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校职称评定委员会法学委员会合影
（右一为何沁，左一为杨先材）
有一次开会，我坐在彭佩云（她当时是国家教委副主任）身边，我向她反映评定职称中的问题和基层干部的难处，并提出建议：要么标准更明确、合理、易操作，大家也好比较；要么扩大名额，给基层以机动空间，上面不要卡得那么死。她说：在这个问题上，这几年的确欠债很多，解决起来有一定难度。她同意把我的意见带回去研究。
其他的问题，如定编定员问题只搞了1年就不搞了，留下后遗症。事前，我虽然提出不少意见，但没有被采纳，学校的决定必须贯彻执行。
总的来说，在我的系主任任期内，虽然困难、矛盾很多，但是，在胡华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在系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系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各项工作都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在我担任系主任这几年，我的工作虽然很繁杂，有时心情也不好，但我的后方一直是平静的。我的老伴在我闷闷不乐的时候，总是四个字：“宽宏大度”，使我冷静下来。她在家中，从不评论别人，也从不诉说自己的感受，即使有人到家中来提意见，也从不插嘴、说三道四。这样，使我保持平稳的心态，集中精力于系里的工作。
在1983—1991年期间，我在校外还担任了不少职务，如：中央电视大学中共党史课的主讲教师和教材主编、北京市自学考试的考试委员和命题组长、研究生政治课考试命题组长、国家教委政教司组编政治理论课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成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党史党建组副组长等。在上述情况下，会议很多，我只能千方百计地挤时间上课、写文章。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职称评定情况。1959年9月讲师，1980年10月副教授，1986年年初教授，1989年4月博士生导师，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
我在任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送别前任主任胡华。1987年，胡华生病，住在北京市第六医院，在出院前的一次检查中查出肝癌，大家听说后，心头也蒙上一层阴云。我到第六医院去看望他，听取他对治病的意见。学校及有关方面都非常重视并立即采取措施。经过多方努力，胡华住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那里有国内外著名肝病专家吴孟超。我和学校秘书长陈光也赶到上海，了解有关情况，并走访第二军医大，校长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们有关领导非常重视，请我们放心。安排完毕，向胡华汇报了有关情况，我们就返回北京。后来，据说吴孟超的肝癌手术是成功的，但事前不知道胡华胃中有血瘤，手术后意外破裂，胃大出血，经抢救无效，于12月14日逝世，终年66岁。我为胡华的逝世而深感悲痛和惋惜，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坦对生死，心系工作——记胡华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寄托我的哀思。开追悼会那天，我陪同胡华的家属把胡华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骨灰堂。
胡华（右三）、何沁（右一）等与日本进修生（左四、左五）合影
我的任期是4年。1987年下半年，我就向校领导提出，我的任命已经到期，请学校领导尽快任命新的系主任接替我，经过多次催促，终于如愿以偿，我于1988年年初离任。
与病残作斗争
我从北大回来，检查身体，医生说我是动脉硬化二期、高血压。我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老实说，当时我是个“医盲”，不懂得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而且工作照样超负荷运转。
1989年的形势和任务还是非常复杂的。这年4—6月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学校又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正是在此期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杨尚昆主席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会上，我根据当时形势作了《党史教学的处境和任务》的发言,联系在此期间学生中出现的种种混乱和错误思想，说明大力地、正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性。我在这次理事会上当选为副会长。
1989年4月29日，杨尚昆接见中共党史学会工作会议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四为何沁）
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40周年，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组织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四个高校的部分党史教师，学习党中央有关当前形势的文件以及当代史所邓力群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论述，准备在此基础上，编写出供高等院校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材，并确定我为主编。1990年又讨论多次，明确指导思想和章节划分，并增加京外五个院校的五个党史教师，进行了分工，准备开始编写工作，后因我生病才暂时搁下。
1991年6月，中共党史学会全国优秀论文评选组全体留影（前排左一为何沁）
评选组负责人，从左至右依次为：郑德荣、何沁、王朝美
199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共党史学会决定：①举办首届优秀党史论著的评选活动。评奖的范围限定为，自1981年6月到1990年12月底间，本会会员所撰写的、公开发表的党史论文。论文由各地党史学会推荐。同时，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各地推荐和协商，组建了由16人组成的论文评审委员会，我为主任委员。经过10天的紧张工作，从各地推荐的195篇论文中，评选出一等奖40篇，二等奖140篇。后由秘书长王朝美主持编成《（1981—1991）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出版。②举办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首先由各地党史学会推荐出论文，继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从中遴选出大会上的发言稿和发言人，以及入选纪念论文集的文章。最后，除召开纪念会外，编成并出版《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论文选》，其中有我的文章《关于继承发扬青年运动优良传统的几个问题》（针对当时学生的思想状况而写）。我参加了上述活动的整个过程，阅读了上百万字的文章。上述两项活动，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成为我尔后病倒的直接诱因。
1991年11月1日上午，我去安贞医院接老伴（因心脏病住院）出院，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我偶然觉得不对劲，右手大拇指突然出现不能动的症状，瞬间又恢复，但没有引起我的足够注意。进学校后，我骑小三轮车带老伴到宿舍门口，我的右肢（手和腿）突然不能动了，下不来车，脑子还清楚，我告诉老伴并叫她不要紧张，赶快叫儿子何畔回来。这时，李焕昌走过来，我就对他说：“焕昌，我要出问题。”没说完，我就失去知觉了。等我苏醒过来，我已躺在地上，身旁围了许多人，议论纷纷。有的同志往我嘴里塞硝酸甘油；有的同志说是脑血栓或是脑溢血，还不一定，于是又叫我把硝酸甘油吐出来。有的同志叫120救护车，刚到商亭，有同志叫的学校交通股救护车已先来到，邻居送我到三院，这时我的二儿子何畔也来了。学校的救护车把我送到北医三院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据说，管CT扫描仪的大夫已经下班。直到下午2点钟才上班，做完CT已3点多了，确诊为脑血栓，左脑中动脉梗阻，4点多钟才送进观察室输液。实际上，这时已经过了溶通血栓的最佳时间（3小时内），血栓已经形成，压迫着左脑运动神经，导致右肢偏瘫，右胳膊和右腿都不能动弹了，我虽然没有丧命，但是残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