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原本我该被调到铁狮子胡同4号苏联专家招待所后勤部门工作，该所领导早已给我透过口风，可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最后被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时人民大学有四个理论教研室：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史教研室。那时候哲学教研室和马列主义教研室在一起。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重点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各个系都有课，教研室的主任开始是艾思奇，后来是学校研究部副部长尹达，负责具体工作的秘书叫齐一，是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二十几个教员，我被放在资料室，资料室有两个人，另外一个人叫吴容，比我去得早。教研室负责全校的政治理论课，这门课是作为政治思想教育基础课设置的，各系都要开设。
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我的职务是资料员，主要工作是负责创建管理理论阅览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及时补充资料，组织辅导、辅助教学活动。
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时有5位苏联专家，一位是高尔尼洛夫，是专家组的负责人，一位叫阿芙捷义，还负责指导资料室的工作，一位叫莱米卓维，还有尼基金·依奥尼基。我的工作都是由阿芙捷义直接布置安排的，配合教研室的教学活动开展工作，专家让我怎么布置我就怎么布置，有些时候搞得很富丽堂皇，学校都觉得有点浪费。
人民大学在建校初期并没有统一集中的校园，校舍分散，其中之一在北京东四大街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1号，我们叫它“铁1号”。在那里一楼的小礼堂旁边的一间大教室里，我们资料室设立了一个理论阅览室。当时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教材的，共有15章，它简明扼要概述了联共（布）党从建党开始一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
每一章我们负责用图表、大事记、名词解释做出一个展览来配合教材的内容。当时的图表、照片、插图都是从中苏友协、北京图书馆、中央新闻图片出版社、解放军画报社等这些单位收集而来的，由于工作原因，我常在这四个单位间跑动。我记得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列宁》的画册，这本书很厚，里面的材料很齐全，我们挑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做了展览。
展览的照片按照章节进行布置，老师讲一章我布置一章，每一章配有八九张照片，每张照片都要配有说明，这些说明就由我来编写。写好后再把照片用镜框框起来，用钩子挂在墙上展览。学生来参观展览，可以使他们对课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学生有问题还可以提问，再由专家和教研室的老教员对他们进行一周两次的辅导。
我们的这个教学辅导展览室自1951年春天开办以来，各方面布置得都很到位，当时在学校开了先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学校的好多领导，比如副校长、教务长、各系的系主任都去参观，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算是学校里从直观的角度，比较形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搞得有声有色的一个理论阅览室。
另外，我们还为学生组织教学辅导工作。学生在学习或参观完教辅展览后提出向老师请教问题，我把学生的这些问题都登记下来存档。问题集中起来后就可以做归纳分类，然后请教师集体进行辅导。辅导的时候大教室对外开放，我们先发通知，学生可以自愿参加。苏联专家高尔尼洛夫、阿芙捷义，学校著名的老教员，像谢韬[3]、戴卓等都参加了辅导工作。
1952年我们教研室由我负责组织，在“铁1号”第九教室，举办纪念马克思诞辰134周年的展览。第一次布置后请了校长和教研室领导参观，结果领导看过后说布置得有些粗糙，需要重新整理。后来教研室动员全体教师参加重新布置，展览出来以后，在学校反响还是比较好的。
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1950-1955年）
后来我们又进一步在西部校区筹办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革命生平事业展，学校专门为展览做的展览架，占用了两个大教室。我负责搜集展览的内容，有文字、照片、善本书，加起来一千多件。当时我从人大的图书馆找了很多解放区出版的书，甚至还有一些是当年从蒋管区找到的，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书，这些书从封面看起来是言情小说，实际上里面写的是《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义论》，都是一些革命内容。
1954年教育部举办宣传介绍和总结人民大学经验的会议，由于我们的展览内容丰富、规模大，当时在学校里影响比较大，甚至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参观的人数也比较多。全国教育系统单位、学校、参加经验交流会的代表和各级领导人士都前来参观。
1954年冬天，学校召开了全校资料室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专门介绍了我们展览室筹备的情况和经验，大家对此都比较有兴趣，评价也相当高。
在哲学系资料室工作（1956-1966年）
1956年到1966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自1956年起，人民大学又成立了几个系：哲学系、历史系、新闻系。这些系原来是学校直属教研室，哲学系当时的系主任叫何思敬，他当过毛主席的法律顾问，是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副主任兼总支书记是齐一，副主任还有方华、尹明、马奇等。哲学系是人民大学主要系之一，学生人数最多，当时大概有1000人，1956年刚成立，第一次就招了7个班。
我在哲学系做哲学系资料员，具体负责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资料搜集、编写工作，同时也参加过招生工作。1957年人民大学单独招生，我和哲学系两位教师去江西南昌做招生工作,共两个半月。我们拿着校长吴玉章的介绍信找了江西省委，他们帮助我们安排了住处（八一大道江西医学院内）。当年的考试时间分别安排在6月和7月，第一次是自主考试，第二次是参加全国统考。考生比较多，多数报考的是新闻学系或哲学系，不过最后在当地只录取了3名学生。
1957年，在江西庐山参加招生 艾众（左一）与同事合影
参加“反右”运动
1957年根据中央指示，全党全国开展整风运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也投入到这场运动中，那时我正好去江西招生，回来的时候正赶上“反右”运动的高潮。学校正在对“右派分子”开展大批判斗争，批判“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工中划了三个“右派”，这三个人命运很悲惨，其中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哲学系的红卫兵打死了，还有一个被送到清河农场劳改，后来就死在那个地方。我们资料室有些人在“反右”运动以后被调走了。资料室的领导因为“右倾”也被下放，以致后来资料室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当时“反右斗争”对我国和各单位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在“反右斗争”中，确实有极个别人，借整风运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但是由此将“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误伤了很多人。在人民大学被划为“右派”的人不是个别人，很多单位都有人被作了政治处理，有的从领导岗位被撤下来，有的被调动了工作，有的被逮捕，有的到外地农场劳动改造，但是多数人还是留在了原单位，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继续被批判、监管。后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人被平反，又分配到领导岗位，恢复了原来的工作，不少人还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