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人来说，我荒废学业十多年，也有一种急迫的心情，要尽快地投入战斗，争取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要快出成果，多出成果。那时，我常想到郭影秋的一句诗：“学剑不成书误了”。郭影秋是我们的校长，他长期从事军事活动，打游击，曾任18军政治部主任以及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后来，主动要求转到教育部门工作，1957年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调来人大），在教学行政工作之余，潜心进行学术研究，写出《李定国纪年》一书。1983年出版《郭影秋诗选》（感谢他送给我一本），其中收录他1949年所作《满江红.四十初度有寄》，上阕是：“四十年华，随逝水、无端抛掉，回首处，烟云往事，空馀涕笑。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望遥天、独自立黄昏，心如绞。”其中“学剑不成书误了”一句，早已传开。
1983年，郭影秋送给何沁的诗选
我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几年的经历，痛感“十年虚度书误了”，因此，总想分秒必争地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尽可能地亡羊补牢。
复校时，中共党史系主任是胡华，另外有三个副主任，我是其中之一，我分担的任务并不太多，因此，有较多时间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
1979年年初，胡华有个正确而及时的决定，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发动教师写作，准备出一本论文集，题目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大家积极响应，踊跃承担任务。我承担的任务是，撰写《五四时期的邓中夏》。为撰写此文，我和钱月香一同跑图书馆，访问邓中夏夫人夏明，收集大量资料，不仅完成上述任务，同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邓中夏和省港大罢工创造了条件。其他同志也按时交稿。胡华主编的《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一书，于1979年11月出版。全书共有13位同志参加，共撰写了11位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我认为，此书的策划和出版，其意义已超出这本书本身，实际上对全教研室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起了动员作用。此后，许多项目纷纷上马。
1980年年初，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上编（试用本）》的修订工作。接着，根据大纲的要求，我受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和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委托，会同其他几位同志编写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中共党史教材，由此开始了紧张的各种教材的编写工作（前面已有叙述）。
1980年，何沁参加教育部政教司在济南召开的会议
（左一为何沁，左三为宋涛，右一为王宇）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决议稿的起草工作，在1980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10月间，党中央召集党内4000人参加讨论，高校也派代表参加。胡华、王淇和我作为人民大学的代表参加西郊高校组，同组的有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理工学院等校的领导。决议的起草和讨论，一直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一开始，他就给起草小组定下三条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事，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总结宜粗不宜细。当他从会议简报中看到，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及时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的意见使决议稿的起草和讨论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我们当时也看了一些会议简报，因此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受到很大教育。这个历史决议的通过，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保持了党和国家的稳定。
抢回失去的时间
我深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历史问题的做法,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邓小平高瞻远瞩、领导有方，不仅使我们的党和国家避免了像苏联解体那样的恶果，反而迅速走出错误泥淖，迎来民族的振兴。
这个历史决议是全党，特别是我们党史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的重要文件。我也一直在考虑如何把决议的精神贯彻到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去。我们还抄录部分简报，交党史系资料室保存。
1982年秋,我率领党史系77级和78级本科生到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第四次来到井冈山,虽然参观仍然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是对比展览内容和解说词的变化,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政治斗争和人事变迁,使我触动很深、感慨良多,曾赋诗一首,以作记录。（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林彪反党集团灭亡，井冈山纪念景物有多次反复，如：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后来又变回来；会师广场变成红军广场，后来又变成会师广场；黄洋界纪念碑原由朱德题写，后被炸毁，建火炬亭，由林彪题字，后又被炸毁，改建新纪念亭；朱老总和毛委员下山挑粮，上山时，在一棵槲树下休息，后来又被说成是毛委员和林彪一同挑粮的休息地，再后来，又改为朱、毛休息地。等等。我于1965、1970、1973、1982年先后四次来此参观学习，目睹了上述变化，感慨良多。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反复，最终回归历史原貌，有道是：“江山依旧万年青”）
苍松翠柏井冈山， 景物依稀多变迁。
朱德扁担归原主， 会师广场返旧颜，
黄洋界上炮声隆， 槲树荫下挑粮欢。
篡改历史留笑柄， 沉痛教训记心间。
1982年，何沁在井冈山小井瀑布前留影
被任命为系主任
我集中精力搞业务的日子没有能够持续多久。
1983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党史系主任。副主任是周朝栋、王顺生。我被任命的事，是胡华第一个通知我的。我初听到这个消息，毫无思想准备，有点发蒙，不知如何是好。我打心底来说是不愿意干也不能干这个工作的。如前所述，我这次回人大，准备踏踏实实做学问，尽可能在学术上多做出些成绩来。再说，从胡华手上接下系主任的担子实在太重，我挑不起。所以，当即向胡华表示，我干不了。胡华说，这是党委的决定，有什么意见，可以找谢韬同志提。我立即找到谢韬同志（他是主管学校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表明了我的意见和态度。我坚定地说：“我挑不起这副担子。”谢韬说：“对你的任命是经过党委讨论的，由你挑这副担子，可以把胡华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研究，但他仍是系名誉主任，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他帮助你解决；另外，为了便于工作，给你配备两个年轻同志做副手，你可以放开工作，不要有顾虑。”（大意）虽然我一再推脱，并说系里老同志很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可以另找别人，但是谢韬一直不松口。后来，我又找胡华，胡华也只是说些勉励我的话。我无可奈何，十分沮丧，看来，我这个“鸭子”不得不“上架”了。
谢韬在全系大会上的讲话，更增加了对我的压力。
在上述情况下，我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对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做了种种设想和思想准备。
那时，学校停办八载，复系虽已5年，胡华也做了许多恢复和开拓性的工作，工作已全面展开，已有很好的基础，但前进中仍有不少矛盾和困难。如何开展工作，我们新班子做了充分研究和讨论。我向胡华作了汇报并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再次勉励我放手工作，不要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