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特一制的主任柳存仁博士刚移度澳洲国立大学，两年后还升了教授，当年大概四十多岁的庞德新先生，由皇仁中文科主任而筲箕渤海湾官中校长而继任柳公之职，与由培正中学而转教罗师的罗师——罗忼烈老师，相处甚好。入学试中文卷是罗先生出的。他一向主张最好考作文。八条题目，要求用八种文体，白话文言，散体骈语、诗词对联，似乎什么都考上了。罗老师是对的：这一关通不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
“中文作文，题目怎样出？”
众多中文系毕业生，似乎无人能答。
是照应学生心智吗？是联系社会现实吗？是考虑文体性质吗？……
大家搔首踟蹰，没有人想轻率开口。
“小学国语教学法”的讲师、胖胖的梁太太耐心地等了一会，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闪着怜悯的目光——唉，智慧就是逊港大一筹——叹一口气，惋惜地，慢慢地说：“就是把题目写在黑板。”
那时同学们来自三院和浸会、珠海，大家都有点英雄落难——或者是狗熊被困——或者是京官下放的心态。不过那时风气淳朴，我们对罗、庞二公以外的各位导师——包括上述的梁太太，都是同样尊重的。荣德渊先生讲“教学法”，黑板处理一流，几笔就一个个线条人像，帮助讲解。教“陶工”的李援华先生是话剧专家，看来有点莎翁式的洞达世情，备尝世味。讲“教具运用”的杨延庸先生，三十五年后在澳洲雪梨华埠一家大陆中文书店里蓦地重逢——就是写这篇文章的几天之前，还是同样地谦谦谨谨。
不会对太多人谦虚、也大概不会对任何人无礼的，是词曲专家罗忼烈先生。忝列门墙三十五年，要看他“慷慨激烈”从没机缘，常常感到的是温雅雍容，翩翩风度。与他同出詹安泰先生之门而自号霸儒的陈湛铨先生，横斥一世、儿抚群众，真是大异其趣，他跟钱宾四先生却又旧交甚笃。听说钱先生想他移席中大，会见时横遭某人刁难；有次罗先生自己偶然提起，也只是淡淡道来，全不动气。后来他过了港大，我正退出中大哲学研究所，想到港大念硕士，一通电话，罗老师就答应了。《清代名家骈文》的研究写成、出版，他还写了篇华彩纷披的四六序文，功力深厚，我辈是无法望其项背了。到我任职港大，同时念博士，以“魏源研究”为题，仍是请他担任“监督导师”（Supervisor）。两年后论文完成，有些指鹿为马的人乱作不负责任的批评，“近代学术”虽不在罗老师的研究兴趣范围，他还是费神替我打点，让我奋力自保呢！
罗老师以公务员退休而任教港大，港大再退休又担当澳门大学中文系顾问。近年移民加国，枫叶荻花，大半年是寒风萧瑟，恐怕温和的罗老师是相当不惯了。
罗老师与我无缘做他弟子的柳存仁教授相当交厚。老一辈的人是相当长情的。柳先生精勤积学，四海驰名，目力奇佳，可写极细之字，而待人甚为温厚，多年来对我这末学后生，屡屡奖掖，就可惜朽木难雕，辜负了长者的殷殷厚意。两次论文，也都无缘请他作校外指导，否则一定更蒙教益了。
硕士论文的校外审查是蒋彝先生。别号“哑行者”的他，喜画熊猫、写英文游记，又是罗先生的老友。有次蒋先生又从故乡江西、蒙受当局招待而回，来港大探望罗先生。晚辈叨陪座末，面瞻前辈的风采。嘻嘻哈哈之际，不知谁提起“中古民主前途”之类不大符合现场气氛的问题，蒋先生平平静静地说：“中国老百姓，要什么民主呢！”我到现在还不懂得怎样接口。
话说远了，还是拉回更早一些、那罗师的日子。
和罗老师当年算是“同行”而相处如友国的，是特一制主任庞德新先生，年富力强，有冲劲、有创意，出身港大中文系。据传战后有位洋讲师被学生反诘得哑口无言、羞愤自杀，庞先生当时可能有第一手的经历。他好像也念过罗师。书香世代。听说早年在皇仁任教，有次胃病入院，认识了那位照顾他的美丽护士，就是后来的师母，庞先生是爽朗明快的人，我就被他分派到他旧情犹在的筲箕湾官中和皇仁实习。有次，他慌慌忙忙地召见我：
“为什么这堂实习大失水准？”
“？”
“就是这一堂。”
“？——咦，阮先生好像没有来过呀。”
“不，他看过你。这就是他的报告。”
“？”
“咦，对了，为什么他用she字？……”
那一课是原来的女教师上的。我替代实习的是她另外一课。
不要紧，忘记了什么时候听来的英文格言：To Err Is Humam, To Forgive Divine。
庞先生有次也在家里举行感恩崇拜，在好几年之后，那时他是会考历史科主考。好像试题和他用笔名写的参考书被人指摘说有疑似的关系，闹了一些风潮。后来庞先生就从政府退休，转到联合书院当讲师了。
刚才提到那位阮雁鸣先生，实在也有不少优点。高高大大望之俨然。挟着一本小册子，一进课室便从容开讲，口若悬河，十分动听。不大要看小册子；而一年终结，我们记下的东西也只是一本小册子，所以大家都很满意。我和两三位“少数民族分子”——到大学毕业还不懂打乒乓球的少数族类——可以有更多时间，到休息室拿起最简陋的木板球拍，较量切磋，可惜以后就各散东西，不能华山论剑了。
罗师一年，虽非浪费，也近于无谓。不过总比几年在大陆关入牛棚的人幸运就是。到夏天，辛苦一年的最重要的阶段到了——四处谋职。当时庞主任高兴地告诉我：实习和论文成绩都很高，可以得奖。过一阵子，学院还出了张布告，我们好几位同学，都名在政府学校打算聘用之列，可以不必费神打应征信了。怎知七月初，晴天霹雳，原本那批人纷纷收到政府拒绝的信，庞先生也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也照例不能问。梁太太就悄悄对人就：可能是政治部通不过，其实，早就有人告诫：那几个月期间，少在国货公司门口经过。但是，也奇怪，有位中学毕业于培侨的，反而入选。有两姊妹，也一成一败。葫芦里，没有人知道卖什么药。
算了吧。认命地重新对着打字机，对着学校名单、信封、信纸。好几间天主教女校都石沉大海，唯有圣嘉勒竟然约见，原来打给她们的那一封信已经疲累得漏了性别。那位高贵美丽如圣母的、温和诚恳地对我表示欣赏，但请我另外介绍一位女同学给她们的修女，后来一别十多年，竟变成自己两名小女与其他同学一样、又厌又怕的肥校长。又写了两封信给旺角弼街的英华男校，也全无回音。后来才知道：老校长根本不看任何应征求职的信，要聘人，就直接打电话政府部门负责人找。他是正宗英国人，住过三年零八个月集中营，获有OBE，人人对他都五分敬重。
他找罗师院长，院长找主任，主任找我，因此就在英华书院教了十载。
六 有学位的大学
十载过了一载，中文大学就忽然成立，低我们两届的师弟师妹就忽然有了据说跟港大地位相同的学位。当局为表宽厚，还准许我们这些中大前的毕业生——《华侨日报》教育版主编称之为“酒渣”——申请回校，读一年至两年，然后再参加毕业试。一次过考九张卷，如有失手，乃属自误。
“不想自误，就回去。”
“不想自辱，就不要回去。”
不同的师友，不同的意见。回去，就丢了工作——如果雇主不谅解。许多同学，就进退两难。有些辞职，有些出国，有此继续屈就文凭教师。同样是把牙根咬实。
幸亏英华的年青校长谅解——而且鼓励，他把时间表调整一下：星期二、三、四让我直教五堂，腾出了下午，其余两天，都饮“七喜”——seven up上满七节。全周总共二十九节，已经比一般年青同事少一节了。那年，我还刚刚接手教中五会考班，要艰苦地改卷备课，以及替自己备九卷的课。
幸好那时只是二十五岁。
也不知是怎样应付过来了。第一年教中五会考班，几十篇文章，一一详细准备，提要钩元，设计题解，问答，帮助学生准备，因为这是他们前途所系。自己的前途所系，则也在另外的九个科目。中文系的六卷还好，专家文、词、文字学、声韵学、文心雕龙、专书（荀子），一一博览群书，编资料给自己看。重要的原文，都录了自己诵读的音，眼睛看倦了就播音，用耳朵温习。日间在九龙塘上课，星期二、三、四，匆匆吃了午饭，就大破悭囊飞的士——那时的士真不是普通收入的人常搭的——到旺角火车站，赶入马料水，冲上课堂。那时的火车还未电气化，中大校园也没有联系巴士。其余所有时间，都是教学相长、学学相长，温习、温习、再温习。如果教书工作上有什么特别任务，要拨出时间，那就惨了。
如果大学里的讲师不谅解，以为你有意旷课，甚至以为你看他不起，那就更惨了。碰上从台湾来香港的龙宇纯就是这个情况。龙先生和他夫人的宇宙，是清纯严谨的小学世界；注意力自然和搞天文学的刚好相反。偏偏系主任安排他教荀子，于是也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治这本“专书”。以前上钟先生这科，算是以“义理”为主的——虽则他也教“文字学”、对《说文》以前的东西提也不提的“文字学”。龙先生许多教材都来自《古史辨》，有次大概许多重读生都刚好没来，他又刚好单单独独讲《非十二子篇》的“五行”说。考试时奇兵突出，许多人就全军覆没。我算是当年以《荀子管窥》为毕业论文的，也在这一题上面，弃兵曳甲而走。有两位高我两班、那课刚好有来，于是笔记秘而不宣，姓氏都以“L”等音的学长眼见我们割须弃袍的狼狈状况，那幸灾乐祸、心凉都出了面的表情，就如几年后在英华打羽毛球断了脚筋，那位体育同事的神态一样，现在还不太模糊呢！
唉，人就是如此。或者易地而处，自己也一样。还是请上帝又一次饶恕我们吧。
副修方面，如果自己肯乖乖地选中国史，可能轻松一点，但是不想。再选经济史，经济制度吧，又教师、课程都大变了。一向对义理之学有兴趣，于是看看宗哲系开设的科目。于是认识了劳思光先生。
劳先生名荣玮，上年刚来，开“中国哲学史”上卷，今年开下卷，上卷可以自修，分两科考。他个子不高，极之清癯，常打蝴蝶领花，烟不离手。国语也不易懂，不过一开口，便令人敬佩他识见不凡，功力深不可测。许多一向自以为懂的问题，经他一说，才知道全不是那回事。钱钟书先生当年的隽语：中文系看不起历史系，历史系看不起哲学系；认识了劳先生，可能情况刚好相反。
劳先生的史识和考据工夫，可以与他的“伯兄”劳榦同当教授；他的时论可以当大报主笔；他的一手毛笔字，精雅工切的骈文，色丽音和、用典深密、兴寄绵邈的义山律体，当今许多中文系的所谓教授绝对写不出。至于哲学的研究，诸子百家、理学佛学之外，他还是康德知识论的专家哪！奇怪的是他又喜欢搞搞推背图、烧饼歌之类，连他女儿延韵小姐，年纪小小，就学了他子平术数那一手，据说还可以替人算命呢，比起许多连自己的本行都算不好，而又烟灰与口沫齐飞、眼界与胸襟同窄的，他是有理由冷冷傲傲的。
劳先生已刊的著作很多，《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册，已在台湾各著名大学用为教本，早年在台湾遭禁的言论集，后来也印成四大册流布。有家大书局并且出版了他的诗集——当然不是语体的新诗。早在初上他课后两三年，国内“文革”方炽，他有一首“已酉感怀”：
蓬岛燕城共夕阳，江山霸气日消亡；
偏安世漫诚夷甫，公论人知薄赞皇，
屈问费辞天久死，莽廷陈颂国同狂。
前宵一枕连明雨，怅绝昌黎成鬓霜！
原来那时他才四十岁。二十年后“蓬岛”依旧“偏安”，而“燕城”又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事。他又有诗多首。其中之一：
密檄深宵出，千军向凤城；
群呼惊国贼，赤手叹书生！
浩浩苍黎劫，悠悠末世名。
伤时无涕泪，坐听雨连明。
又是一个“雨连明”！思登哲学的峰极，而又痼瘝在怀，心肠常热。这样的五律恐怕是标榜魏晋的人所不喜的。又回说六十年代后期的事了。有次与劳先生同上马料水为车站，刚好碰到前面提过的，中文系的大老，伍叔傥先生。不知谁人稍变杜陵的名句：“诗是伍家事。”他就微微一笑，没有搭腔。劳先生那辈人的教养，对前辈是始终保持客气的。
有时随手写他的近作诗篇，或者在我所藏他的大著扉页题几个字，劳先生有时会兴到勉励两句，可惜自己始终是钝根，又没有机会放下工作好好追随劳先生补读一些基本的书籍，所以始终是外围的“早期弟子”之一。三十年来新春都有拜候，只是最近几年，他似乎多在台湾，我又僻处南陲，敬问起居就少了。最近看到好友温伟耀博士的抒情小品《真情的约会》，谈到“良师”，他慨叹至今未遇到肯悉心指导他的教者。劳先生就是他在中文大学写博士论文“北宋理学研究”的指导教授，但只听过三堂他亲讲的课。除了可数的几次学术性面谈，根本扯不上生命的交汇云云。如果劳先生知道他这位“关门弟子”的影响力和心事，或者也有点遗憾：与这位年青而成就卓伟的神哲学家谈得太少吧。
有位年纪比劳先生稍高，名气更响的大宗师说：“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中国人。”其实西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也不包括佛教。劳先生在这方面，不知是否会多一点谦卑与好感。最近闻悉他身体不好，返港休养，便打电话到旧址问疾。幸运地接通了。原来老师也看到前时我所写的见证小册子。他说：“你就说说自己的感想好了，不必谈论学术。”其实，即使一个不识字的人，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就已经可以是学术；要到劳先生那个层次才配谈学术，天下又能有几人呢？
当年任恩德博士（Dr. E. Runyan）就与助教金圣华同学一面谈新买的吸尘机，一面和我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时光倒流三十年，又是重读学位的日子。话说那时副修哲学，除了劳先生的两科“中国哲学史上、下”外，以前在崇基四年级时念过《理想国》（Republic），就与柏拉图再对话一番吧，怎知新任讲师由美而来，新课程要包括大部分柏拉图的《对话录》而不是《理想图》，外加《亚里士多德文选》一巨册。本来说希腊话的两师徒改用艰深英语向我围攻，助阵的有任博士和我的昔日同窗，当我们在罗师浑沌时便已留美一年取得硕士归来荣任助教的金小姐。她（应该说她们）用美式自由讨论法，预先要饱读原书，如此这般，我们师生三个之中，英文最差处境最劣、心情最闷的那个人，自然最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