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的军事成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大破匈奴，全歼10多万匈奴骑兵，使得匈奴10多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二是抵御秦国，在肥之战中重创秦军，被封为武安君。
公元前229年，秦国派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和司马尚迎战，双方僵持不下。秦国再次祭出反间计，重金贿赂郭开。
郭开为了私利，散布流言，诬陷李牧和司马尚谋反。赵王迁听信谗言，罢免了李牧的兵权，派赵葱和颜聚取代他。
李牧拒绝交出兵权，赵王迁派人暗中逮捕并杀掉了李牧。一代名将李牧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郭开虽为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但史书上并未明确记载他的恶报。有说法称他后来被秦始皇所杀，也有说法称他在赵国灭亡后搬运家中财物时被盗贼所杀，而盗贼据说是李牧昔日的手下。
郭开的所作所为，让赵国自毁长城，加速了赵国的灭亡。廉颇和李牧名垂青史，而郭开则遗臭万年。
【春秋时期第一人子产#历史#小知识#孔子】
他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人，身体力行地倡导言论自由，推行依法治国。他还是小国的“天降猛人”，亲自展示了小国如何生存和突破外交困局。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春秋第一人——子产。
子产，公孙氏，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郑国人。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位小国中的政治强人。他的执政思想可能让很多人有疑问：春秋时期名人辈出，凭什么说子产是第一人？
因为孔子以子产为师，备受推崇，他还是儒法两家思想的先驱。
清朝号称东南第一学者的姜炳章曾经说过：“春秋上半部得之于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之于子产。管仲之功在天下，子产之功在一国。”
管仲死后，齐国陷入混乱；子产死后，郑国政治依然清明。晚清学者李元度也称子产为“春秋第一人”，认为他是“失心者之第一人，小国中的政治强人”。
学习历史的意义就在于鉴往知来，力行致远。而子产所治理的小国——郑国，身处大国夹缝中，其采取的外交政策也映射到如今的国际局势中。
对于小国弱国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都很容易成为大国强国博弈的棋子。
而我们往往能听到“天降猛人”的说法，大多是指那些头脑清醒、改变国家现状的杰出领袖。子产就是这样一位郑国的“天降猛人”。
小国如何突破外交困局？
郑国作为小国，从对外来看，北邻晋国，南面有楚国，西有秦国，东有蔡、宋、陈等国，可以说周围诸侯国环伺。
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等一代雄主此消彼长，尤其是南北两大强国动辄征伐。处于夹缝之间的郑国能够苟延残喘，实属不易。
作为小国的郑国，过去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郑国君王经常是跪拜楚国，再拜晋国，两边讨好，委曲求全。
而子产执政以后，根据郑国强国环伺的现状，采取了左右逢源和不卑不亢的外交政策，让郑国在列强环伺中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第一条：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
在春秋的历史舞台上，晋楚争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为了争当霸主，双方进行了系列战争，而架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各个中小国家更是朝秦暮楚，疲于奔命。而处在中原枢纽位置的郑国更是成了双方争夺的关键。
子产执政之后，面对本国这种尴尬的外交局面，他摒弃了过去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采用“从晋和楚”的外交方针。
谁都不得罪，来的都是客，以郑国利益为出发点，外交策略非常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从而为郑国国家力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可以说是弱肉强食国际环境中小国生存下的政治智慧。即使到现在也是适用的。
俗话说：“狗中哈士奇，国中土耳其。”其实这还真不是贬低土耳其。作为亚欧大陆的交汇处，土耳其也是各种势力交错的地带。
而土耳其正是靠着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游离于中俄和西方之间，维护本国的利益。
土耳其领袖埃尔多安被称为“全球最大政治变色龙”，作为小国，其强拍才是符合现实环境的。他正是具有子产这种政治智慧的人，而反观乌克兰，自然高下立判。
第二条：不卑不亢的外交手段
韩非子曾经说过：“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子产如果一味装好人，不仅会让郑国成为墙头草，更会让晋、楚两国侵蚀郑国。
实际上，子产在与晋、楚两国交往时，始终能不卑不亢，竭力维护本国权利。此外，面对南方强横的楚国，子产也毫不示弱。
在危机时刻，他不仅揭穿了楚国想要阴谋偷袭郑国的计划，面对楚国的无理责难，他也能针锋相对予以驳斥，充分利用国际舆论让对方只能作罢。
执政治国的思想
子产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代，郑国人没事的时候，常到乡校议论执政的得失。
有个叫然明的大臣对子产说：“我们把乡校毁掉怎么样？这样人们自然就没地方去议论了。”
子产说：“为什么呢？人们早晚干完活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大臣然明主张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子产则主张“行众之所善，改众之所恶”，意思是听取人民的意见，老百姓有意见就修改政策。
因为他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封建剥削制度下，统治集团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极少有共同语言。子产提出这样的看法，尤其难得，其思想也影响深远。
但要明白的一点是，个别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如子产，也只能是在不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人民一点点说话的机会。
子产“铸刑书于鼎”，作为郑国的执政者，子产率先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大鼎上，并公布于众，令国人周知。
子产的这一举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统治者认为“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老百姓有法但不知法，法律解释权在国家官员手中，统治者的权威自然崇高。
而子产的举措则否定了秘密法，反而确定了刑法的内容，表明立法者对法律的坚定决心，使民众对于主政者所确立的是非准则能够事先掌握，不至于朝令夕改，而民不可知。对于个人行为的后果，民众能够有预测的可能性。
“子产铸刑书于鼎”，不论在法制史上还是在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子产的治国成就
《史记·列传》记载，子产当国相之后，郑国的局面发生了诸多改变：一年后，街头不见浪荡子，老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无需犁地耕田；
两年后，市场上没有哄抬物价的，买卖公平；三年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4年后，干完农活，农具放在地里不会丢；5年后，男子不用服兵役，有丧事能自觉按照丧礼操办。
子产的治国思想和法律观念，也成为了后世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来源。而子产的评价甚至能超过管仲
【一口气看完应侯范雎#历史#小知识#历史人物】
他远交近攻，助力秦国一统天下。他言犹如剑，击杀了战国名将白起。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聊聊范雎。范雎，字叔，古人也称范书，魏国人，也写作范雎。
这里需要说一点，常有人将“雎”和“雎”混淆，但经过多方面考证，范雎才是正确的读音。
在大秦崛起的100余年中，有三位相国功不可没。商鞅变法革新，使大秦由弱变强，开始绝地反击；张仪连横天下，让大秦打破围攻，逐鹿中原；范雎则为秦国指明方向，进行一统天下的布局。
李斯也曾经高度评价范雎：“阳侯竹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是秦之第一功臣。”
作为战国后期秦国的重要相国之一，范雎主张“远交近攻，攻心攻地并重”，使秦国一步步蚕食诸侯，成就帝业。从一定程度上说，范雎对于秦国一统的重要性不亚于白起，甚至高于白起。
虽然范雎的历史评价并不低，但在《史记》中却留下了睚眦必报的形象，导致很多人认为范雎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人，故而嘲讽他。
实际上，真正了解范雎之后就会发现，他有仇必报，有恩必还，颇具君子风范。
范雎在进入秦国后，发现秦国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魏冉远道攻打他国，为自己谋私利。在审慎分析秦国国情后，范雎向秦昭王提出了兼并策略。
其要点首先是“远交近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化所取得的领地。这一策略不仅巩固了秦国所攻取的土地，还破坏了六国的合纵联盟，加快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所谓“得寸则亡之，寸得尺亡之”，范雎建议先将斗争重点放在近旁的韩、魏，对较远的齐、燕暂时不顾，稳住楚国和魏国。
其次是“攻其地而攻其人”，因为这样才能在攻取土地的同时歼灭敌国的兵力。而白起的精密战法正是范雎“攻人之策”的有力执行，一主内，一主外，相辅相成。
长平之战的胜利，范雎在战场以外的谋划也功不可没。范雎与白起的配合，使“攻其地而攻其人”这一战略得以高效执行，秦国才能在他们手中迅速发展起来。
虽然《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强调战略战术的运用和争取胜利，以伐谋为上策，伐兵和攻城为次要。
但此时秦国要灭亡别国完成统一，“攻地”和“攻人”却是上策。对比齐国，齐宣王时代，齐国国力甚至超越秦国。
齐闵王虽对外战争十分顺利，但却没有重创敌人和消化所占土地，反而四面树敌，消耗国力。
以至于齐闵王吞并宋国后，五国伐齐，齐国从此一蹶不振。这说明秦国的“远交近攻”是一项全局性的战略，它明确了在七国争雄的局面下，秦国要怎么做，怎么打，如何逐渐蚕食诸侯，一统天下。
后来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基本也是按照“远交近攻”的策略，按照韩、赵、魏、楚、燕、齐的顺序执行灭国之战。
在驱逐“四贵”之前，秦国看似蒸蒸日上，实则在统一之路上发展迟缓。四贵专权的局面不仅威胁了王权统治，也破坏了秦国崛起的根基。
第264章 夏姬的一生
秦国的军功爵制区别于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其爵位是按照军功来分配的，而不是按家族。无论你祖上是什么爵位，无论你祖上是不是显赫贵族，这些都与现在的爵位分配无关。
要爵位，想要成为贵族，就得拿军功说话，这就是所谓的“无功不受禄”。哪怕是为秦国做出过汗马功劳的商鞅也不例外。
例如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使用计策击败魏国，使得魏王害怕，不得不以河西之地为筹码与秦国求和。商鞅这才得以封地于商，号为商君。
反观秦国四贵，除了魏冉有军功和贺以外，其余三人在史书上并无记载有何功绩。事实上，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只有魏冉得以列传，其余三人都只是在《史记·穰侯列传》中提到过寥寥数笔。
然而，就是这三位身无寸功的人，权势却能够与魏冉比肩，被范雎称为“文信之友”“太后”“华阳”“高陵”“泾阳”，太后不闻其有王也。由此也能看出王权的衰落。
因此，秦国四贵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秦国制度的倒退。如果秦昭襄王不能驱逐四贵，那么秦国的军功爵制也早晚会沦为摆设。
四贵的专权，阻碍了秦国人才的引进，并非无的放矢。以范雎入秦为例，范雎入秦之前曾经碰见过未来的车驾，不得已范雎只好躲在车中，后面更是跳下车来逃跑，以此躲避魏冉的搜查。
理由就是《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范雎所说的“无文侯专秦权，诸侯客此恐”。如果王宁前一车中，魏冉为何如此痛恨各国的说客？
我们不得而知，但以范雎此前卑微的身份都听说过秦国的魏冉，讨厌他国的说客，更何况其他人呢？
虽然魏冉提拔了白起，但一统天下绝不是只需要一个或一国的人才，而魏冉的这种排斥行为无疑会将六国的人才拒之门外。
驱逐四贵之前的秦国看似风头无二，在各国之中最为强大，但正如上面所说的，四贵的存在在无形之中破坏着秦国最根本的制度。
因为人才引进也是秦国强大的根源之一，商鞅、张仪以及后来的吕不韦、李斯，大多数有才之士也都非秦国人。由此也能看出，如果四贵专权长此以往，秦国还能顺利统一天下吗？
在范雎的建议下，秦昭襄王驱逐了以魏冉为首的四贵，还废掉了秦宣太后的权力。自此，秦昭襄王开始真正掌握王权，开启秦国一统之路。纵观战国各国历史，国家内部的稳定往往十分重要。
秦国四代乱政，赵国沙丘宫之变，燕国子之之乱……这些各国权力的争斗力度，大大削弱了国家实力。而范雎削弱外戚势力的劝谏，对于秦国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可谓居功至伟。
太史公司马迁曾评价范雎：“疑犯之恩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然而，后半句却有失偏颇。范雎早年在魏国时，不仅不受重用，反而被魏国大夫须贾诬陷，被魏相魏齐打断肋骨，奄奄一息，又被扔到厕所让人撒尿。
范雎靠着装死才逃脱一劫，后来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才来到秦国，面见秦王，最终得到重用。
为了报恩，范雎推荐了恩人郑安平，使其担任要职。而面对昔日陷害和侮辱自己的仇人，范雎只是处死了差点害死自己的魏齐，而对对自己还有些许善意的须贾则选择了放过
。范雎有仇必报，有恩必还，但即使报仇也没有赶尽杀绝。由此也能看出，范雎快意恩仇，绝非心胸狭窄的小人。
儒家的思想教化常常让人以德报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总是用“以德报怨”这个词来劝人大度，劝人向善。
当你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总是劝你不要跟对方一般见识，要用你的宽容和感恩之心来感化对方。然而，说这些话的人往往站着说话不腰疼。
况且孔子所说的“以德报怨”也并不是这个意思。《论语》中说：“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春秋公羊学派也提倡“有仇必报”。
最初的思想并不是去做“老好人”，而是公正地对待仇恨——冤有头，债有主，不能扩大范围。范雎的复仇也并非睚眦必报，而是有节制的。
纵观范雎的一生，才华横溢、爱憎分明的个人形象十分突出。他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对秦国一统天下至关重要，也使他堪称战国时代最后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一口气看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史家风骨#历史#小知识#春秋】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人可死，但史不可改。作为历史延续的史官，到底是帝王的喉舌还是独立的史家？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史家风骨。
有人说，史官是皇帝的喉舌，史官笔下的文字正是统治阶级希望后世之人看到的文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却也不是完全正确，因为不同时代史官的地位大不相同。
在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对皇帝的饮食起居和宫廷生活进行记载的史官，称为“起居郎”。他们主要负责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私人生活，包括后宫事务，记载范围较小。
第二种是专门对前朝历史进行编纂的史官，称为“外史”。这种史官负责编纂每个朝代的史书，而记载每个朝代的史书通常由新朝代编修，因此有了“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
在唐太宗之前，史官是一个独立的职位，皇帝不能干涉，甚至不能过问。史官的记载可以将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如实记录。
等到朝代更替后，新王朝的史官会将前王朝史官的记载编修成书，这就成为了一个朝代的史书。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史书的编纂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
这样不仅保证了史官的安全，也保证了史书记载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然而，唐太宗之后，原本自春秋时代以来的独立史官风气荡然无存，史学开始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政治工具。
虽然唐太宗的丰功伟绩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帝王，但他干涉史官记载的行为却是欲盖弥彰。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和齐王，甚至自己的侄子，然后逼迫李渊将皇位传给自己才当上皇帝的。
唐太宗登基的方式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不足为训的。
因此，唐太宗怕史官将他的行为不加修饰地全部写进去，于是打破了皇帝不能干涉史书记载的传统，毫不顾忌地以武力胁迫史官对自己的记载加以修饰。这种行为从那时开始，逐渐成为常态。
文天祥的《正气歌》曾写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用来赞扬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的史家风骨。人可死，但史不可改，这也是春秋史官坚守的底线，更是他们受人敬仰的缘由。
春秋之时，齐国第25任国君齐庄公为其专宠一位大臣崔杼的妻子东郭姜，东郭姜貌美，齐庄公经常去崔家与东郭姜私通，还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