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作
楠楠大学毕业后又上了研究生，她班里一个名叫保本的日本男孩子对她特别好，后来俩人就在一起了。
21世纪，楠楠留影
楠楠研究生毕业后，她的朋友劝她说：“你别再上博士了，日本的女孩子很少有读到博士的。”于是她就开始投简历，找工作，最后在一个外资公司里上班。
妹妹的孩子
这个外资公司是美国的，工资要比同行业的日本公司高。楠楠在那工作两年以后，我妹妹对外资企业不放心，万一遇上战争，岂不是会有“间谍”嫌疑吗？由于美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了，妹妹就劝楠楠：“你还是到日本公司吧。”她的男朋友也建议她到日本公司来。
经过投简历和面试，楠楠去了日本精工株式会社。当时日本有一个战争武器研究所，也强烈邀请楠楠去，但是被她拒绝了，跟战争武器有关系，那还得了？另外我们也不能助长日本的军国主义啊！
楠楠在精工株式会社已经取得了三十多项专利。她设计的手机电池可以做到两个月充一次电，超长时间待机。我现在的手机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星期充一次电。我说：“你给我一个电池。”她说：“你的电池跟这个不配套。”我开玩笑说：“你连手机也给我。”但是她那个手机在中国不许入网，所以没有办法给我，那么好的专利成果我享受不到，还是蛮可惜的。
楠楠的老公叫保本，博士毕业，是佳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妹妹一家每年至少回国两次，春节回来，另外我父亲7月的生日，也回来。自从父亲生病住院后，他们回来的次数更频繁了，最多时候一年回来4次。
楠楠结婚时妹妹一家合影（前排：楠楠和和保本;后排：妹夫和妹妹）
楠楠和保本是在美国夏威夷结的婚，并邀请我去参加。双方父母的食宿、飞机票全由两个孩子掏钱，特别懂事。考虑到父亲的身体，我没有去参加他们的结婚典礼，但是孩子还能想着我，我心里就满足了。
15岁四处串联
我的弟弟相比较我们姐妹俩而言，他的生活经历就要坎坷一些了。
我弟弟比我妹妹小两岁，也是早产儿，8个月的时候出生的。弟弟出生的时候是4斤多一点，是全医院里最小的，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
弟弟刚上到初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14岁就参加了串联，因为是男孩子，爱动，所以在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结识了很多“造反派”的大学生朋友。弟弟跟着他们一起走南闯北，有一年半多的时间都不在家，也不写信，我父母担心他在外面出事，着急得不得了。后来在大连的表姐打来电话说：“他在我这呢。”父母才放下心。表姐说弟弟长时间在外，惹了一身虱子，先没让他进门，在门口就脱了个精光，衣服都烧了，然后带着他去洗澡，换了一身新衣服后给他买了回北京的票。
我弟弟从小自立能力就特别强，但他是“造反派”，始终跟我们合不来。那时社会上流行张铁生“零分状元”[6]的行为，弟弟就挺崇拜他。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有一次他让我们家蒸窝头，那一屉窝头也不知道是没放稳还是被我碰了，全掉在了地上。因为这个，弟弟就跟我吵起来，一边哭一边骂我，说：“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你给弄到地上了。”然后一个一个把掉在地上的窝头捡起来擦干净了，也不许剥皮，就吃了。
“文革”期间弟弟跟我吵了好几次架，气急了，他可以掀翻桌子。那时我父亲不在家，我父亲要是在家，他也不敢这样做。
我是1968年10月上山下乡离开家；1969年1月，弟弟也去了云南，没在北京过春节。我走的时候21岁，他走的时候17岁，我父亲去火车站送他，想到这个最小的孩子要去云南这么远的地方，心疼得直掉眼泪，抱着他哭出了声音。可我弟弟还是孩子，那时不知道父亲心里有多难过，嘻嘻哈哈地上了火车，跟出去旅游似的。
真正到了云南，远离父母，他又开始想家了。那边的菜就是盐水辣椒，主食只有米饭。和弟弟在一起的也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那个孩子说：“我想吃饺子”，这个孩子说：“我想吃馅饼、炸酱面”。小男孩、小女孩都念叨面食好吃，想家，说着说着就哭成了一团。
由于严重的水土不服，弟弟在云南呆了半年就回到了北京。1971年，他和我妹妹一样接受了工作分配，妹妹被分配在东城仪表三厂，弟弟被分在北京铝制品厂。
参加工作
弟弟到了铝制品厂之后，因为比同厂其他工人的文化程度高一点，领导就让他带着大家学《毛泽东选集》。我弟弟能说会道，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当时在北京市的几个区，弟弟对《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是出了名地好，所以就被选调到北新桥办事处去工作。
1976年大地震，我弟弟正好管着我们家那一片的灾后处理工作，他负责帮着整个地坛公园的一群居民搭防震棚，还给我们家安置了一个高坡的地方，下大雨的时候不会被水淹。那时地震后下大雨，其他低洼的地方有积水，鞋都漂起来了。我弟弟的工作还不错，挺受大家欢迎的，人家都叫他“马助理”。我妹妹和妹夫的结婚证还是身在街道办事处的弟弟经手办理的。
弟弟后来也经历了很多故事，这里也就不再多述了。
第一章丰富的童年生活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母亲温柔贤淑，父亲知识渊博，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东西，使我受益至今。
1947年，我出生于北京。我是早产儿，6个半月我就出生了，一般都说六七个月是活不下来的，那时我不到3斤重。
母亲说，我刚出生时，脑袋就像过去喝茶用的小茶碗那么大，身子像一只小猫，一只手就托起来了。因为我特别瘦小，没有头发，脸、身上，到处都皱巴巴的，尾骨那里就像个小尾巴。她一看就觉得这孩子还能要吗？母亲说：“这简直是个小怪物呀！”在外祖母的坚持下，我在医院的暖箱里呆了3个月，长到5斤重才接回家去。回家后，外祖母把我抱回圆明园养了一段时间，我母亲能接受了，才回到自己家。
出生在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我整个童年都在无忧无虑中度过。幼年时有保姆和祖母照顾我，稍微大了一点，母亲希望我像个淑女，所以让我上了教会学校（培元女子小学）。不过和母亲的期待不同，我从小就像个男孩子，尽管不打架、不骂人，但是很淘气，上房、爬树样样都来，挺顽皮的。有时文静点，就在我家门口两棵树之间拴上皮筋跳皮筋。但是多数时候还是和男孩子玩，我们爬假山、捉迷藏，小时候管这个叫“打游击”。
不过受母亲的影响，我唱歌好。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鼓励大家在联欢会出节目，我自告奋勇地说：“我独唱。”那首歌叫《草原上的人们》，歌词中有一句是“百灵鸟欢快地唱，他们是为了自由来歌唱，还为了幸福歌唱，为了爱情歌唱。”我一唱这歌，就看见那些老师就捂着嘴笑，还纳闷他们笑什么，等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一个歌唱爱情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