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率先开口，语气谨慎。
「陛下，太子殿下督帅有功，克定辽东，此乃不世之功勋。」
「依《贞观礼》，太子凯旋，当遣重臣，备卤簿，出郊迎劳。」
「其规格，当参照————参照亲王大将凯旋之最高例，以示朝廷褒奖功臣、重视储君之意。」
他提到了「亲王大将最高例」，这是一个相对模糊但足够高的标准，既显示了重视，又没有明确逾越某种界限。
房玄龄沉吟道。
「长孙司徒所言在理。然，臣以为，仪制虽可参照高例，但具体细节，或可稍作调整。」
「譬如，出迎大臣的人选、地点，以及后续宫中赐宴的规模，需仔细斟酌，既要彰显天恩，亦需————合乎礼度，避免物议。」
他说的「合乎礼度，避免物议」，潜台词就是不要搞得比迎接皇帝本人还隆重，那就不像话了。
岑文本接口，他的话更直接一些。
「太子殿下之功，确需隆重迎接，以安将士之心，以昭陛下之德。然，储君毕竟是储君。」
「仪制规格，可在常例基础上提高，以示殊荣，但核心卤薄、旌旗、护卫之数，仍当严格遵循太子礼制，不可僭越。」
「此乃国之根本，不可轻动。」
他明确指出了底线—不能使用皇帝才能用的仪仗。
高士廉也缓缓道。
「老臣附议几位相公之意。迎接之礼，重在仪」与制」。仪」可隆，制」不可乱。」
「可增派鼓乐，可扩大迎候队伍，可令文武百官于指定位置排班迎候，这些皆在允许范围之内。」
「然，代表储君身份的车驾、旗帜、护卫数量，必须依制而行。」
几个人的意思都很明确。
规格可以高，场面可以大，但代表权力和身份的硬体，必须严守规矩，不能给太子任何可能产生误解或野心的暗示。
李世民听着几位心腹重臣你一言我一语，心中如同明镜一般。
他何尝不知道这些老臣的顾虑？
他们既不想得罪太子和潜在的未来君主，更不想触怒他这个现任的皇帝。
他们提出的方案，是一个在现有框架内，尽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折中方案。
但是，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
他有他的骄傲，也有他的考量。
太子立下如此大功，如果迎接仪式还抠抠搜搜，拘泥于那些细枝末节的礼制，岂不是让天下人，尤其是让那些刚刚浴血奋战归来的将士，觉得他李世民气量狭小，容不下有功的儿子？
他不能给人留下这种印象。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想，将迎接仪式办得风光隆重，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捧」。
将太子捧得越高，或许能让他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差距，也能让天下人看到，他李世民对太子的荣宠，是出自皇帝的恩赐，而非太子凭藉功劳可以强行索取的。
沉默良久，李世民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太子之功，非比寻常。若仅依常例，恐不足以彰其勋，亦不足以慰将士。朕意已决，此次迎接太子凯旋，仪制规格，在尔等所议基础上，再行提高。」
他顿了顿，具体指示道。
「遣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为正使，中令岑文本为副使，率中、门下、尚三省五品以上官员，出开远门外十里长亭迎候。」
「太子卤薄，可按最高规格配备。鼓乐、旌旗、护卫，皆可酌情增加。太子车驾所过之处，京城百姓，可沿街观瞻，以示与民同乐。」
几位老臣闻言，心中皆是一凛。
陛下这是要————以近乎最高规格的礼仪来迎接太子了。
虽然依旧没有僭越使用皇帝仪仗，但这排场，这声势，几乎已经达到了臣子所能享受的顶峰。
长孙无忌率先反应过来，他必须做出劝谏的姿态，这是臣子的本分。
「陛下，如此规格，是否过于————隆重？恐引来朝野非议，言陛下过于宠溺储君，非————非国家之福。」
他艰难地说出了最后几个字。
房玄龄也道：「陛下，如此高格，恐使太子殿下————心生骄矜，亦使其他皇子，心生怨望。还请陛下三思。」
岑文本和高士廉也纷纷出言，表示类似的担忧。
李世民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们的劝谏。
第245章 谁？……谁要见驾？
「朕意已决。太子立此大功，若朕吝于赏赐，缩于礼仪，岂非令天下忠臣良将寒心？此事，不必再议。」
他看着几位重臣，语气缓和了一些，但目光依旧锐利。
「诸卿当知，朕如此安排，非仅为一己之私情，亦为大唐江山社稷之稳定。太子有功，则赏，此乃朝廷法度，亦是朕为君父之道。」
话已至此，长孙无忌等人知道再劝无益，反而可能引起皇帝的反感。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相同的忧虑和一丝无奈。
「臣等————遵旨。」
几人齐声应道。
他们明白，陛下这是决定在明面上进行妥协和安抚，用极高的荣誉和礼仪，来暂时稳住太子，也稳住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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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表面的风光之下，那份因为功劳过大而产生的猜忌和隔阂，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反而可能因为这次超高规格的迎接，在陛下心中埋得更深，发酵得更加剧烈。
他们深知，这并非争议的结束，而是一场更大风暴前的刻意平静。
皇帝金口已开，迎接太子凯旋的超高规格便成了既定国策，再无转圜余地。
诏令迅速通过中门下颁行。
「遣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为正使，中令岑文本为副使，率三省五品以上官员，出开远门外十里长亭迎候」，「太子卤簿可按最高规格配备」，「京城百姓可沿街观瞻」等具体条款公之于众。
整个长安官场仿佛被投入一块巨石的深潭，表面的平静瞬间被打破。
底下潜藏的各种力量与情绪激烈翻涌。
翌日清晨，李世民的御案上便已堆起了两摞明显高出往常的奏疏。
一摞以恭贺、赞颂为主，另一摞则透着显而易见的忧惧与谏诤。
支持者多来自与东宫关联渐深的新晋官员、部分军中将领以及一些敏锐察觉到风向变化、意图提前下注的中下层官吏。
他们的奏疏辞藻华丽，盛赞陛下「赏罚分明，恩威并济」，称此举「上慰功臣之心，下安黎民之望」，是「明君贤储，千古佳话」。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太子如日中天声望的认可与拥戴。
然而，反对的声音更为尖锐，也更能触动李世民那根敏感的神经。
御史台几位以刚直或者说恪守礼法近乎刻板闻名的御史，引经据典，措辞激烈。
他们并非直接攻击太子，而是将矛头直指仪制本身。
「太子虽功高，然终为人臣。礼者，天地之序，君臣之纲。今陛下以近乎人主之礼待储君，是乱序坏纲之始也！」
一份奏疏如此写道。
「恐开僭越之端，启骄矜之心，非国家之福。臣恐后世史笔如铁，记陛下以私情乱国法！」
另一份来自某位儒学大家的奏章则从道德层面迁回进谏。
「《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储君之功，在于疆场，然其德其行，仍需陛下时时训导，朝野时时匡正。」
「今若以过隆之礼待之，是重其功而轻其德，恐使其渐生懈怠，疏于自省。」
「昔汉武帝宠卫霍，虽拓边万里，然内帑空虚，吏治渐弛，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更有些奏疏，隐隐指向东宫势力膨胀可能带来的威胁。
「太子近臣，多出寒微，或有才具，然少受圣贤正道薰陶，行事往往急功近利，不循旧章。」
「今若再以超格之礼遇之，恐使其辈更加恣意，结交外臣，干预部务，长此以往，朝堂恐生党争之祸。」
这些奏疏，有的直言不讳，有的旁敲侧击，有的忧国忧民，有的则难免夹杂着世家大族对自身地位可能受到冲击的深深恐惧。
它们像一片片雪花，不断累积在李世民的案头，每一份都在无声地强调着一个事实。
太子李承干，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掌控在手中的儿子，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巨大冲击。
李世民一份份翻阅着，速度不快。
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神深处偶尔掠过的精光，显示他并非无动于衷。
支持者的奏疏，他看得平静。
反对者的谏言，他也看得仔细。
尤其是那些提及「史笔」、「党争」、「僭越」的字眼，总会让他的目光多停留片刻。
他理解这些反对声音背后的逻辑。
作为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礼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符号意义。
给予太子如此高规格的迎接，确实是在模糊君臣界限，是在向天下释放一个极其复杂且危险的信号。
这些官员，无论其出发点为何，至少在表面上，是在维护他所代表的皇权尊严和朝廷法度。
但他同样清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
这是一种权衡，一种在「赏功安内」与「防患未然」之间走钢丝般的危险平衡。
他需要用这场盛大的仪式，向太子，也向所有朝臣，尤其是向那些暗中蠢蠢欲动之人，展示他作为皇帝依然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掌控力一他能给予的，也能收回。
这荣耀是他赐予的，而非太子凭功劳强行索取。
然而，内心深处，那份因「赏无可赏」而生的无力感，以及对齐王李佑造反、乃至自身玄武门旧事阴影的忌惮，始终如阴云般笼罩。
他知道，仅仅依靠一场高规格的迎接仪式，根本无法解决太子势大带来的根本性难题。
他需要更长远的、更有效的制衡之策。
可是，平衡的方案在哪里？
像以往一样扶持魏王泰？
经过辽水大捷和幽州新政，魏王与太子之间的差距已被拉大到难以逾越。
强行扶持，只怕适得其反，更可能引火烧身。
利用朝中世家势力对太子的不满？
这固然是一股力量，但世家所求，无非自身利益，用之不当，反受其制。
直接削弱东宫属官、限制太子权力？
在太子新立大功、声望正隆之时，此举无异于公然撕破脸皮，引发的动荡将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