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苦一苦百姓，骂名诸司来担的事情，在大宋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见到赵煦的神色犹豫，向太后连忙再道：“官家，请想想盱江先生的文章经义吧！”
盱江先生李觏，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支持国家应该掌握国有经济命脉的大儒。
同时，他还是一位主张士大夫要大谈特谈利益的大儒。
赵煦从去年八月开始，就已经在学李觏的文章。
邓润甫从《庆历民言》开始教授，如今已经讲到了《国用》篇。
顺便说一句，因为邓润甫在经筵上，旗帜鲜明的给乃师李觏摇旗呐喊，鼓吹宣扬。
他现在已经被新党孤立了起来。
这很正常——邓润甫这样做，在其他新党大臣眼中，是完完全全的背叛，是对新学立场不坚定，对新学不老实，是新党中潜藏的小人。
没有宣布将之开除出新党籍贯，仅仅是因为王安石还没有发话。
若王安石发话，那立刻就会是——二三子可击鼓而攻之了。
但大家都已经不带邓润甫玩了，邓润甫现在上朝来来去去都是一个人。
而旧党？
旧党对此冷眼旁观，很多人都觉得最好，邓润甫和李清臣、安焘这些新党执政一起同归于尽。
那就真的是棒极了！
要是能把在外面的章惇、曾布还有韩缜、邓绾也一起送走，就再好不过。
而根据赵煦的观察，邓润甫对此是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听到向太后提起盱江先生李觏，作为早已经矢志要成为李觏思想最好的继承人和李觏唯一指定传人。
赵煦顿时就来了兴趣。
“母后的意思，儿明白！”赵煦道：“我也正想和母后、太母说一说我的想法……”
第630章 大宋的城市化太快了
“邓学士在经筵上，曾说过盱江先生的名言：与众同利，则利良民；不与众同利，则利歹人。”
“言此乃利国利民，中兴国家之道！”
赵煦当然早就想好，应该如何处置当前的事情。
准确的说，应该是怎样忽悠天下人心甘情愿的掏钱来接盘。
理论基础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司马相公在时，曾进言：当今天下之患，在于官府所得太多，而百姓所得太少！”
“其临终更曾再三泣谏于此！”
别问！
问就是李觏的思想，司马光的意见。
要不是王安石还活着，赵煦高低也得把这位荆国公抬出来。
说起王安石，再过一个多月，这位荆国公就要迎来其六十五岁生日了。
按照惯例两宫会遣使去送礼物祝贺。
所以，如今宫中已经在准备给其的礼物了。
而赵煦也给他准备了一件礼物。
希望王安石不要不识好歹，最好乖乖的收下来。
赵煦观察了一下两宫的神色后，继续道：“我年少，从前其实不知这其中的真意！”
“直到此番，在绫锦院中所见上下官吏沆瀣一气，勾连强迫良民，刻薄上下，方才知晓何谓：不与众同利，则利歹人！”
“也方才明白，司马相公所言，官府所得太多之意！”
“太母、母后，也应该看过刑部、大理寺还有户部奏报的绫锦院案情情弊了吧？”
两宫点点头。
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御史台、太学群情激愤，朝野内外的文官集团，无论新党还是旧党，不分意识形态，都对此猛烈鞭笞。
于是，刑部、大理寺、户部都用上了全部的精力。
新上任的大理寺少卿杜纯，还去了蔡京那里学习取经了。
在大理寺里，也搞出来了一个‘圣人经义学习班’。
就在这深秋寒冷季节，专门选早上风大、天气冷的时候，把绫锦院里的那些人，统统赶到大理寺衙门专门给他们选的汴河旁。
让他们只穿单衣，吹着寒风，背诵礼记，默写文章。
杜纯这么一搞，绫锦院那帮娇生惯养的衙内，哪里撑得住？
加上，赵煦也只要他们交代问题，退赃退赔。
于是，一个個如竹筒倒豆子，把问题交代的清清楚楚。
不过两天时间，绫锦院内部的那点事情就被查了个底朝天。
“绫锦院的杀才们，确实是过分了。”向太后道：“内侍省的人都说，此辈小人辜负皇恩，罪在不赦。”
这就是内侍省在切割了。
赵煦点点头：“此等小人，确是辜负皇考与朕的期盼了。”
绫锦院的那些家伙做的事情，一点也不复杂。
无非不过是用着些以次充好、强取豪夺的寻常手段。
织工们是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反抗，只能任由他们榨取。
而他们就这样，一年可以从织工们身上榨取价值数万贯的丝帛。
老实说，历代赵官家们知不知道这些事情？
应该是知道的。
只是不知具体详情而已。
至少，在赵煦的上上辈子他就耳闻过诸司内部的一些情弊。
而对此，当时的赵煦是一笑而过。
皇帝不差饿兵！
下面的人辛辛苦苦给朕当差，捞点、贪点正常。
水至清则无鱼嘛！
而且，说老实说，放纵诸司克剥手工业、打压商贾，是符合皇帝统治需要的。
因为，要是小作坊主、手工业和小商贾们的日子过好了。
就会引发虹吸效应。
让大量农村的无地贫民进入城市讨生活。
这些人的涌入，必然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增加统治成本。
偏偏大宋的城市化，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
早在元丰三年，大宋天下州郡的城郭户，就已经突破了两百万户（李清臣，元丰三年上书提及了这个数据），而熙宁十年时，户部统计天下户口是一千六百八十万户。
就这还不包括禁军、厢军及其家属，以及散在各地矿冶的矿工、海边的渔民、行船的商户、运河的船工。
你要是一个封建皇帝，看到这些数据，也会两股战战的。
自然会下意识的限制、打压。
诸司的克剥，权贵们的盘剥，官府的限制。
都是赵官家们乐于看到的。
甚至可以说是鼓励的。
而偏偏，赵官家们又已经离不开城郭户们创造的经济效益。
元丰七年，户部统计天下城郭户给国家贡献的收入。
仅仅是诸司这一块在场务上的收入，就已达到了五百零五万贯，另外还有布帛九十九万余匹（续资治通鉴长篇元丰七年十二记载）（元丰八年，罢市易务、罢堤岸司，这方面收入锐减，只有三百多万贯）。
而在商税方面，这个数字是八百多万贯。
此外，城郭户们还要交免行钱，这又是几百万贯。
大宋的城郭户用占天下人口八分之一的数量，贡献了超过三成的赋税。
而其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接近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后人看北宋，才会怎么看怎么别扭。
一边是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化突飞猛进。
一边是宫有制垄断官营经济大行其道，赵官家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插一手。
三冗之一的冗员问题的源头之一，就在这里。
于是北宋活像个精神分裂患者，大脑、小脑各自打架，屁股和脑袋各坐一边。
但，只要代入到封建帝王的专制毒菜思维下，这一切就都显得合情合理了。
加上儒家现在其实也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千年的农本思想指导下，所有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都很茫然。
新党的王安石，旧党的司马光、吕公著，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但他们都浮于表面，未能看到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时，他们也都忙于党争，无暇处理和研究这个问题。
也幸好他们忙于党争，没有真正将目光投射过来。
不然，他们就会发现，有个可以吞噬一切的东西，就潜藏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化中，就潜藏在天下越来越多的城郭户里。
而赵煦在现代留学十年，看过中外历史。
自然知道，这个事情既可以让大宋中兴，国家富强。
同时一个不好，也可以让他或者他的子孙摸不着头脑。
但……偏偏，只有这唯一的一条活路！
其他路都是死路、绝路！
于是，再怎么不愿，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