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天闹，我说送我回家，回北京，送我回家到沈阳都行，我说我没住过这样的破医院，这怎么能治病呢。我爱人去查房，他是北京去的，让他当主治医生，我就喊叫说：“我告诉你，谁也治不了，都是蒙古大夫！”他来了就生气，就跟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们怎么是蒙古大夫，我们这里的医生什么都有，广东来的有专家。卫生部的部长过去都是我们的头儿，有广州卫生部的，又是白某某学校出来的，外科的大夫都有。有新医生，上海医大，北京医科大学的都有，就你这点病我们就治不了你？”我说：“你吹牛去吧，我非死在你们手里。”
我就叫，一会儿喊一会儿哭，烧得有点糊里糊涂，就馋，说妈给我做点这个，给我做点那个。医生来查房，我睡得糊里糊涂的喊，他们就都学会了，回医生办公室就跟大伙儿讲，说这个病号真难对付，说梦话还喊着要吃这个吃那个，传了全院。我爱人是医生，那年20多岁，我那时候19岁，都是青春期年龄了，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他特别风趣爱逗，他就跟人家大伙儿讲：“这个病号说我是蒙古大夫，我都没有吃过蟹肉饺子。”
后来一看我烧退了，病也基本上确诊了，一天六顿的汤，什么也没有，说要吃成形的肠子就破了。从早上第一顿开始就是牛奶，然后藕粉，一碗米汤加白糖，再然后是橘子汁，喝鸡汤等等。我说我喝汤怎么活。我的爱人是当时的主治医生，主任也不常来查房，都不在一个院子，那一个大地主院子，一个贫下中农的院。结果我爱人他来就笑，他就说：“你不喝汤怎么行，你的肠子都薄了，都干了，你现在吃成型的就穿孔了，你叫唤也得饿着你。”我说你们这是什么医院，连饭都吃不饱。我饿，老喊饿却不给吃。
结果有一天来一个病人，这个女的就是下肢麻痹，瘫痪，那时候也没有轮椅。山西人，长得挺漂亮，不是干部也不是战士，是大干部的家属。说我也不传染了，就住这张床吧，中间空四张。这个病人是我们老头（我爱人）的病人，我们老头那时候负责神经系统，这个山西人来了，拄着拐还能走。我就听见外头喊卖梨什么的，秋天了，我有钱就拿着钱，我说：“你出外头给我买点水果，我特别想吃。我下不了床，医生不让下。”她就给我买了两口袋梨，还有大枣，乱七八糟买了一大堆，就给我放到床头柜上了。我刚要吃，我们老头就进来了说：“这是谁给买的？”我说：“我自己买的。”“你下地了？”“没有。她帮我买的。”那女的也逗他，说吃点水果还不行？他说，你胡来什么，她不能吃水果，硬皮什么的还是刮肠子。
后来他就把一大袋子水果抱走了，我也没去过办公室，都躺着呢，我气的。他又过来了，我说：“你们什么医院，什么医生，哪儿有这样的，吃病人东西，还抢病人东西。”他就那样听着也不生气，“你现在说什么也不能依着你，没收了”他就笑，“吃了就吃了吧，不就点水果。”就贫了吧叽的，都拿走大伙儿分吃了。我一直对他们印象不好。医生怎么这样，拿病人的吃的，不让我吃他们吃。我就没有明白怎么回事。
我呆那儿快一个多月了，恢复得能吃软食了，也能走了。指导员来两次跟我谈，说要打仗了，你们学员在这儿有病，那时候还没有到政治部学习，说来了好多要你们学员的，总政文工团要你去唱歌，你去不去？我说我从来没想当戏子，我不去。我唱是唱着玩，我不想干这个职业。指导员说你这情绪不太好，不去不去吧，我回去跟队长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别的工作。我说我就上医大，别的地儿不去。没有我就回家了，什么破地方不待了。指导员说别理我，我现在有病，情绪不好。
后来指导员来看我，买的水果，不让吃也没吃。后来他们就说，已经决定了抽出四个队里三十个人，上政治部，都是学习比较拔尖的，到政治部去受训。我说干什么？她说不知道，到那儿就知道了。政治部准备成立两个研究室，一个政教研究室，一个文教研究室，需要人。我说那再说吧，我说我还没出院。后来突然就给我下通知单了，我明天出院头天下通知单，高兴的，那时候让队里来接我，我说我明天出院了，洗个澡，洗个头，身上软软的特别没劲。
山西病友•情感伏笔
这样我回自己的病房就睡去了。我同屋的这个女的姓张。我睡着了，半夜11点了，外边下着雨来了一个男的，穿着大雨衣，他就在那儿坐着，背靠我床这边。我脸冲窗户这边睡觉，就听那个女的哭，说我要跟你走，那男的说别这样，小声劝她，说我要走了，下了命令了，我去解放湖南去，是个师政委，外边警卫员等着呢。女的说我也跟你去。她是一个家属，山西带过来的，年轻挺漂亮的，但是没有文化。她在我们军大的时候就是没有文化扫盲都上妇女学校。妇女学校专门扫文盲的，她就是那里的学员。男的就哄着她，说打仗怎么能带女的，等我胜利了，解放了湖南派人来接你。后来我一听，她的爱人叫华某某，他是湖南的省委书记，就是她的老头子。走了这女的就哭，我还下地劝她，我说你别哭，后来就晕晕乎乎的。
我住院是在大庙就是衡山脚下的乡下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小一个月。分男女病区，是在一个病区，但是不一样。女病区里也有三个女党员，就我一个团员。我们成立了党小组，让我一个团员过党小组的生活。后来我们党小组长给我分配任务，说要做这个山西女同志的思想工作，担心丈夫打仗牺牲了。我说那是，我说我给他们汇报的时候也汇报她了。她夜里老哭，不睡觉，老唱山西小曲，睡半夜就哼哼，我说知道情绪可能不太稳定。那时候党团的作用特别大，什么都得汇报，都得讲。我那时候有点不习惯，心想怎么这样，什么都管。
后来我虽然能下地了，但也是晕乎乎的。当时三个党员有个组长，是1938年入伍的女八路，就跟我说：“咱们都是党团员，你又是个新团员，你得知道咱们病了，身体病了思想不能病，要关心党的事业，在病中也要观察到医院各个方面的情况，及时向党汇报。”又说：“你是新团员，但是我嘱咐你，你在医院里要注意，有人反应你病区里有个男医生对你眉来眼去。”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小组长说你屋里不是两个床，就是华某某的妻子，她是山西老区的，但是挺封建的，说她跟他们汇报说：“有一个病区的负责医生是主治医生，北京来的大学生，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他到我屋里来不跟我说几句，就跑到她那边说。”那医生说对我有意思。这个小组长就说在病中不能谈恋爱，何况在学习期间更不能谈恋爱，说这是部队铁的纪律，咱们要尊重，有没有自己掌握。我说我会的，我知道。我说没有的事，农村的妇女，她没有什么文化，对城市里人了解太差。我说我们在城市里，男的女的，见面了都打招呼有时候跟她说说不来，医生不得问问我病情怎么样，原来在哪儿住，我也北京来的，也没说什么。
后来每个礼拜六都过小组生活，她都掌握着，她说我听她们有人说，那医生总给你送小说，里边夹着小纸条，我说没有的事，哪儿有啊。他说我不能下床，烦了看看小说，给我借的苏联的小说，叫《海鸥》，后边有个借书卡，哪里有纸条。就这么的，这个小组长就是每次都嘱咐我，在这住院都受他们监视，这么狭隘，到期了我就出院了，就在医院里有这么一段，就都是山西这个女的给说的。
解放了，我们都回北京了。有一次我在西单碰见这个女的，她也穿着军装，我坐着三轮车，抱着孩子，她就在后面追我，我没顾上，车就走了。我估计就是那时候我也参军了，也当兵了。后来我就听同学说，她老公又找了别的女人，把她给抛弃了，嫌她文化低怎么的，我都是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