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当时什么感受？带着什么心情去找爸爸？
杨淑雯：心情很难受了。后来我进去，就到传达室内，给谁，说放这吧。人家看看，说你小孩多大了，这小孩这么可怜，这么大点孩子，意思是说家长也没来。
主持人：那也没见着爸爸？
杨淑雯：人家不让见。
主持人：那么多年都没有见过爸爸？
杨淑雯：没有。我当时去草帘子胡同。因为我57年结婚，58年有了孩子，有一张黑白照片，三个人的。就是大铁门，铁柱子的门，从栏里面，我叫管教什么的，我说麻烦你让我爸爸看看这张相片，后来他说好吧。后来写了一条，我说“这是您的外孙，姜安平”。后来我爸爸写了个条，就是“我的外孙真可爱，他一定生气了，头还撇一边去了。”我当时去的时候看到黄窝头，管教们可能吃饭呢。
主持人：那多久看一次爸爸、送点东西？
杨淑雯：平时就不怎么去了。我记得每月我给他送5块钱。他必须要有钱，他得买洗漱这些东西。牙膏香皂什么的。
主持人：当时监狱不安排，全是自己带的？
杨淑雯：都是自己带的。
主持人：当时他有钱可以在里面买？
杨淑雯：他们监狱都有小卖部。
主持人：那每个月能存下来10多块？
杨淑雯：能剩下点，我57年5月份就结婚了，也没存多少钱。
主持人：当时爸爸在监狱的时候您在工作，家里当时什么情况？
杨淑雯：当时在家里就是干农活积工分，就是靠工分吃饭了。
主持人：当时小弟弟很小吧？
杨淑雯：小弟弟很小，不是49年就是50年出生的。
主持人：他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杨淑雯：那不知道。就是我爸爸走了以后，我就看着他们哭，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压力也是非常大，我工作了。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只要一进平房就开始哭了。到家就不敢哭，我不能当着我奶奶我妈妈的面哭。有一次我回家以后，不知道谁的烟斗放在桌上，其实妈妈不抽烟。我妈妈说这是你爸爸监狱退回来的，还有我爸爸的大茶缸。这就是说我爸爸死了。
大弟弟的故事
杨淑雯：文化大革命当中，大弟弟从林学院毕业以后，他们班里面只有几个分到北京林业部。其他都是外地的，东北、湖南。
我记得当时，我弟弟给我来电话问我上哪比较好，说上东北还是湖南。我说你怕冷，你搞林业的，不可能总坐在办公室，有时候还是会调查，深入基层。还是上长沙吧。一方面比东北暖和，一方面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就去了长沙。去了长沙以后，因为他确实功课挺好，在班里前五名，到那以后工作也是不错，兢兢业业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就属于臭老九，就是臭知识分子，就给他们都分配到林业机械厂了。我弟弟学的是森林保护，就没让他们搞本专业的工作，分配到林机厂当工人了。我大弟弟还不错，让他画图纸，这也是不对口的，他也没学过。就黑天白天开夜车，结果把身体累坏了，得了肝炎了。总而言之是80年代死的， 我那时候非常难过。
记得当时我刚下班，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在东四，正吃饭呢，接了一个电报，写着杨存孝病危，速来长沙。（眼睛含泪，声音梗咽）那时候根本没想到病得那么严重。后来来北京，他有个同学在东直门中医院，后来就上那去看病了，我跟他一块去的。后来他们说杨存孝这个病没法治了，晚期了，肝部损伤太大了，不能恢复了。后来他又回长沙了，多长时间不记得了。我接到病危通知以后，我爱人当天晚上到东单火车站买票，第二天我一个人到长沙了。在去长沙的火车上老哭，旁边的人说同志你怎么了，我就说了一下。他说别哭，你既然去给你弟弟处理后事，必须振作起来，你老哭你弟妹怎么办。后来到那以后，就类似家里的防盗门，一推开门，就看着那挂着一件衣服，还是上大学穿的衣服，一件灯芯绒的衣服，灯芯绒结实。我一看还是那时候的衣服，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生活上也特别俭朴，工作上学习上也特别用功。他都是累的啊，在工厂成天开夜车，从小身体也不好。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都不成了，都快给他装进棺材了。后来我记得谁说的，我们请张大夫，李大夫看看，后来给他看了看，抢救过来没死。小时候他身体就不太好。
我的二弟
杨淑雯：二弟弟后来考的东坝中学。初中毕业后考上的化工学院有机化工学校。那个学校是半工半读，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因为后来我们都是自己学自己的，谁也顾不上谁。58年大跃进这个学校就解散了。
所以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他是从农村逃出来的，学习非常好，他就特别悲观。我们家孩子都喜欢音乐，他整天拿着笛子在大野地里吹。因为他也牵挂家里人，回家以后见到奶奶妈妈都是不言语，不说话也不哭，有眼泪就往肚子里咽。家里给的压力太大，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我奶奶夜夜哭，我心里也很难受。
我妈妈也难受，他丈夫被逮捕进去了。所以谁也不说话，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个时候压力是挺大的，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
再后来就没有菜园子了，都是人民公社，每家的男人或女人都去公社干活了，都记公分。男劳动力一般最好十分，女的最好一般六七公分，好的八公分。我弟弟跟着他们就干活，挣公分就是吃饭了。有的公社，有的村里头，有的队里头，说你收成好，公分值可能高一些。到年底一算你一共多少分给你多少钱。
那个时候我有工作，后来也结婚了。结婚也太早，要孩子也早。那个时候不懂得避孕，第三年又生一个双胞胎家庭负担更加重，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家里五块钱。
那个时候还有装修队，反正公社里头什么活都有，他特别聪明，什么都能干。我大弟弟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已经走了，调到湖南长沙了。
小弟的生活
小弟弟一直在家里，后来初中毕业考上北京卫生学校，就是朝阳区三里屯那个学校，后来那个学校也迁走了，在这边。因为我们家出身不好，我记得我小弟弟因为这个，上学不久就被送回家了。
后来我跟大弟弟，就找到这个学校说，学校同意让小弟弟回去上学了。学校老师非常同情我们，假如有平反第一个找我们回来，后来果然就给平反了，就回去了。
回学校了以后分配了，做药剂师。他后来得了白血病死了。他死后我就回想他为什么得白血病，因为我们家都没有这样的病历后来觉得他就是精神压力太大，曾经受过打击，就是在人们之间老是觉得抬不起头。那时我二弟弟会说，还挺好。但是有什么运动肯定就是打击他。后来到了该找对象该结婚的时候，村里边有一个人把他的外甥女介绍给我的弟弟了。我妈一想有人给介绍了，就看一看，出身也是地主。
他们家没有像我爸爸这样的历史问题，就是普通的地主。地主有很多种，恶霸地主，经营地主，经营地主就是他家也不是恶霸，就是经营性质的欺压百姓人命的那种罪大恶极的就是恶霸地主。当时我弟弟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一看这个女人叫做刘桂兰，很聪明，唱歌特别好。但是后来发现那个女人有癔病，就是精神上的毛病。说死就死了，是买菜的时候就躺在买菜那个地方就死了。
我弟弟到城里给人打工，因为我弟弟画画特别好，就去给人画东西什么的。回去以后还得做饭，像媳妇没事就应该做饭，但那时候都是我弟弟一个人干。因为弟妹身体问题，我弟弟也不能责怪什么的，弟弟就只能忍受着，所以在精神上体力上超负荷，就在2006年因为白血病死，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