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臣并非质疑新政本身，而是担忧‘仓促’之害。
朝中诸臣的性情、品德、能力，陛下知晓多少？
哪些人真心支持新政，哪些人阳奉阴违，哪些人又因派系之争蓄意阻挠？
两京一十三省的地方官，有多少能切实推行新政，又有多少地方因风土、民情不同，需调整新政细则？”
他目光灼灼地看向朱由校，语气愈发恳切：
“不摸清这些底细，不建立起可靠的执行体系，便贸然推进深入改革，很可能适得其反。
譬如清丈田亩，若地方官借机盘剥百姓，反而会让百姓怨声载道。
又如整顿吏治，若牵连过广，导致地方政务停滞，反而是‘好心办坏事’。”
这番话已足够尖锐，可叶向高并未停口。
“陛下是九五之尊，坐拥无上皇权，自然能在朝堂上压制群臣，甚至打破祖制旧规。
可如今大明的规矩，皆是太祖爷定下的，目的便是为了让皇权有章可循，让国家治理有法可依。
陛下若频繁打破祖制，固然能一时推进新政，却容易引发‘上行下效’的隐患。
今日陛下可破祖制，明日臣子便敢破律法，长此以往，朝堂秩序紊乱，人心浮动，恐为大明埋下更大的祸患。”
说到最后，叶向高躬身行礼，心里做好了被朱由校边缘化，甚至扫地出门的准备。
“故而，臣斗胆请陛下三思！新政可推行，但需徐徐图之，先摸清实情，再建体系，待根基稳固，再逐步深入。
如此，方能让新政行稳致远，既无动荡之虞，又能收长远之效。”
东暖阁内瞬间陷入寂静。
朱由校没有立刻反驳，只是垂着眼帘，眼神闪烁不定。
有一点朱由校不得不承认，叶向高所言，还是有些道理的。
大明的祖制虽有僵化之处，却也是维系皇权与官僚体系平衡的基石。
今日他能以“皇权”压下反对声音，可若有朝一日，臣子们也学着他“跳出规则”，用派系之争、地方割据来对抗皇权，那大明的天下，恐怕真的会陷入混乱。
可“徐徐图之”，朱由校却不太认可。
一旦放缓节奏，那些反对新政的旧臣，便会借机拖延、阻挠，甚至暗中破坏。
地方上的豪强劣绅，也会趁机巩固势力，让清丈田亩、整顿税政的努力付诸东流。
新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谓“徐徐图之”，到最后很可能变成“不了了之”。
矫枉必须过正！
改革从来不是温和的调整，而是对旧秩序的打破与重塑。
若一味追求“平稳”，畏惧“动荡”，恐怕永远也无法触及大明积弊的核心。
辽东战事需要钱粮、山西、陕西的民乱，随着天灾加重，已经有了爆发的征兆。
四川土流矛盾，日益加重，或许一颗小火星，便能引发一次动乱。
至于大明各地，吏治腐败，土地兼并，百姓困苦.
他没有时间“徐徐图之”，大明也没有时间等待。
片刻之后，朱由校的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起来了。
“叶公的顾虑，朕明白。你所言的‘摸清实情’‘建立体系’，朕亦认同，这确是新政行稳致远的根基。”
“但‘徐徐图之’，朕不能应。大明积弊已深，辽东虽胜却未平定，百姓虽有番薯果腹却仍受赋税之苦，若此时放缓脚步，恐前功尽弃。
朕以为，新政的‘方向’不能变，‘节奏’可调整。
朕会花时间摸清地方实情，制定分地区、分阶段的执行细则，避免‘一刀切’的弊端。
另外，朕也会尽量约束自己，非必要不破祖制，只在旧规阻碍新政时，才酌情调整。”
语罢，朱由校看向叶向高，说道：“叶公，你是三朝老臣，熟悉朝堂与地方的脉络，新政之事，朕必要你辅弼。”
叶向高闻言，心中一震。
他没想到，皇帝听了他的话之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还将他那些非常刺耳的话都听进去了。
陛下居然还是虚心纳谏之君！
君择臣，臣亦择君！
朱由校的表现，很明显得到了叶向高的认可。
这位长须老臣当即说道：“陛下虚怀若谷，新政之事，老臣会尽力辅弼陛下！”
朱由校点了点头。
再与两人交谈了半个时辰，眼见快到用午膳的时间了，叶向高、何宗彦这才告辞。
朱由校看着这两人离去的背影，脸上无喜无悲。
就今日与这两人交谈来看，这两人还是可用的。
但有些事情，要做出来才知道，而不是说出来的。
叶向高与何宗彦，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试探完叶向高、何宗彦对新政的态度，朱由校便收回思绪，重新将目光落在御案上的奏折堆里。
辽东大捷的捷报虽已传开，可后续的封赏、粮草调配、边军整编等事务，仍需逐一敲定，容不得半分懈怠。
他刚拿起一本关于蓟镇整军的奏折，殿外便传来魏朝的轻声通报：
“陛下，东阁大学士孙如游、礼部尚书孙慎行求见。”
“让他们进来。”
朱由校放下奏折，抬手揉了揉眉心，语气恢复了帝王的沉稳。
很快，孙如游与孙慎行便一前一后走入东暖阁。
两人身着官袍，神色郑重，刚踏入殿内便俯身行礼，动作整齐划一：
“臣东阁大学士孙如游（礼部尚书孙慎行），叩见陛下，陛下圣安！”
“免礼。”
朱由校摆了摆手，目光落在两人手中捧着的明黄色册书上。
“朕猜，你们是为辽东将士的封赏而来？”
孙如游连忙起身，双手捧着册书上前，语气恭敬：
“陛下圣明！臣与孙尚书已根据辽东军报的战功记载，参照本朝封赏旧例，拟定了初步的赏册，特呈请陛下御览，若有不妥之处，再行修改。”
魏朝快步上前，接过册书，仔细拂去封皮上的微尘，才将其呈到御案之上。
朱由校伸手拿起册书，缓缓翻开。
册书的首页，赫然写着“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名字，墨迹浓黑，字体工整，显然是将其列为首功之臣。
他目光缓缓下移，逐行细看册书上的封赏条目，眼中渐渐露出满意之色：
爵位方面，册书拟定晋封熊廷弼为“东宁伯”，属超品勋爵，世袭罔替。
另赐丹书铁券，可免死三次，且除谋逆大罪外，永不夺爵。
更比照景泰年间抗蒙名将“威宁伯王越”的旧例，允许熊廷弼在辽东驻地修建“封伯坊”，以石刻记载其战功，彰显朝廷对军功的尊崇。
官职方面，加授熊廷弼“太子太师”衔，同时保留其辽东经略之职，额外加授“总督辽东军务、兼理粮饷”衔。
这意味着熊廷弼将全面统筹辽东的军政财权，无需再受巡抚、总兵的掣肘，可更顺畅地推进边军整顿与防务部署。
赐“尚方剑”一柄，赋予其便宜处置副总兵以下将官的权力，战时可节制辽东巡抚与各路总兵，彻底解决以往“将不知兵、兵不听调”的弊端。
物质赏赐也十分丰厚：赏银五千两、彩缎一百匹，另赐蟒衣一袭，同时在京师大兴坊赐宅一所，让其家人可安居京城。
后续优待亦是考虑周全：允许熊廷弼推荐三名亲属入国子监就读，获“监生”身份，未来可免试参与选官，为其家族预留仕途通道。
待战后熊廷弼卸任，可享受“致仕加全俸”待遇，即退休后仍能领取正一品全额俸禄，安享晚年。
除了熊廷弼的首功封赏，其余将士与官员的奖励亦分量厚重。
斩杀了努尔哈赤的朱万良，由原“总兵官”晋“忠勇伯”（超品勋爵，世袭 3代，后袭者降为“忠勇子”），赐“金盔银甲”。
升“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仍兼“援辽总兵”，加“提督辽东东路军务”衔。
陈策晋封其为“定虏伯”，擢升“右军都督府右都督”，官阶正一品，同时兼任“提督辽东西路军务”，掌西路边防调度之权。
另赏银两千两、彩缎四十匹。
紧接着是三位朱由校亲自拔擢的将领的晋升：
满桂由参将升蓟镇副总兵，马世龙由参将升宣府副总兵，何纲由参将升太原镇副总兵，三人皆加授“都督佥事”衔。
兵部尚书兼辽东巡抚孙承宗加授“太子太保”从一品荣衔，彰显其在后方统筹兵源粮草的功绩。
更特赐“入阁议事”权。
虽非内阁成员，却可参与内阁军事决策，等同于享阁臣待遇。
威虏伯刘兴祚加授“提督辽东蒙古事务”衔，专管与科尔沁、内喀尔喀等蒙古部落的联络、册封与互市。
允许其在开原设立“蒙古事务署”，可自主任免从五品以下属官。
这等于赋予刘兴祚处理蒙古事务的专权，凭借其熟悉蒙古部落习性的优势，巩固大明与蒙古的联盟。
另外，赏册并未遗漏普通士卒与后勤人员，而是制定了普惠性的奖励政策：
凡参与红河谷、抚顺、赫图阿拉三大战役的士兵，每人赏银五两、布两匹。
阵亡将士追赠“世袭军户”，子孙可免试补入军职，家属赏银二十两、免徭役三年，让牺牲者家属无后顾之忧。
伤残士兵则授“卫所闲职”，如仓库管理员、驿站驿丞等，终身领取半俸，确保其晚年生活有保障。
后勤系统的官员与役夫也被纳入奖赏范围：
负责辽东粮饷、军械转运的官员，如山东布政使司分管粮道者，各升一级，从四品者升正四品，正五品者升从四品，另赏银五百至一千两不等。
参与漕运、驿站转运的役夫，每人赏银一两。
这一两银子虽不多，却让底层役夫感受到朝廷的体恤，也激励他们日后更尽心地保障军需运输。
对于科尔沁部，大明亦是有赏赐。
册封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斯为“顺礼王”，准予世袭，比照“俺答汗”的旧例，给予部落首领亲王级礼遇。
赏赐蟒缎二十匹、茶叶一千斤、铁器五百斤。
更开放辽东“开原互市”，设专属互市场所，允许科尔沁部免税交易，同时准许其每年入贡。
这一系列举措，既回报了科尔沁部出兵助战的功绩，也以经济利益与政治礼遇绑定双方关系，让科尔沁部成为大明插手草原事务的马前卒。
有司礼监通气，这份辽东封赏册书，大体已经让朱由校满意了。
相信，这个封赏若是下发下去，辽东将士们的士气，又将大大上升。
想到那样的场面，朱由校不自觉笑了起来。
可笑容未持续多久，他便微微蹙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