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粟的产量，就真的比稻、麦等后世人耳熟能详的主粮更高；
而是说在同等气候、条件，以及同等土地肥力、同等耕作精度下，粟的产量最高。
或者应该说，粟最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产量上限虽然比不上后世的主粮，但下限却极高。
——在如今汉室，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还保留著极为原始的‘刀耕火种’。
某些极个别懒汉，更是能做出春天往田里撒一把种子，等到秋天才第二次出现在田间坐等收货的奇葩事。
可粟，还真就能长得起来！
且不说产量——春天撒一把种子，一直到秋收都不管不问，单靠雨水灌溉，还真能长得出来、结的出果！
而刘荣推动宿麦，即冬小麦作为主粮，其实考虑到的是宿麦产量更高，面食的营养价值也更高；
与此同时，宿麦和现有的粟本身又是错季作物，若是舍得下力气，完全可以做到一年内将粟、麦各种一茬，以最快达成汉家农产总值的翻倍！
唯独被刘荣忽略掉的，便是仓储成本。
麦，不好储存。
至少没有粟那么好储存，也不像粟那般，可以在没有冷库、空调的前提下，在这西元前轻轻松松储存十几二十年。
想到这里，刘荣对于汉家未来的主粮——主要是粟、麦二者之间的取舍，也隐约发生了些许变化。
眼下的状况，让刘荣想起了后世。
——高产的杂交水稻，产量够高，种植成本够低，也好储存，却不好吃；
其余诸般主粮，如麦、稻等，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好储存，产量也一般。
所以，后世华夏以杂交水稻作为战略储备粮，而以麦、稻作为日常主粮。
对于刘荣——对于汉室如今的状况而言，后世的这一案例，显然极具参考价值。
“仍以粟作为战略储备粮，麦则作为日用主粮，以及军粮……”
“嗯……”
片刻间，刘荣就已经有了大致想法。
只是眼下，还有一个问题等著刘荣拍板解决。
——石奋、石建父子的问责规格；
准确的说，是此次‘太仓麦储存不当’事件的定性……
“既是不知者无罪，此番，便且如此吧。”
“——太仓令石建，不知宿麦仓储之要，竟不知相问于老吏，倨傲自负；”
“著罚俸半年，以儆效尤。”
···
“少府石奋，身为太仓令之举荐者，更乃太仓令石建生父，知其谬误而不加以指正、教诲；”
“罚俸一年，以待后效。”
···
“凡太仓令上下，储粮不善，罚俸三月，下不为例。”
“著：故长安仓仓吏郑二，为太仓令丞，从旁辅佐仓令石建，重拟仓储宿麦之策。”
“——另谕少府内帑：自今岁始，凡太仓所储之粮，粟不得逾十岁，麦不得逾三岁。”
“仓储粟、麦，当以九一之比——主以储粟，辅以储麦。”
“乃告天下万民：麦储不易，当即食之；粟可久储，当仓储之。”
“再行令少府，广够粟千万石充实太仓，以故国本。”
“即太仓所储宿麦，或平价售卖之，或与相府易为粟而仓储之。”
“总而言之，从今往后，我汉家之官仓，当皆以储粟为重。”
“及麦……”
为此次事件做出定性，刘荣颇有些遗憾的看了看远处，那一个个储存有冬小麦的粮仓。
终，还是苦笑著一摇头。
“盒饭是让天下百姓民，又军中将帅，吃得好一些吧……”
第347章 蝴蝶效应
宿麦储存出现问题！
而且并不是突发偶然个例，而是因为这一个例，牵扯出如今汉室，乃至于整个华夏文明现阶段，都没有太好的办法长久储存宿麦的、客观存在的问题。
对于刘荣的总体规划而言，这一问题的出现，影响不可谓不大。
很多原本以宿麦、面食为根基——甚至是必须要以宿麦、面食为根基才能推行实施的蓝图，都随著这一问题的出现而化作泡影。
比如，刘荣曾想过宿麦的出现，既然让全天下的主粮产量瞬间翻倍，那就必定会将市场供需关系扭转。
——过去，全天下人种出来的粟，却根本不够全天下人吃；
大部分底层百姓都只能吃个六七成饱，甚至是半饱。
也就是说，在那段只有粟作为主粮，底层农户也只以种植粟米，来作为唯一创收手段的时间段内，汉室全天下的主粮，其实只能满足七成——至多不超过八成的市场需求。
说得再直白点就是：全天下种出来的粟，平均分摊的全天下每一个人头上，顶天了也只是人均八成饱。
听上去，倒确实是很不错了；
毕竟华夏封建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部分时间间隔，都是以‘大部分人是否能吃个七八分饱’，来作为某一时代是否为盛世的重要判断依据。
不说旁的——如果能让全天下人都吃七八成饱，那刘荣就将原地成为汉家继文、景两代先帝后，无缝续上文景之治的连续第三位圣君！
而且这接连三代汉天子所缔造的盛世，必将是以刘荣这一朝为主，孝文、孝景二朝作陪衬！
只是想想也知道：平均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抽象的。
——我吃十二分饱撑死，你饥肠辘辘饿死，咱俩平均下来，各自六分饱；
我吃一碗倒一碗，一人占了两人份，你三天饿九顿，吃了上顿没下顿，咱俩一平均——嘿，还人均吃撑了！
此般平均，古今皆然。
就拿过去，只以粟作为单一主粮的汉室来举例；
彼时，虽然全天下的粮食产量——即粟产量，足够全天下的人都吃个八分饱，但显而易见的是：总有人是要吃十分饱，甚至是十二分饱的。
比如军中将士，平日里驻军操练，一天两顿吃饱饭，这便是十分饱；
若逢战时，更是可以加一餐，达到一日三餐，餐餐饱腹！
在绝大多数人都只吃两餐的如今汉室，军中将士一日三餐，就已经是‘十五分饱’了；
按照人均八分饱的配给额度，已然算是一人吃了两人份——每有一位将士在战时三餐饱腹，便有一个农民的配额被占。
这都还算好的；
军中将士在战时再怎么‘十五分饱’，军队的人口占比，也终归只占汉室人口的极少数。
——如今汉室人口将近三千万，参与一场战争的汉军将士，却基本不可能超过三十万。
百分之一的人口基数，也就是九十九个百姓每人少吃一口，给一名士兵省下一人份的餐食；
这显然没什么压力。
但贵族‘吃’起粟来，那可就不是百十来个农民各挤一口吃的，来凑出额外一人份的配给这么简单了。
——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拿出过半配额，才能喂饱区区几家功侯贵族！
举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五年前，也就是先孝景皇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关中粮价被贵族、商贾联合哄抬。
虽然刘荣一番操作之下，最终平抑了关中粮价，并为汉家找到了第二主粮：宿麦，以此极大缓解了粮食市场的供应紧张问题，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并没有按照刘荣所以想的那般，一帆风顺的朝刘荣预想的方向发展。
——底层百姓，是无比脆弱的；
与此同时，又是极为敏感的。
当某一件事，害的底层险些家破人亡，那整个社会底层，都会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避免这种事发生第二遍’之上。
彼时，对于关中百姓——尤其是才刚经历一波粮价波动，险些被害的妻离子散的底层农户而言，关乎身家性命，乃至家族传延的头等大事，便是避免被粮价波动再次威胁。
麦粉面食？
没~用；
太子平抑粮价、少府不限期官营粮米？
随便你；
反正俺老农只知道：商人们哄抬粮价的时候，但凡我手里有可以果腹的粮食，俺就不至于吃那动辄上百钱一石的天价米。
俺邻居老大哥，说不定就不至于被饿死，二舅家的娃娃们，也不至于十个饿死了九个——剩下一个还卖给了人牙子为奴，世世代代都没有出头之日。
于是，底层百姓以极为简单直接的逻辑为准，开始屯粮了。
——没说的！
——手里一定要有粮食！
——只要手里有粮食，粮价再怎么涨、降，就都害不了俺老农！
——反正这些粮食，俺老农就留著自己吃，粮价再高我也不卖，粮价再低我也不买！
——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佁然不动！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讲，在一场覆盖范围极大、影响极其恶劣的市场波动之后，底层民众本能的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本身无可厚非。
就好比穷怕了的人，再有钱也不敢放开手脚去花一样——挨过饿的人，生活再怎么好，也总会下意识的藏几袋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或许藏起来的这几袋粮食，永远都用不到；
但这些粮食的存在，本身就能带给他们心安。
而问题的关键，也就出现在这里了。
百姓恐慌性屯粮，摆出一副‘从此不参与粮食买卖’的架势，却吓得长安朝堂一阵胆战心惊！
——底层农户，大多是没有仓储能力的！
说是屯粮，不过是把粮食一袋袋堆在柴房之类的地方！
若非如此，底层农户在过去，也没必要在秋收之后，都低价将手里的粮食卖给粮商，来年再高价买回来吃了。
这一买一卖，与其说是买卖，倒不如说是以差价作为仓储费之类。
而这样的状况，一家两家这么做，朝堂自也懒得管——等来年粮食发霉变质了，天道自会教你做人；
可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农户开始这么做，朝堂却是不急都不行了。
全天下的粮食就那么多；
你一家屯粮不当，天下的粮食就要少三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