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祖父王怀义
细细想来，大祖父的命运是悲惨的，他苦干了一辈子，建房置地，才享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就遭遇了高压的土地改革，到最后落了个悲惨结局，病死他乡。每想至此，我不禁心生许多感叹。
大祖母王赵氏
在我印象中，大祖母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人，虽然她是继室（大祖父的第三任妻子），比我母亲来到这个家庭还晚。大祖母做事干净利落，爱整洁，勤劳节俭，对这个家是有功劳的。
大祖母对我很疼爱。其中原因，是因为我是家中独子，而我父亲又是过继给大祖父的，我就是她唯一的孙子，是全家的根苗，是传宗接代、养老送终之寄托。所以，大祖母视我如己出，没有表露出我不是直系血统的痕迹。当然，大祖母对我或许是单纯地出于喜爱。
在我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的日子里，大祖母也同我亲祖母及父母亲一样，对我有些失望——家里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供我外出上学，使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结果却被人撵了回来。那时我虽然挣工分不少，但常会抽空找朋友聊天喝酒，以解除心中郁闷。有时我考虑到祖母他们对我的不满之情，会自责律己，但还是不能彻底改掉。现在回想起来，大约就连过年算上，我每月平均要喝两斤酒。她的态度透着有一种无奈、一种失望。
总结起来，小时候大祖母对我疼爱有加，老年时却对我感到失望，最终也没得到过我带给她的一点安慰。她1972年逝世，之后回想起来，我非常愧疚。
亲祖父王怀宗
亲祖父去世是在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才三四岁，所以关于祖父的方方面面，我只剩下一些零散的、极其模糊的印象，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我对祖父事迹的了解主要依靠传言，也就是一些从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外人那里听说的关于祖父的故事。
祖父性格豁达，不恋财。穷人上他屋里，只要叫声五爷或者五叔，祖父都会给一点帮助。坊间还流传着一些他的事迹，给祖父落下了好名声。
祖父一生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他生了一种病，症状是肚子水肿。那时候医疗水平低，也说不上是什么病，现在想起应该是肝硬化腹水（他有嗜酒的习惯）。有一次他上济南去诊病，病没治好，却从济南带回来几个五颜六色的乒乓球以及一个红搪瓷小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那是很稀罕的东西。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隐约的记忆。
因为腹部水肿，祖父坐得低了都会感到憋气，于是他自己做了一个高马扎，他常把马扎搬到屋外边坐着，夏天坐在树阴底下，冬天坐在太阳地里。记得我四岁左右，祖父哄我玩，让我给他搬马扎，我年纪小，搬不动。祖父见我笨拙的样子不觉哈哈大笑——祖父哈哈大笑的模样，是他留给我的不多的印象之一。
祖父去世较早，那时我的两个叔叔一个在上学，一个还很年幼，家里无人操持家务，我父亲当时虽已过继给大祖父，但依然承担起了长兄的责任，辛勤劳作——1937年10月，祖父去世约3个月后，大叔王志鼎（若杰）就肄业参加了中共山东党委组织的“徂徕（cú lái）山起义”，加入抗日武装，后加入八路军正规编制。祖父家这时可以说是孤儿寡母，所以父亲既参与大祖父家的事务，更要担起亲祖父家农事安排和对外的交往。
祖父若能在天上感知这些，我想他是会欣慰的。
亲祖母王邢氏
我的亲祖母姓邢，1985年去世时已经九十多岁了。我对祖母的感情很深，她善良、温和、勤俭持家。祖父去世之后，她独自挑起了这个家，料理得有条有理，几十年来受了不少苦。
祖母的娘家是较为富裕的中农，与我村相隔不远，只有3公里路。我小的时候，春节过后都会跟着祖母去她的娘家拜年——我们那个地方兴过春节以后去外祖母家拜年，我不光跟着母亲去外祖母家，也跟着祖母上老外祖母家去。
父亲过继给大祖父，我们一家自然是和大祖父家生活在一起，不过我因亲祖母对儿孙态度和善，不像大祖父态度严肃，所以经常在亲祖母家玩耍和吃饭。小时候，亲祖母对我也十分疼爱。我四五岁的时候，还跟她睡在一起。祖母待我和对待大叔的两个儿子（道芬比我大两岁，道儒小我一岁）一样好。因此，虽然我名义上是大祖父母的孙子，但在感情上，我还是与亲祖母更近一些。
祖母话不多，对每个人都很温和。按那时候的礼教风俗，老人在家可谓是说一不二的，是受敬畏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对谁严厉过。她对两个媳妇——我的大婶子、小婶子，以及后来的孙子媳妇，都没有疾言厉色过。
祖母同时又是一个慈善的人，常给讨饭、逃荒的人一些衣服和干粮。
我们和祖母不在一个大门里生活，但是祖母对我十分疼爱。我上学时，有时候缺学费就向祖母要，祖母从不吝啬给我学费，只要我向她要，她肯定会给我钱，支持我上学。
有时候我做错了事，祖母也会教训几句，例如：“别人都好好的，你怎么出了这么个问题呢？”批评是严肃的，但她从不打骂孩子。
那时，村里的儿童也好、小青年也好，受时局战乱影响，常常是村东头一拨、村西头一拨聚在一起打架，或者是自己村联合起来和外村打架。大约是在1945年（我已11岁）年初，农历大年初一，我们村跟外村打架，我也参加了。那时候打架就是在野地里用土块相互丢，我跑在前面，被人用一个硬土块甩到脸上了，马上脸就肿了起来。我捂着脸，不敢回家吃饭，也不敢见父亲、大祖父的面——我的大祖父脾气不好，要是我们犯了错，便对我们严厉训斥。我觉得祖母脾气好，就上祖母家了。祖母只说了我几句：“你这个孩子是真惹事！大年初一惹了这么个祸，吃饭都张不开嘴了！”祖母虽然说了我一顿，但看着我那肿胀的脸还是很心疼，细细地用水帮我擦洗，给我喂饭。
还有一件事也是祖母帮的我。1956年师范学校放寒假时，我拿到了学校邮寄的成绩单，成绩单操行评语是“勒令退学”四个字——这缘于我在校时对教师职业反感，对当时事事讲阶级立场、讲政治有不安全感，情绪低落，经常旷课。我拿到成绩单后，感到有些沮丧。我没脸在家待，只好又向祖母要钱回济南。祖母听我说明缘由后给了我7块钱——那时7块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
1954年，大叔在杭州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要祖母上他那里去住。我送祖母到杭州，她在杭州待了两年，后来又到泰安小叔那里居住。祖母在小叔那里待的时间较长，一直住到了“文革”时期——小叔是山东农学院组织部长，属“当权派”，“造反派”把祖母当成地主分子赶回了老家，与小叔前妻的二女儿在一起生活。
我从小与祖母建立起来的感情，却在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后1961年下放回家劳动时产生了变化。祖母认为我不走正路，不可救药。说到感情上，她心里还是关心我的，但是态度比从前冷淡多了，她总是对我说我不该这样，不该那样。
祖母和我的感情不光是变淡了，她甚至对我有些反感了。那时候我三十多岁，常喝点酒，她就说：“你又喝酒，家里过得啥日子！”当然，祖母也是为我和我全家过日子着想。那时候酒8毛钱一斤，可一个鸡蛋才2分钱，一斤煤油才4毛钱（那时候农村没有电，靠煤油灯照明，一斤煤油全家能用上一个月），火柴二分钱一盒。喝半斤酒，就相当于消耗了一斤煤油、20盒火柴，甚至是20个鸡蛋。在祖母眼里，我就是“浪子”，心中有些恨铁不成钢。但我那时候精神苦闷，我是借酒麻醉自己，借酒释放心情的愤懑和无奈。听到指责的话会更加重我不被理解的郁结心情，如果有安慰或是同情，心情就会舒畅。祖母还是爱护我的，但她不可能理解我的思想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