丝。他有个表妹，姑姑开的纺织，这边运了货，白的，我们给加工染色，特别受欢迎。我们请的上海师傅，挺挣钱的，后来德国人进来了，工人全都回上海了，这事儿又黄了。
我父亲干什么什么不行，主要是不适时宜，日本人在那里我们能干什么？不如自己留点钱。我妈说他他不听，其实我母亲看问题比他看得好。因为我母亲爱学习，书念的比我爸多。就这样，我们家里头从满洲国康德元年到康德十四年，日子可以说只是维持生存，一点儿好日子也没有了。我们还不像一般无产者那么苦，还有房租，就靠房租维持我们这些孩子上学。
那会儿上满洲国的学校。我哥哥念到初中毕业，又念了五年的日语专业，准备考医科大学，医科大学都是日语的教材，念完了结果没考上，后来也就提前工作了。亲戚介绍说：“待着就当兵了，你不去不行，有近视眼也要，什么都要”。其实就是当满洲国的伪兵，上长春找了个小事做。我大姐师范毕业，没工作，1938年结的婚，跟我姐夫也去长春了。我二姐在沈阳当地结婚。她是一个私立的职业学校，出来就在沈阳的邮电总局工作，当打传票的，一个月30块钱，起码有点事二干。她没干多久就结婚不干了，也都到家里了。
我三姐赶上好年景，上了国民高等学校，毕了业考上长春的一个医科学校，她念了三年得了肺结核就死了，虚岁19，比我大三岁。她死了以后，我还在满洲国念国民高等学校，我念了三年，没干别的，就是挖防空壕，种麻，学校里都种，防空壕上种那个，掩蔽不至于被轰炸。后来我到了国高三年级，在纱厂做了三个月的纺织。我累得都成皮包骨了——我母亲说这回还得完一个。后来我母亲想那个姐姐挺愁的。我大姐从长春到天津后，我二姐就带着我妈来了。
我母亲一看华北比东北统治差多了，街上白米饭面什么都有，就说：“别受洋罪了，给你点儿钱到华北来上学吧”。1945年的5月我到了天津就开始找学校，那时候5月份也不开学，怎么也得8月份，在家复习找老师，我什么也不会，英文一句都不会，这边学校都开始上作文课了，我怎么插班。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就是英租界耀华女中，我去了还得自己买制服，自己带桌椅，买家具都上指定的家具店买，都准备好了，一插班就上初三。
其他课程都还可以，就是英语不行。人家这边学生上课都是短文，一做一篇篇的写，我干瞪眼，我说这怎么行，三年怎么过啊？我说：“我得降班”。我回去跟我姐姐说：“我得降一年，上初二。再说这个学校贵族学校，尽是大资本家的孩子，上学坐汽车，都是老妈子送什么的，我们东北的学生都特别艰苦我看不惯，我说这洋里洋气的，哪是来念书的”。后来就把这个学校退了，就上了马场到，一个男中一个女中，叫自达女中，我就去那里上学了。到女中念了初二一学期，我又跟家里联系，我想上北京念书去，我不愿意在天津。老师教得不认真也不好，我妈妈说：“你去那儿，住校你受得了吗？身体又不好。
我下学期就转到北京了。那时候好学校转不上，我就转到西城的华光女中，初二下学期我就在那儿念了半学期。后来我姐姐他们调工作又调回北京，让我又回姐姐家，我就住在姐姐那儿，她们住西城，离这个女中不远，我天天回他们家吃饭。后来念了一学期，人家本来都不收转学生，我姐夫找了辅仁大学的教授，又托认识的人，就给我转那儿了，我在那儿念的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