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小学在管理上秉承了传统色彩，但却摸索出了特色鲜明的方法。一些仪式还是挺重要的：每天早晨开早会，要升旗、放学前要降旗，学生值日……总之，这一套规矩还是挺严的。
值日生的工作体系比较成熟。按规定，身披特制绶带的学生是值日队长，一般由各个班的班长轮流担任；戴红袖章的则是普通的值日生。我曾经担任过值日队长，开晨会时整队，值日队长就负责喊口令：“立正”、“集合”等；课间时亦要时刻提醒大家遵守秩序，不能调皮捣蛋。
走马塘村同文小学
值日生是轮流制，每天一轮。现在学校仍保留这一传统，不难看出，这项活动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锻炼大家组织能力。在育人方面，同文小学的确别具一格。
此外，学校还设立了特殊的奖励制度，鼓励学生们提前到校，自觉主动地上早自习。老师手中有一张表，学生到校要签到，期末的时候，考勤成绩的前三名可以在期末的综合平分中加分，算作最终考核的成绩。
这项制度很有弹性，因为对偶尔晚到的学生几乎没有惩罚措施。但是迟到次数多了，老师们会以一定的形式实施处罚。我和妹妹都喜欢早到校，反正在哪里都要自习，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吧！
多彩的课外活动
抛开规章制度的束缚，课外活动引人入胜，儿童爱玩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体育器材中，唯有乒乓球台、铁环是公家提供的。其他的，如陀螺、毽子等基本上都是从家里带过去的。学校既没有篮球场，也没有排球场，我们就玩跳绳、踢皮球、滚铁环。
乒乓球无疑是课间最受热捧的活动。乒乓球和拍子也是自备的，球拍都是光木板的，比现在差远了。学校条件有限，台子少，所以快到下课时，我们就蠢蠢欲动，预备立即冲出教室抢台子，打个痛快。有一次还不小心把人家的乒乓球踩扁了。都是孩子，没有什么钱，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大家很友好，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发生冲突。最后，我们中的一个同学买了一个新的乒乓球赔给那个学生。
我们也参加学校演出，老师们组织大家跳舞、排练节目，表演给村民们看。我的个子虽矮，但模样清秀，一年级时就被挑中参加了舞蹈演出。在台上和小伙伴们傻傻地做着动作，虽然不懂得诠释美的表演，但应该也散发着童真童趣吧！
远足活动颇有益处，也就是现在的“郊游”。沿途不仅可以悠闲地欣赏美景，呼吸泥土花香的芬芳，还可以通过村民之口了解各地风俗。我们采杜鹃花，晒得口渴了，就到老乡的地里买水萝卜吃。现在品味起来，才感受到返璞归真的可贵之处。
走马塘是文明之乡，一般的学校对远足服装不作特殊要求，但同文小学规定学生一定要穿长衫。个人的精神风貌不仅反映出学校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穿着、言谈、举止，都成为了走马塘人的风范的参照。学校非常注重这些细节的处理，因此，只要我们一出去，人家就知道这是走马塘的学生去远足了。
途中我们会路过一座龙王庙。在乡下，天旱少雨就祭龙王。每个龙王庙的龙王是不一样的，那座庙的龙王就是一条断了尾巴的鳗鱼。关于断尾，有一个传说：一次，这条鳗鱼游到田埂中央，一个老农不小心用锄头把它的尾巴砍断了，所以龙王的尾巴就这样断了。
听当地人说，每逢请龙王时，只要敲锣打鼓，这条断了尾巴的鳗鱼就会在井里出现。人们见它出来，就将它请到缸中，大家抬着它到处游。请龙王是很隆重的，遇到大旱时节，甚至比结婚还隆重。有力气的在前面抬着轿子，后面跟着很多人敲锣打鼓，一齐敬拜龙王。
走马塘人世代重视教育，在那个年代，一所农村学校拥有如此多元的教育培养方式，实属不易。我在那里的时间不长，抗战胜利到武汉后，就彻底离开了。直到44年后回乡时，见到一份材料上写着：仅从1982年到1999年，光村里面考取大学的就有44个人。一个村几百户居民，竟培养了这么多大学生，的确值得称赞。我们这代人姑且不算，后辈中有好几人考取了清华大学，延续了走马塘人光宗耀祖的历史轨迹。
法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法汉小学
我在走马塘村和武汉之间断断续续地转过几次学。但在武汉，我一直都在法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法汉小学读书。
简 单 的 印 象
小学二年级时第一次转学来到这里，教会学校给我的感觉很新奇。校长、教导主任穿的都是黑袍子，戴着耶稣的十字架，严肃的面孔下却又洋溢着温和的气息，让人捉摸不透。
与走马塘同文小学比起来，法汉小学在教学方面更加规范化，每个班都有单独的教室，不会出现教室共用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异——法汉小学是一所男校。起初我对男校的生活状态稍感不适，毕竟在同文小学，习惯男女生在一起学习了。
这里是教会学校，但并不组织学生做礼拜。最不可思议的是校园里饲养着动物：回廊旁用结实的链子拴着一只大狗熊，看上去慵懒温顺；还有很多观赏性质的鼠类，但不清楚它们的品名。下课铃声一响，一大群低年级学生就从教室中蜂拥而出，奔向这些动物。虽然心中充满了好奇，但惧于个别动物的危险性，大家也只是兴高采烈地在远处观赏，不敢靠近。
我从宁波来，武汉话讲得不地道，因此语言沟通上有些困难。我能听懂同学们说的，课堂听讲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人家听不懂我的话，所以我在学校里渐渐地就不大愿意讲话了。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加之都是走读生，一放学就都回家，和当地同学们一起玩儿的时间不多。
二三年级的课程很容易，数学课尤为明显，好像一直让我们背诵“小九九”口诀。美术课倒是挺有意思的，课堂上老师们会画一幅示范图，我们依葫芦画瓢，画得像自然就是好作品。用时髦点儿的词汇来说，这种画法就是临摹，主要是为了学习技法，完全谈不上创造性。
抗战胜利后，我再次回到法汉小学，语言障碍依旧是大问题。当时学校有了童子军，我还当过小队长呢！职位相当于现在小学里面的少先队小队长——一道杠，负责管理十几个人做操等等。4月4日是“童子军节”，集合、举行仪式都是比较正规的。学校的衣服整齐划一，童子军的帽子、衣服都是统一的。当时童子军的领巾是用带有国民党徽章的夹子夹在上面就行，不像现在的红领巾，要打个结。
对于法汉小学，我的记忆仅留于此，也许是走马塘留给我的印记更加深刻罢了。
动荡的第二故乡
如果说，走马塘村是我的第一故乡，给了我无法磨灭的生动印象。那么，武汉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故乡，教会了我成长。
或许，小学时期，较之另一所母校——法汉小学，武汉紧张的形势在我的记忆中更为深刻。
原来汉口四明银行有职工宿舍，位于汉口现在叫宁波里的巷子里。我的老家在宁波，恰巧我在武汉期间，曾两次住在汉口的宁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