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都过去了。秀外慧中的金小姐后来继续一帆风顺，拿了法国博士，当了中大的翻译系教授了。
一九七一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介绍给来港不久，与《华侨日报》主人有深厚旧交的徐复观先生，替他当该报新开“中国文学”双周刊的执行编辑。因为看到劳思光先生前年“已酉”冬天在美国写的《殷海光挽词序》，骈四俪六，声情并茂，就请他给我登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四期：
夫西河选守，祈奚解不避仇；惠子损年，庄生欢无与语。盖明一间之公私，是别怨恩于月旦；笑多方之诡曲，未妨品赏乎英才。矧乃值正学之消沉，谁能免蔽？论偏安之萧索，国竟无人！邻笛三更，顿启安仁之赋；生刍一束，虽抒徐子之怀。兰叶纷锄，蝇声四逼。讵得无招魂之曲，以付诸对酒歌哉？
吾于殷君福生，识面与艰难之际，早疑儿语之费辞；构争于微末之言，深讶灌夫之骂座。无披肝相见之欢，非抵掌论交之列也。然而歧途挥泪，识杨朱之苦心；劲草当霜，喜弥衡之孤节。方举国若狂之日，见斯人独往之风，固已不执一着，共期千古矣……
情文兼至，切合身份、交情，相信当时骈文的大雅方家成楚望先生见之，亦必称赏。可惜徐复观先生一看，似乎不大高兴，说：“他不诚实！”前辈间的恩怨，我们真无法了解。几年前台湾某学术名宿和我提起：五十年代时他和劳先生也极熟，后来因为某些类似白居易骂吴起的事情而对他重新估价云云。一面之辞，当然难以尽信；何况人又有哪个没有光度不足的一面呢？即使抗拒基督福音的人，只要肯稍稍虚心，读《罗马书》到第七章，也很少不为之感动吧。至于徐先生和与他互相敬重的苏文擢先生，都是我欲师之而未得，但极之敬慕的前辈，因为另外已经写过一些文章纪念，在这里就不赘了。
自己读书，教学几十年，碰到的老师也有几十位，对他们或者印象模糊，或者终生感念。他们之中，或誉满学林，或少人知晓，都是半世纪来香港文化界一个缩影。总之，中国向重人伦而尊师道，师生不是五伦之人，而兼五伦之义。“老师”在中文的涵义，似乎非英文所谓Teacher可比。最起码的，是搜罗教材，排比资料；好一点的，是深入浅出，挈领提纲。能进一步镕铸群言，断以己意的，已是难得的良师，至于金针度人，兼传道、授业、解惑众长而点燃了学者真理之火，经师人师那就可遇而不可求了。
不过，高到无心尚之的师尊，只有一位，而且求则得之，经过有香港的几十年酝酿，庆幸到了澳洲，我就卒之找到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日初稿于雪梨
陈 任
我的早年广播生涯
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动，“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因为在他主播的《大丈夫日记》广播剧内频频发出反共言论，又反对当年发动暴乱的（香港）左派的所作所为，终召杀身之祸；谋杀事件发生后没多久，陈任也就加入了“商台”，算起来比俞琤还早了半年。
进入“商台”说起来也有一段古。毕业后陈任任职《德臣西报》（China Mail），后改称《中国邮报》，原来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晚报，七十年代中期被“电视企业”收购后停刊。又编又写，又做人物专访，一次到“商台”替当时的中文台节目主任邝天培作访问，他觉得陈任声线不错，且口齿伶俐，遂力邀陈任试音，想不到这一试也就开始了陈任的电台广播生涯。
试音及格，邝天培希望陈任替“商业二台”主持周一至周五，早上七时至九时的节目，当时由于仍需在《德臣西报》上班的关系，陈任被迫婉拒，实在有点无奈。事隔半年，邝天培再来电，邀陈任加入刚刚启播《年青人时间》，主持其中几个节目。《年青人时间》播放时间自下午四时至六时，陈任在报馆是三点钟下班，工作时间并无冲突，于是就一口答应下来。
其时的“商台”还在又一村租用一所由私人住宅改建而成的“临时”办公室与播音室（不过这一“临”，也“临”了十多年），颇类一家家庭式手工业的机构。《年青人时间》的节目监制有三位，分别是李安逑、刘拱璧与何俭航，而“经常性”的节目主持只有一位自话剧组调配过来的陈凯诗。
陈任进“商台”任客卿主持，被编入刘拱璧的一组。刘拱璧是邝天培的爱将，可惜天生声线沙哑，只能做幕后。《年青人时间》其实由李安逑创思出来，她台前幕后一脚踢，也有一定的听众基础，形势上似乎略占上风。
虽然大家一起监制同一时段，彼此之间却是竞争激烈者。职是之故，陈任甫入刘拱璧阵营，便深受重用；加上陈任当年的四人乐队又出唱片，又上电视，又做演唱会，算是颇受欢迎，也就薄有名气，于是“商台”不少大型户外演出，由陈任担任司仪。
早年陈任与陈凯诗被“商台”高层认为是主持节目的最佳拍档：我们二人除分别各自主持自己的节目外，还被委派主持逢周六中午十二时至一时播放的《第一号直播室》节目，当时很受欢迎。
以客卿身份进入“商台”后约半年，其时“商业一台”的总监温江明（艺名“华龙”）来找陈任，邀请陈任辞退报馆工作，全职在“商台”工作；当时陈任好生奇怪，怎么不是“商业二台”的总监周聪来找自己，毕竟一向是在“商业二台”开咪啊，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而周先生已经作古多年矣。
言归正传。对于温江明的建议，陈任也着实想了几天，其实，跨传媒一定较单一传媒好玩，可惜时间上有时会难迁就；而且，全职在“商台”工作就表示自己与乐队不能上电视，对当年少不更事，又好出风头的陈任来说，也是一种损失也。
不过，自己又已深深爱上了广播工作，自我内心交战了几天，终于决定答应温先生的要求；然而有一个条件，就是可以继续（间中）上电视，温先生后来与大老板何佐芝商讨，何先生居然答应了陈任的要求。
够讽刺的是，全职加入“商台”以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乐队也因而减少了不少活动（陈任没时间练习也），更遑论上电视；结果数年后陈任以“独行歌手”姿态上电视宣传自己的个人大碟后，即遭警告，原来当时何先生已经密锣紧鼓，筹备他的“佳艺电视”矣，初步构思是，“商台”的良将都要留给“佳视”。
且说陈任在“商台”当全职，职位也是节目监制，居然与自己以前主持的节目的监制平起平坐，也难怪刘拱璧后来有点不开心，与陈任关系逐渐疏远，陈任完全可以理解，无奈形势注定如此，任何人都爱莫能助；如今想来，实在有点可惜。
此时《年青人时间》开始发生变化。李安逑离职，跳槽“香港电台”；何俭航介绍了一位新人进“商台”，正是当今“商台”红人俞琤；另一方面，刘拱璧也找来了一位男主持戎子江，欲捧他出来制衡陈任；陈凯诗经朋友介绍，亦带了一位男主持加入“商台”任客卿主持，此君正是当年任职岑昆南主编的《香港青年周报》的乐仕。
这五个人（包括陈任自己），正是《年青人时间》早期的台柱。陈任与陈凯诗是一对，俞琤与戎子江又是一对，其实都是不同监制激烈竞争下的安排。随着李安逑的离开，陈任接了她手中的几个节目，可是自己并无意卷进这场争执，因为当年对台前演出的兴趣远远大于幕后者也。
乐仕本来在“商台”任兼职主持，后来不知如何，与岑昆南闹翻，于是离开《香港青年时报》。离职那天，他致电陈任，为自己今后的生计无着落而彷徨，陈任一向乐于助人，于是向“商业二台”总监周聪建议，请乐仕在“商台”当全职主持，逢周一至周五，早上九时至十时替他开一个新节目《今日之歌》，周聪首肯，于是乐仕也就开始在“商台”任全职矣。他后来在广播圈声名鹊起，其实自《今日之歌》始，《今日之歌》替他建立了广大的听众基础啊。
陈任在“商台”的“全盛时期”，一个星期做定七天节目，还要监制一些不是自己主持的节目（譬如上述乐仕的《今日之歌》）。周一至周五，除了在下午四时至六时的《年青人时间》主持一些“斩件式”的节目外，还有下午三时半至四时的《每日一星》点唱节目；周末中午十二时则与陈凯诗一起主持《第一号直播室》，周日则主持早上七时至九时的《星期日公园》。
这些节目，如今新一辈大概没有几多个人会听过，即使同辈，相信记得这些节目的人也不会多。提起这些节目，倒让陈任想起从前主持《星期日公园》的一件糗事来。
那时候陈任青春少艾（少不更事？），周末晚上喜欢与诸友一起叙叙，晚饭“直落”泡泡酒吧，谈兴正浓，也就忘了翌晨要早起，所以主持《星期日公园》对当年的陈任来说，实在是一件苦差。
且说某周末陈任又再与诸友兴高采烈地喝至酩酊大醉，一觉醒来，吓？已经是七时十五分矣，弊家伙，立刻匆匆洗脸，驱车赶返电台，车中收音机传来的竟然是新马师曾的《客途秋恨》，当下心忖：没有主持，当然只好尽量播一些“长”歌矣……
及抵电台，电台头头周聪在直播室内手忙脚乱地打点一切。由于当时陈任已经“一脚踢”负责开咪、说话、放唱片、放广告、放宣传声带等等的工作，所以“商业二台”这个时段是没有控制员（Operator）者，陈任缺席，一切便“倒泻箩蟹”矣。
由于陈任缺席，当日“商业一台”的控制员便只得“声音两边立”，替“商一”主持开咪后，立刻赶往“商二”放碟，然后赶返“商一”放广告，又再到“商二”放广告……，诸如此类，其忙乱情况可想而知。
陈任自知犯了严重错误，忙不迭向周聪道歉，周聪铁青着脸，陈任心忖：呢次死梗，炒（鱿鱼）硬……，随于八时开始回复正常，继续主持剩下来的一个钟头节目。不知道是吉人天相，还是“商台”诸头头当年对陈任“宠爱有加”，数天后，陈任接老板何佐芝亲笔书一信，当时以为是“大信封”，拆开一看，只见书笺内书寥寥数语，曰：陈任，以后不得再犯。然后是何老板的签名。
提到这件糗事，又叫陈任忆想起当年争取做“一脚踢”DJ的经过。DJ陈任曾直译作“唱片骑师”，与节目主持不同，节目主持只负责谈话，或者介绍歌曲，其他一切由控制员（搅掂）；DJ则不同，如前所言，是什么都由自己一手包办，这种分别，许多业者至今仍不明白。
言归正传，且说当年“商台”英文台全部用DJ主持节目，中文台（“一台”与“二台”）不知是谁定下的规矩，主持人不可当DJ自己放唱片，必须由控制员负责。
陈任当时看在眼里，心忖：为什么“鬼佬”可以，吾辈则不能？于是不断据理力争，后来俞琤也加入“战圈”，与陈任“并肩作战”，不断争取；结果争取经年，始获“二台”头头首肯，时维一九七○年。
谈到与俞琤并肩作战，又有另一段古。话说《年青人时间》早期的三位监制，在六十年代末期先后离开，于是“商台”加聘了三位监制，分别是：梁少容、梁焕钊与梁玉冰；俞琤那时是“商业二台”的皇牌女DJ，她原来的节目监制何俭航一走，其他几位新人不敢接手，于是这个责任又落到陈任头上，除了乐仕《今日这歌》外，陈任又“挂名”做俞琤节目的监制，一做就是大半年。
说做俞琤节目的“挂名”监制，真是一点不假。因为整个节目制作，她都可以一手一脚全部做妥，兼且十分出色，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监制”她，只是碍于当年“商台”的制度，陈任才“挂名”者；不过这“挂名”也有好处，俞琤的节目差不多是信心的保证，一定做得好，广告爆棚，于是年尾加薪，陈任亦“与有荣焉”，论“功”（？）行赏，实在要多谢俞琤。
在“商台”的日子，陈任还与陈韵文在“一台”主持过一个名为《流行歌曲话当年》的怀旧（英文）金曲节目，由胡沙监制。陈韵文对经典金曲素有研究，经常捧着几本大书进播音室做节目，碰巧经典金曲也是陈任的“心头好”，二个拍档主持，敢信十分出色，韵文（在节目内）较稳重，陈任则轻松风趣，二个相得益彰，连监制亦不时称赞。
韵文当年脾气刚烈暴躁。一次录音，陈任迟到十五分钟，这当然是自己不对。于是抵现场，已经低头认错；不料韵文得势不饶人，继续破口大骂，历时十余分钟，陈任斯时亦年少气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节目录不成，以后也不再合作。
七二年九月，“港台”中文台长周乃杨因病提早退休，由张汉彪接手，他托陈任挚友、“港台英文台”DJ郭利民（UNCLE RAY是也）来游说陈任过“港台”，终于七三年初成事，结束了陈任的“商台”生涯。
唐 琼
巴金在香港发表《随想录》期间一批信件注释
前 言
巴金在上海写作《随想录》的八年（一九七八—一九八六）期间，给笔者（唐琼是潘际坰的笔名）的信，共有一百多封，最后一封是一九九四年一月。这位德高望重、誉满国际的老作家后来从中选出十七封，于上海文学刊物《收获》“作家书简”栏发表，见《收获》（巴金主编）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但“收信人（潘际坰）的话”似无必要转载。拙文以这十七封信为主，有时也参考其他来函。我想，先就一两封信其中一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内容，增加笔者所知背景资料，注释或说明，以示全貌。《纪念鲁迅先生》一文报纸发表时横遭删改，老作家盛怒之下，宣布“罢写”，这件事，不，这事件，也许可以列入香港文学史的。
其次，十七封信根据收到先后编号，再按《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卷书写作时期，分别排列，仅作一般注释。最后，将《随想录》手稿捐赠京沪三家图书馆以及《随想录》十种版本概况，略加介绍。
这八年，也是《随想录》一百五十篇文章从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提前辑集为五卷本单行本，最后更有合订本分别在香港和北京问世的过程。
我想先从《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摘录作家所谈创作经过亦即心路历程，可以解答为什为先在《大公报》发表问题，这也许是读者愿意知道的。
碰巧（日本）影片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搞、催稿。我看见《大公园》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
他又不无愤慨地说：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
……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蜚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
老人对平庸的晚辈这种爱护之情，使我汗颜不已。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谨记：他在写《随想录》之前。“文革”后期，上海王洪文等人还公然将巴金称为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哩。
我以为，巴金愿意将《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还有历史因素。三十年代初起，《文艺》副刊长期在《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出现，初期的《文艺》主编是杨振声（小说《玉君》作者）、沈从文、（沈推荐的）萧乾，直至四十年代初的杨刚，其中有他的好友。三六年《大公报》主办文艺奖，巴金是十位评委之一。曹禺的《日出》荣获戏剧奖，小说奖是芦焚的《谷》和何其芳的散文奖《画梦录》，三人合领奖金一千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除萧乾等人编的《文艺》外，还有巴金老搭档靳以编的《星期文艺》。
倘若说，《合订本新记》可以看作巴金对《随想录》的总结，那么，他当年和《随想录》第一篇《谈望乡》同时寄给我并嘱咐暂不发表留待单行本刊用的《总序》，则可看作作家动笔时的展望和期待。文章不长，转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