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翻下去，竟以为是七律诗集了。“全体同学”又赠梁校务主任——相当于副校长：
谁似延陵季子贤，锦囊随处富诗篇；
回天蚕著匡时笔，避地今停策马鞭。
忍弃莼鲈微卓识，奇逢逆旅悟前缘。
几生修得龙门晋，争不狂抛引玉砖。
聪明的读者已经看出消息了。梁主任又有步原韵答诗：
空谷佳人绝代贤，临岐犹复赠诗篇。
君如秤局争先着，我自文坛愧执鞭。
北海交游悲老夫，仓山经传补因缘。
据鞍尚许师前哲，敢守阶前故步砖！
然后是“本校史略”：
“诗云：‘薄言采芭，于彼新田，于此亩’——此言新美天下之士，使成有用之才者也……”跟着又一首“赞颂全体老师”——没有说是谁“作”。当然是以“全体学生”的身份了：
云梦苍茫何处寻？潇霜（湘？）一片散清音；
风摇斑管如闻瑟，月满花阴好按琴。
法曲悠扬传古意，澄波荡漾见师心。
美人香草思俦侣，海鸟林猿共啸吟。
大概至此作者也累了，“惜别全体老师”就缩成五律：
缘何今日宴，竟是别离筵！
易醉非关酒，伤分欲问天。
白云徒此散，明月几时圆？
咫尺天涯隔，灵犀一点传。
够了！够了！想不到那时在我们十岁左右毛头小子眼中年“高”德劭的教师们，原来当年只是三四十岁之间，而竟“培训”出感情与技巧同等成熟的、在今日大学中文系刊物也不算常见的诗人与诗篇！
那时国内龙战玄黄，人才蓬转。万里南来者能有一口饭吃已经不易。曾经指挥十万貔貅的，此刻在狮子山下每天打十万石子；曾经执教官立大学的，现在到了私立小学职位也岌岌可危。在设备、师资一切都不能和后来的合规合格相比，是事实；经常有些“超值”老师，造福“众生”，也是事实。特别是那些早年念满了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古典中文的知识分子，跑到台湾当达官贵人的秘书、记室，就大写骈四俪六，流落小岛香江作其孺子之牛，就不禁技痒难熬，代“孩”立言，自鸣其坎坷与理想了。
我到六年级时，校务主任兼班主任已经换了卢梅庵先生。到三十多年后偶然重逢，才有机会拜读到旧老师的诗词，原来也是雅懿深厚。可惜当年一点也不知道，也一点都学不到；见得到的只是毕业证书上雄健的楷体。
到六年级，苏瀚生校长已经御驾亲征了我们三载古文。不记得每周是一堂两堂了。“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直到四十年后，其中一名当年的无知小童在“太学”里对着另一批“诸生”占毕呻吟，当年摇曳在怡和街四层旧楼的声音，仍然萦绕耳际。
或者要插叙一下。在二、四年级之间，不知为什么转过一次学。那时渣甸街与怡和街一齐接合轩尼诗道的利园山还未夷平，就在现在希慎商业巨厦的原址，小丘上矗立着岭英中学。什么都不记得了。只仿佛当年那位洪高煌校长“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继承他的广州母校岭南、培英，所以叫做“岭英”……
记得有一次——也不清楚是在培侨、是在振华，还是在岭英了。亦不知是一年级抑或二年级的身份，跑到三年级的课室门口一望，黑板上的字一个都不认识，那羡慕、敬仰的感觉，到写这篇文章时仍然存在。
转回振华，发生了一件墨水笔失窃风波。那时普遍很穷，对小学生来说，墨水笔真是一笔财产，如果是柏架（派克）二号、三号之类，就恍如后来娱乐圈的什么公子的平治跑车了。有一次，不知谁人失了一支墨水笔，举班骚然。班主任也忘了是姓董姓莫了，一查再查，不得要领，也不知怎的，最后嫌疑犯竟然是在下区区，指证最力的好像是一位后来才知道和学校主人名字差不多的同学。到现在还可以向相信了的造物主发誓：全不知情，那支笔，没有看过，也没有接触过。伤心极了的母亲连夜又打又骂、又问又审，都不能相信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是“贼仔”——一个从那班主任口中吼出的称呼！“如果是你，就早早承认，请求恕罪；如果真的不是你，打死也不要冤枉自己！”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浅白版本，就在那时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到。
当然，真相如何，我始终不知道。幸亏自己不如八、九十年代的同年那么娇弱，否则，就从学校或者家中的露台，也可以跳下去了。
五年级某一个上午的作文堂，不知怎的，神清气爽，记起《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初访孔明草庐未遇、回观隆中景物那几句：“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也不知怎样自己变化了一下，又活用了不知从哪里看来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等句——那时肯定没读过《赤壁赋》——几天后卷派回来，竟然开了超过七十分的纪录！那时的标准，六十分及格，一般“振幅”只是六、七分之内；如果“八十”，一定是批卷的中文“六”字上半脱了色，上得七十，已经又贴堂、又传观、又口头夸奖了。很遗憾忘记了当时的“国语”——那时不叫“中文”，到中学就叫“国文”——老师是谁。总之，由于那次的鼓励，以后作文也似乎好起来，考试名次，也由四十人中的二十几、十几升到比较大的个位数字了。
不过只有第一、二名才有资格被选派参加新办的小学会考。（至于“升中试”的继行而后废，则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据说是黄、冯二君被派，似乎合理得没有人有什么特别感觉。至于“小时了了”的先进者，若干年后，“当年之勇”印象犹新，而后来的别人“大竟然佳”，似乎不复吴下阿蒙，就不免酸味溜溜，甚至避不见面了。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应邀担任该校中文学会主办全港中学生书法比赛评判之故，年年都到湾仔某天主教名校一次。偶然也能见到该会的顾问老师，也就是当年参加小学会考的其中一位。后来据说获得了首席官中五年奖金，直升最高学府呢！不过一别数十年，他已是满头白发、满面病容、满口生意人般的客气话了。两年多前我刚刚移民澳洲，生活有些不顺，辗转传回香港消息自然有点变样，再传回来，就据说有人笑道：“活该！活该！吃得咸鱼，就要耐得口渴！”相濡以沫难，白头如新易，这大抵也是人情之常了。也正因如此，我们都需要上帝。
报纸上没有“息劳”、“宠召”等字眼，大概积闰享寿八十八岁的苏校长终之没有信主吧。上述那位旧同学曾说替我联络，始终没有下文，再看到一别四十多年的老校长消息，已经是九三年七月底的讣闻了。贸贸然自己去了殡仪馆，见到了另一位当年同班同学，后来更因此与也是一别四十一年的好几名旧友，彼此都两鬓如霜，有些当年因战乱而迟了几年入学的，甚至已经年近耳顺了！岁月易得，实在可叹，可幸声音、笑貌、小动作、口头禅，还是四十多年前那个样子。我又冒昧地根据所得美国地址寄来慰唁校长家人，虽然石沉大海，也就聊表当年教导古文的感念之意了。
二 初中
好像在振华念了试办半年的初中一，就又糊糊涂涂地转到湾仔海旁的德明中学分校去。那时有所谓“十二职校”，都是中文中学，双十节都张灯结彩。德明算是很上轨道的。每学期的学生手册，包括了成绩表、每日功课纪录；开首几页，是肃立而唱的几首歌曲，庄重刊出的几幅图像，包括了创校人、“休休有容”的“防城陈公”。
伯南将军是否休休有容，我不知道，只听许多人说：他治粤期间，老百姓能过不错的日子。他的家族名字几代以五行偏旁部首为序，孙辈中间那字是“火”旁的“耀”，与我的稍有不同。有次到会计处交学费，那位先生还诧异地问“你要交费吗？”
不论交不交费，我们遇到的几位老师都很好。教初中一动植物学的邓先生，让生物分类的“门、纲、目、科、属、种”，教我们两句歌诀，记忆世界上最多的动物——昆虫——依“翅”而分的类目：“鳞直膜鞘等双蜻，半同虱微英”。最后那字肯定错了，但又想不起；手边的书也查不到。算了吧，当年学的大部分都交回老师了，况且，三十多年来的分类方法可能又已经变了几次。只有对邓老师循循善诱的感激，没有改变。
国文——那时叫亲切庄严的“国文”，不叫中性的、世界味道的“中文”——老师王士倬先生，瘦瘦怯怯的、谦谦和和。也是难开了几十年，到八十年代中应邀到旺角诸圣中学演讲时，才再见面。王老师后来赴美，还寄来对联、谜语的研究心得，要我题字、作序呢！愧不敢当而又义不能却、情不可忘；那时才又醒觉：以他来教当年我们这班浑沌小孩，实在是大材小用了！
中文很好的人往往并不主修中文；人人敬服的初三班主任李荣基先生就教物理。演算清晰，讲解明白，批改周记的毛笔书法和辞章工力，叫人格外钦佩。毕业后一段日子，就只见过他在东马来西亚骑单车的照片，又再过好几年，知道他回来香港青年会中学任教，然后初中（“碧社”）校友聚餐，邀得他出席重叙，同学们对他还是和当年上课一般尊敬呢！
佩服的还有初二、初三的国文老师陈先生泮藻。头发蓬松，被私下称为“草头”，不过没有不敬之意。课本之外，他常常写些古诗或者自作的韵句，在黑板上给我们讲解。“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美丽的罗敷，就是这样和我们认识的。
罗敷有夫，而夫子有子。他儿子名“恬”，一个笔画不多而我们认识也不多的字。陈恬那时七、八岁，活活泼泼，好像有点顽皮。到若干年后再见他时，彼此已是英华书院的同事了。记得离开陈老师后许多年，忽然在报上看到他“就任香江书院文史教席”的消息，就去函问候，怎知没有回音。后来和那时已经是成熟沉静的陈恬兄提起，原来是同姓同名。他尊大人那时已经不在了。
引发我念“陌上桑间”以至其他诗歌的不只国文老师，还有一位非师之师——所谓“学无常师、道在即是”——也值得一记。
她算不算懂得诗呢？很难说。她并不认得很多字，就是事实。不过这无疑于是她的全情投入于吟诵唐诗三百首，尤其玩味义山无题诸作，在我和母亲租住的尾房房外、她和婴儿所僦居的床位之上。有时她别无可问，就拉着我来研讨研讨，不过聚两聋不能成一聪，她不明白的我通常也不甚明白，于是不甚了了而不了了之，继续咿咿哦哦地吟咏下去，自得其乐，很有荡气回肠、一唱三畅的样子；比起后来许多英文程度并不怎样而好哼英文歌曲的人，大概是不同时代的相同陶醉吧。诗歌是属于所有人的，而声情为重要，这是这位“非师之师”给我的启示。
三 高中
四十二年前的香港水陆交通情况，真要看所谓粤语残片或者近年纷纷出笼的怀旧明信片才再得启示。当年我要原校升学，就要“步—船—车”或者“步—船—步”，从鹅颈桥——湾仔或中环码头到油麻地或旺角，然后到洗衣街正校。习惯了因无亲无故而两母子相依为命，虽然上了中学就常常顶嘴、吵嘴，精神上还是互相亲密照顾，所以，这段每天的路程实在太远了。于是又转校，考入了当时名气也不错的知行。在大坑道和布律活道相交之处。相邻的是寿山，都是十二联校之一，不过不大有联系来往。下临扫秆埔政府大球场，拐过弯应该就可以旧地重游培侨中学。不过那个年代左右分明，念十二联校的如果涉足香岛、培侨，如非诈降就是劫寨了。每朝在操场跟着训导主任区天康先生的小喇叭唱国歌、校歌、圣诗，然后上课。在此之前，就打打篮球。印象中篮球场似乎是我班天下，高手如云，包括好几位女同学，不过我既是新来的，又鸡手鸭脚，全不入流，一同由本校初中升上的他们，也就不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何况，不知是德明程度又稍微胜于知行，抑或是自己渐渐有点开窍，在初中时经常考第四、五的我，到高中时竟然威胁到那位从来就考第一的女同学。到升高三毕业班前夕，刚好校舍有被业主收回拆建，知行要下迁湾仔，同学们以讹传讹，人心惶惑，有几位说要转校，写信到培英取报名表，而回邮地址写知行中学转我收启。经这样可笑的安排的回信我从未收到，收到的只是一张高二结业试的成绩表，接连三学期的第一名忽然跌回第二，原因是一向八、九十分的作文惨跌到六十六分。当然，卷子是从不派回的，作文评分几乎完全是“自由心证”，也是人所共知，虽非江郎，而为何如此年未十八便已“才尽”，就不得而知了。所共知的，是高三全年免费的荣誉，给予从小一就忠诚地念上来的她，而不是才来了两年，而且又显然不算自己人，这次又只考了第二的我。
没关系。当时和以后，自己都不大介意。有两个月的免费作为“亚军奖”，也就心满意足了。何况那位女同学又美丽大方，还是篮球校队、班长等等，大家都安然让她居于女皇的位置。
全校同学都心仪，而上他课更畏若神明的，是化学老师袁凤文先生。又懂作诗填词、拉二胡、绘国画。黑板字铁画银钩，毛笔字龙飞凤舞。化学教得清楚明白，深入浅出，人人传说当年在广州还是四大天王之一呢！有没有这回事？四大天王是何方神圣？大家都不大在心，担心的是又派回化学习作了，会不会又大半堂全班接受痛骂。不过他又实在骂得令人口服心服。爱之深、责之切。先骂国文。化学习作簿里的错字别字、行文不通、语意不明，一一指瑕抵隙，比国文老师还要透彻，然后骂化学原理不明，方程式演算得糊涂，分子式平衡得混账，绘图马虎，诸如此类。站起来接受检讨的脸青唇白，远亲近邻也人人自危，兔死狐悲。不过骂完了足足一堂，派回了全班习作，大家又确是增加了学识，改进了态度和方法，那四十多分钟的挨骂实在值得。如果间有佳作，他又不吝称赞，即如暴风雨中忽然日丽春和，身受者感激涕零，其他人等也诧为异数。
有次不知如何，他忽然兴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就此抑扬顿挫，朗诵到“……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荡气回肠，我们没有人明白里面究竟说些什么，只觉得很好听，很有些感动。据说当年毛泽东驾临滇池，也曾戏问文武百官谁人背得这幅孙髯翁的名联，结果只有文武兼资的陈毅，能念半首云云。近年移居南国，投闲置散，幸亏每逢周末，有班朋友来舍共讲诗词，几乎所有人都被我鼓励而背了幅大观楼的中国第一长联——不是最长，是公认最好。至少是最好的长联之一。“……趁蟹屿螺洲，梳里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便珠帘书栋，卷不及雾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每听到这些字词，便想起不知如何失去了的，袁老师送我的手绘图书“江帆水榭向黄昏”，便想起袁老师教化学，讲诗词、念对联、骂习作的亲切声音。
初中时的化学念得实在“化学”，除了知道H2O是水之外，就水汪汪的一片，经过袁老师的启发、鼓励，自己居然每天跑到附近附设在英美烟草公司货仓一个房间的公共图书馆——唉，那时只知道有这个地方了——自己找些其实早已过时的化学参考书来看，融会贯通一番，配合堂上所教，答在习作之中，并且大蒙称赞。袁老师认为在他所教的以外，还能自己找补充的，甚至不同的资料，才是好学生。惭愧的是我虽然后来获得很高分的会考优异，虽然在崇基念了半年化学系，一放下了，就绝大部分都交回老师，如今大概也只剩H2O了。
那时私立中文中学并不是“津贴英中兴起”以后那么急转直下，糊涂一塌。当年许多学校的师资实在不错。袁老师之外，又有教我们生物学的黎国昌先生。据说是留法博士。眼睛大大，下巴短短，髭须伸向两边，像头智慧极高的老猫。这个真感受说出来，丝毫没有减少同样是真正的敬佩之意。黎老师还给我们看他写的好几十首律诗，绝句。如果当年这班毛头小子有谁完全读对了他诗中的文字，甚至懂得赓和，老人家一定乐得颐解髭开，笑不拢嘴。
能作诗的除了袁、黎两位外，又有翟丛胜先生。他虽然没上我们的课，也送了些名为“火柱”的书给大家看。原来是与一家长洲教会有关的。上面还有他传播福音的诗。
惭愧那时对福音既乏认识，也不感动，虽然在初、高中之间，已经拿了“时兆圣经函授学校”的“基本要道班”毕业证书。答函授的课卷，就如应付会考圣经科，实在太容易了。当它是半科国文应付，便绰绰有余。圣经金句能引述的绝无仅有，也拿了会考良好，以后一想起当年的想法与做法，便愧疚不已。
愧疚的还有当年对由校务主任而校长的麦天方先生，主任区天康先生以至文史老师刘伟民先生等认识太少。他们都是礼贤会的热心教徒。刘老师后来转到赤柱圣士提反，然后到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系，他的长公子是我多年的熟朋友。那时觉得麦先生很严肃，最近看到同时是历史学博士的麦志刚牧师纪念麦先生的文章，才知道他为人虔诚、认真，还喜欢填词，写作。校长张汉光先生是认识更少了。区先生用喇叭带我们唱圣诗真好听。“我要真诚，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洁净，因为有人关心……”“……Th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当年的小小感动，直到四十年后，知命耳顺之间，才由“青年向上”而变成决志归信，也算是老师们的不肖弟子了。那时又似乎曾经扰攘一番，说要变成“信义会知行中学”，连在九龙塘的新校舍都有图则看了。后来不知如何，又没有下文。毕业后没几年，就因为校舍再被业主收回，学生来源又有问题，主办者心力已疲，就可惜地结束了。我一生念过的学校，除了港大之外，崇基是名存实亡，其他全部倒闭，知行也不例外。
湾仔德明分校大概也是和知行一样，在“津贴英中兴起潮”和“楼宇拆建热”中倒闭吧，前面说过的李荣基老师就和袁凤文老师，以至也是知行理科教师的何六韬先生、杨景弼先生等变成了中环必列嗜士街青年会中文中学的同事。现在想起来，那所中学的校长何世明牧师应该是相当礼贤下士，慧眼识人，否则为什么我所认识的好几位良师，都被他罗致？何牧师我只有几次“望之俨然”，没机会“即之也温”，近来细读他有关“融贯神学”的许多遗著，才知道他对中国文化与基督真理信仰的热诚和了解的真切。从前还一度梦想：“也到青中教书吧”，不过为的是想再次亲炙上述几位旧老师，不过那梦想还没升到去函申请的程度，也就从没实现。否则，追随了何牧师，可能就早几十年信教了。他的女公子淑儿，刚毕业港大时好像来崇基代了几节“人生哲学”的课，我那时在四年级，在课堂上见了一面，英语当然流利，看来很聪明。也算是“一时”之师吧。
敬爱的老师而转到青年会中学的还有莫耀焜先生，莫老师是早年广东高师毕业，知用学社中坚；中山大学的毕业生，都是他的师妹师弟，不要说中文大学了。当年广高的人国学修养都很好。搞现代数学的通周易，念法政的能写骈文，莫老师的学问文章，也是普受敬佩。我们的毕业同学录序，就是他代校长执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