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理勋爵二三事
一
那本权威的《犹太人的世界》（The Jewish World-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Jewish People）是由十九位著名学者的专论和四百三十六幅插图组成的图文并茂的巨册。一九七九年在英国排印，由纽约的阿伯拉罕有限公司（Harry N. Abrams Inc. , New York）出版。主编是伦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英国科学院的院士伊利·嘉道理（Elie Kedourie）。
这本资料丰富的巨构，却没有关于在东方，例如古代的开封，现代的上海、香港和“海峡殖民地”等犹太人社区的记载。
但主编先生的名字，和香港一个重要的英资财团，英藉犹太裔的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Sir Elly Kadoorie & Sons Ltd.）的名字雷同，尽管拉丁字母拼音的排列有点差别。这个关联，使我们想起犹太人在东方的社区所发生的作用。还有一连串像“哈同花园”、“沙宣大楼”、“首席部长大卫马素尔”之类的名字。
至于笔者和嘉道理勋爵的渊源，也就是这篇小文的正题，现在算起来，已是三十年前便已开始的往事了。
二
那时香港工业总会的秘书长原刘素珊女士（原绍棠夫人）说嘉道理博士要接见中华电力的一个工会代表团，商讨一九六七年香港暴乱事件的若干善后问题，包括让一些牵连在内的员工复职的争议。原太问我愿意帮他一个忙担任“传话”否，我当然觉得义不容辞，于是便欣然答允。
会晤的地点是电话大厦的嘉道理洋行旧总部。到现在想起来，嘉道理勋爵选择那地点实在有深意存焉。他端坐在那些老式桃木家私的会议桌首，而不选择圣佐治行的新式办公室或去九龙“嘉多利山”麓的圣佐治大厦中电总部，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卓见。
电话大厦的地下室是当年中环最有气派的餐厅咖啡座Wise-man的老家。当工会的代表们抵达会议地点之际，他们会不会感染到一种历史宿命气氛我未敢擅专，但嘉道理给这些代表们的讯息（和启示）是不容置疑的—他在告诉他们，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香港继续存在的理由。
工会代表们的姿态是完全可了解的—工人阶级尽管在政治范围的斗争上暂时失利，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和反动的港英势力抗争，他们坚持他们最基本的权益，不容剥夺—尽管当时（以至今日），那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利害结合，已经毫不容情地把意识形态的分野遮断了。
在会议席上，我十分意外地发觉，单刀赴会的嘉道理，面对四、五个能言善辩的工会活跃份子，只有一个“捱义气”替他“传话”“通译”的我在旁而且丝毫没有助阵之力，但这个我日后戏称Lawrence of Arabia——因为他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后裔——的人物，却不仅能应对得体，而且态度雍容、气派堂皇之极！
嘉道理对工会代表们的处境是同情的，但他暂时帮不了忙，只能等到尘埃落定之后。他说法律不是他制定的，但大家都必须遵守。那次商讨没有结果，但嘉道理是大获全胜了。
事后嘉道理认定我的即时传译十分称职，没有在言辞上把事情（甚至仅仅乎是气氛也吧）闹僵，一定要向我表示一点谢意。于是便邀约我到他圣佐治行的总部作午膳的小叙。
圣佐治行当时也是美侨会所的所在地。嘉道理和我两人到美侨会所去享用一顿自助午餐。午餐席上他对我说了不少勉励的话，并且慨叹说在工业总会我可以作出很广泛的贡献，但到他的机构去工作就不免局限了，尽管在待遇上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个论点从工业总会的前会长钟士元爵士后来做了中华电力的董事可以得到印证）。我当时满肚子是别的密圈，对他的知遇之恩一时未能感到太深的印象。
我只记得，在那顿自助午餐席上，他促请我自选菜式，并且说：“让我们多来点叉烧。”
对于一个即使是极端开放的犹太人，在这种自助餐的公开场合，说得出这样的话也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即使他家的嘉道理实验农场繁殖小猪，而且用来送给新界的农人饲养也罢。
三
几年后，我到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工作，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德基教授一同主办了一个新闻报导与社会变迁的研讨会。当时邀约香港的中文报纸派人参加，参加研讨会的编访人员有邵卢善、梁儒威、潘振良、伍毓庭、冯永立等十多人，都是一时之选。专题讲者有钟士元爵士、简丽中教授和嘉道理勋爵等。喻德基要我去约嘉道理勋爵，他十分爽脆，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他没有借社会变迁的角度宣扬他和他终身不娶的兄弟Horace Kadoorie如何获得声望极隆的Magsaysay Award的事迹。也没有说他家在上海发迹、办学的往事。他提到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上海的集中营，也只不过如同提及香港早年把山路辟为驰马径一类的掌故而已。不知道喻德基有没有因为他的琐碎而失望，但我是衷心感激他之所以答应我出席研讨会，纯然是对我念旧之情。
从这些小事我们也许瞥见犹太人在远东的社区的一切梗概。能否补《犹太人的世界》之不足，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孙立川
“人间国宝”饶宗颐
那一日与饶宗颐教授有约，想去他家附近的一家叫作“鼎泰丰”的台湾小店吃饭，饶公却幽默地说：“那家店已被我们吃倒了。”作为私淑弟子，我常常会因工作和学业上的事向饶公请益，而他总约我在那馆子碰头。那是个价廉物美的馆子，饶公吃得很随便，在那馆子里也常常遇见老作家吴其敏先生、罗烺先生等人，都是那里的常客吧。
论到饶公的学术地位，有人说他是香港学界的祭酒，该坐第一把交椅；有人说他与钱钟书先生是中国人文科学界的并列高峰，可谓北钱南饶。而更有概括性的衔头，称他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宗教史家和比较文化史家和国际汉学交流的重要人物”。其实，对于一个学问淹贯古今中外，能书善艺且门门皆精的大家来说，除了统称为博学通儒之外，还应记得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文化人。
说起来很多人不信，这样一个从没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只上过一年的学者，却曾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且荣获多个外国和中国、香港的荣誉博士学位、名誉教授荣衔。近五十年来，他以香港为基地，却在国际学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谁说香港是文化的沙漠？文化的沙漠难道可以培育出饶宗颐这样一位国际级的大学者吗？！当然，或许可以说，饶公的出现是上苍对香港的眷顾，赐予我们一个已等待了一个多世纪的贤哲。他自已很重视与香港的这段不解的因缘。他常常提及有两个人对他与香港结缘有极大关系，一是他的老乡、香港社会贤达方继仁先生，他几十年如一日，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饶公很大的支持；另一位则是港大中文系教授，英国汉学家林仰山先生（F. S. Drake）。自一九五二年至六八年的十五年间，饶公任教于港大，正是在林仰山建立的学术环境中，饶教授写出了十七部学术著作，几乎占他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试想，这一段时间，倘若饶公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学术建树吧！回过头来说，也正是饶宗颐提升了香港学术界的国际地位。
饶公的博学向为人称道。他幼年早慧，二十岁就在广东通志馆任纂修。最早的著作是《潮州艺文志》。此后六十年如一日，他始终没有一天中断过学术研究。前二年开始，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在酝酿出版《饶宗颐文集》，据说总字数约一千多万字，分为三十二卷。而其治学的范围，季羡林先生将之归纳为八个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然又有论者更指尚有音乐史、道教史、佛学、潮州学、古文论等，记有十五类。治学门类之多，涵盖之广，实令人惊叹。饶公又通多种外文。某日，我往其府上拜访，适值饶公正埋首一部大字典中，后来方知是希伯来文辞典。他精通梵文，说到这段文字缘，他曾向我多次提起，他的梵文是向印度驻港领事馆的一秘白春晖先生学的，后又专程去印度问学。另外，又兼通法文、英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对巴比伦文、日文也有所涉猎。数年前，由于饶公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颁予他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该院成立一百二十多年来第一次颁予外国学者此一学位，同时他又获法国政府颁授文化勋章。在日本汉学界，饶公的学术成就也深受肯定。国际汉学界的知名学者高罗佩、戴密微、吉川幸次郎、神田喜一郎、小川环树、汪德迈、清水茂等，都曾与他时有切磋、唱和之作。
作为一个学问家，饶公是我见过的学者中最纯粹的学者。上文指出，他避居香港而远离政治漩涡，却也不因香港的高度商业化而随波逐流。他虽然也认识不少政治人物，却从没有卷入政治纠葛，也不曾将自己的学者生涯去与政治、权力刻意挂钩。他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为学问而活着的人。他的禀性天赋是百分之一百的传统文人，既有过眼不忘的功力，又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性。我有时很诧异，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谁写了什么文章，文坛上有什么新书，但只要一讲到某个学术或考古新发现，他就马上神情怡然，似乎这才是一个永不言倦的话题。他们这一代人文史哲不分家，各种学问皆可打通。他曾有《念奴娇》词云：“万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幸有灵犀相照彻，静对图书满壁。石不能言，花非解语，惆怅东栏雪。江山呈秀，待论书海英杰。细说画里阳秋，心源了悟，与自清秋发。想象荒烟榛莽处，妙笔飞鸿明灭，骑省纵横，文通破墨，冥契通穷发。好山好水，胸中解脱寒月。”（见胡晓明：《饶宗颐学记》）正是夫子自道。
做学问追求的是“大圆智镜”的境界，心无旁鹜，视治学为乐趣，因而才能如此赅博淹贯。饶公能画事，山水、人物、花鸟、写意均出神入化，自辟蹊径，而法书更是精妙绝伦，名垂海内。四年前，中国美协、书协、中央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联合为他主办的“饶宗颐书画展”轰动一时，为京华艺坛一大盛事。香港大学等院校的校牌乃出自饶公之手笔。饶公又能操弦，曾从领南古琴名宿容心言先生习琴，且收藏有数张古琴，其中据说有北宋郭佑之所藏的“万壑松”琴。因而对古琴艺术发展史亦有深入之见地，且有宏论。环顾华人学界，能集诗、画、书、音乐之艺于一身的学问大家，唯饶公一人而已矣。
值得一提的是饶公对青年后学的提携不遗余力。这些年来，他经常在各地考察、讲学，读到年轻学者的文章，或了解某一领域新人的学术成果，他慧眼独具，不仅肯定支持他们的新发现，也会指出其不足和错漏之处，但不管什么形式，他总是以平等相待，商榷启发的态度而诲人不倦。他从不像学界的某些人物，只要年轻人一有新论，就要挂上自己的名字揩油。相反，饶公不但为后学们发表成果而奔忙，而且总要撰序或撰文加以评介和推荐。北大有一年轻学者荣新江教授与饶公的学术之缘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饶公不以学术权威的架子压人，所以在学术界受到人们真诚的爱戴和尊重。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宽容之心来扩大学术队伍。他四方奔走，在香港建立起海外第一个“敦煌研究中心”，希冀能以有限的财力邀请大陆、海外的敦煌研究专家在港静心研究，为此，他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所有有关敦煌研究的书和资料。其中有些资料——譬如有一套英国人制作的缩微胶卷，在几十年前，除了日本人之外，饶公是拥有此一珍贵资料的唯一的亚洲学者。近年中，他又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正将甲骨文全部输入电脑，这一工程具有跨世纪的前瞻意义，也可谓功德无量之举。同时，他又与清华、中山大学和泰国崇圣大学合作创办一份学术年刊《华学》，为海内外学者提供新的研究阵地。一个浸淫中国文化如此之深的国学大师却有如此新潮的意念，足证他在同辈人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活力。
饶公当得起“人间国宝”的美誉。钱仲联先生曾说：“观堂、寒柳，我国近世学人通中西之邮以治学者也，余事为诗，亦非墙外。今选堂之学，固已奄有二家之长而更博，至于诗，则非二家之所能侔矣。”（《选堂诗词集》），评价之高，已认为在王国维之上。饶公今已八十有二，其学术心境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年轻进取的心态，看他这些年来不停地在各地奔跑，尤对各地出土之文物倍加珍视。他曾多次对我说，地下出土的文物会推翻许多前人已“铁定”的结论，但科学研究必须尊重史实，所以我总是很注意新出土的文物，而实地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会推翻自己的发见，也必须尊重历史的物证。钱仲联老之论，何止于诗学，窃以为饶公所尊奉的这种求实求是之学术精神，更是值得学界好好提倡的。
饶公对我的“私人授业”乃是我的学业之幸。顺便说说，后来我们又“吃倒”了一家小点心店，现在只有转移到一家咖啡厅里去饮咖啡了。香港没有值得人流连的咖啡座，但能听饶公讲经，则真正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醪矣。
一九九八年元月一至十二日写毕
陈耀南
香港半世忆群师
一 小学
群师。
最初真的是一群老师。一群年纪应当绝对不老、满有热情、集体意识昂扬的启蒙教育工作者。香港培侨中学小一下学期。他们的一切称呼、面孔，全都没有印象；印象终生镌刻不去的，只是“解放军”与“共产党”——他们每天津津乐道的六个字。潜移默化的两个词语，就如“圣母”、“耶稣”，如果六、七岁的我，那时念的是天主教小学。
那时是一九四七年初，跟随族兄每早爬上跑马地布律活道。后来改译为“乐活道”，中国味道稍稍回复一点。长长、斜斜。好大的球场。一次压伤了小腿的跷跷板。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开办不久。
不知为什么，只念了半年便转校了。大概是在初中的族兄忽然随众上了广州吧。我也进了另一所、另一个方向，而同样以“振兴中华”为名的私立小学。贫穷、简陋而秉承理想地生存在还未繁盛起来的铜锣湾怡和街一座四层旧楼。斜对着渣甸货仓，背后就是渣甸街。街童在跳飞机、打波子（弹玻璃球），小贩在曼声高唱：“买绸黎！裙纱熟绸”，或者准确地投掷“飞机榄”以至某层住户订阅的早报。一切模模糊糊、浑浑噩噩。陈方安生、梁爱诗等，应该正念英文小学名校；程介明兄弟、曾杰成兄弟大概刚入我的第一所“母校”吧。差以千里的人生路向，初小时就不只毫厘之远。
不过，有些东西似乎看来真的相差很远。譬如说：小学的中文“程度”。
书房里保存着一本影印的振华小学毕业纪念册。一九五一。一开首是校长的序：
“诗云：‘如切如蹉，如琢如磨’；故《鲁论》以学习有朋之训冠篇首也……”
然后是“海燕社”、高我一级的学长，赠校长的诗——唉，一首七律（首句原脱一字）：
擎天大厦赖□支，多咸东皇雨露滋；
草缠风行知利导，发聋振瞆在扶衰。
未能忘本有今日，不断向前属后时；
一样领梅春色好，北枝原不让南枝！
跟着系校长的“步元韵答毕业同学”：
大厦从来众柱支，树人树德华含滋；
任教暴雨横施虐，依旧春风乐不衰。
灼灼满园荣丽日，年年一度庆良时。
书田苦种传经义，喜见桃开又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