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我参加了“右派分子”言论的汇编工作，出了很厚的一本书；另外参加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编了两本书，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考文献》，加起来总共编了三本。
“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作情况
“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紧接着就开始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我在学校属于壮劳动力，那阵子在人大校门口，现在的“求实公园”里垒起了炉子大炼钢铁，每天大干到夜里很晚才收工。到了1958年11月，我们学校用“土法炼钢”，炼出的钢硬度不够，质量不合格，报废的钢锭堆在一个大教室里。
1958年国家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我在哲学系工会负责卫生工作，于是组织教师到东郊以及各个地方消灭老鼠，并检查各单位的卫生情况。
我们几次组织教师到东郊地里，把玉米秸秆搬开捉老鼠；早晨很早起来到房顶上轰麻雀；灭蚊的时候，我和学校负责卫生的同志把木柴、干草堆在学校空地上，晚上在上面撒上敌敌畏粉，把柴火烧着熏蚊子；在系里，对教师挨门挨户检查卫生，并把检查结果用大字报公布。另外，我还负责监督一个“右派”教师和本科学生到十三陵修水库，就住在十三陵附近一个村子里的老乡家，白天非常辛苦地到工地挑土、砌坝，一共劳动了两周。
除了参加哲学系一些具体的活动外，我还参与哲学系一些书籍的编写工作。1958年哲学系成立了“毛泽东哲学著作研究会”，我在研究会当秘书。那时候人大第一副校长胡锡奎任研究会会长，副会长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吴江。
秘书工作负责组织开会、回信，另外我还参与选编了《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文件汇编》这本书中关于“马恩列斯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达阶段论》”的专题材料。这本书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求，1958年出版后，在全国影响比较大。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哲学系组织了全系主要教师和即将毕业的哲学系本科生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一书，我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这本书是哲学系第一次自己出书，学校对此很重视，哲学系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编写。那时候我作为编写组秘书，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比如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具体事宜等，工作比较琐碎。书出版后取得了较好的反映，我也因为工作的努力和尽职尽责，受到编写组领导的表扬。
此书出版后，为了加强人大哲学系哲学教研室和人大出版社的联系，通过我牵头，哲学系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到出版社表示感谢，出版社主任和负责此书的责任编辑带领我们到出版车间参观。
“四清”工作概况
1962年到1964年这一段时间里，我抓住专业学习、专业写作的机会，进行哲学文章的写作，共编写出了六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若干问题争论的简介，另一篇是关于“质变、量变、部分质变”问题讨论的简介，还有一篇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若干问题的讨论，这三篇文章发表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当时这三篇文章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新华月报》还转载了这三篇文章。后来我们哲学系资料室三个人合作编写了《“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讨论》的日志文章。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全国都比较出名。另外我还编写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外部条件》、《一九六二年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的讨论》、《一九六三年辩证唯物论若干问题讨论（下）》，后两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1963年到1966年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时，我到房山区果各庄去了一个月。我们在那儿写了一篇《在实践过程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回来以后受到了学校的重视。回校后，在人大“四清”工作团总部召开的全体队员工作总结大会上，单独把这篇文稿提出来宣传，表扬了我们果各庄“四清”工作组。
1965年到1966年6月，我到海淀区苏家坨搞“四清”，负责生产工作。在工作中我注意观察和思考，提出了抓生产的七条经验，“四清”分团的团长郭影秋觉得我的想法很好，对我提出的七条经验比较赞同，特意让“四清”工作团其他领导到前沙涧工作队找我，听我介绍这七条经验。其中一条提出“在参加生产中领导生产，在参加生产中才能了解贫下中农需求，加强工作队和社员感情，具体了解庄稼长势，了解土壤适宜何种作物，更好地贯彻领导精神，避免官僚主义”，还得到系里的特别重视。
在“夜大”学哲学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非常重视专业和理论学习，当时学校把我留下来也是为了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不放弃一切可以再学习再进步的机会。1950年人民大学成立的时候，就设立了夜大，校长是党委副书记李新。夜大有四门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每门课程学习一年，共四年。
我也参加了夜大学习，其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都参加了学校的考试。政治经济学从1953年学到1954年，考得不错，当时是五分制，我考了5分。哲学从1954年学到1955年，辩证唯物主义考了5分，历史唯物主义考了4分。马列主义基础是我在教研室自学的，当时我们资料室成立了一个学习组，我是组长，王南同志指导我们学习，并参加我们小组讨论。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15章，每周讨论一次，基本掌握了其原理。
马列主义教研室刚成立的时候，中国教员给学生讲课之前，首先要听苏联专家讲一遍，然后中国教员根据苏联专家的讲稿回去整理、补充，之后再为学生授课。这是一个难得的与当时最先进的革命理论接触的机会，可以提升思想水平，所以苏联专家给教师上课时我都尽量去听。
另外，从1956年我到哲学系以后，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论。我参加的学习班是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班，由当时我系著名哲学家肖前教授授课，共九章。肖前教授讲课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把重点原理分析得十分深刻。我跟着研究生学习，一个星期上8小时课，用了半年时间学完。研究班的同学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或是专门搞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普遍比较高。
在夜大学习了哲学，在教研室又学习了半年时间，使得我把哲学理论专业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这样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以后的专业业务基本上都可以迅速掌握。
在人民大学成立之初，我就参加了俄语学习班，从此我对俄语的学习一直没有停止过，坚持了很多年。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讲英语，我就开始跟着广播从初级学起，坚持了三年，掌握了英语的基本知识。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学了书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这为我后来考职称英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申报副教授职称的时候，外语考的就是英语。英语考试由哲学系的系领导出题，题目是翻译英文版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段。由人事处监考，最后由我们哲学系一位教授来判分，他是英语专家。考试的时候我与别人不同的是，人家都考中级职称，我考高级职称，所以我的考试量比较大，最后延长了一刻钟我才翻译完。最后的成绩还不错。所以总体来讲，我会英语、俄语，后来常常看英文材料，对英语更熟悉，由此我的英语基础比俄语要好一点，但这些年因为不怎么用也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