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以后，她说：“我是吴雅香的孩子。”
“吴雅香是谁我不知道。”父亲不认她。
我妹妹很寒心，最后父亲对日本那个小妹妹说：“去，给你姐姐拿一万日元。”
妹妹说：“算了吧，我不要你的钱，我自己有，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东西。”她给父亲带的都是非常贵重的营养品，还有一些首饰。
她回来跟我们说了与父亲见面的情况。
因此，我对父亲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也是正常的。他没给我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给我带来的都是挂落（即牵连、连累），让我出身不好，我们“享受”到的全是最后的挂落。我没有感受过父爱，有时候感觉童年真是怅然若失，没有朋友，没有怀念，没有安宁，没有父爱，也没有温暖。
我对父亲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在这点上我感觉很遗憾。现在让我描述他的样子，我只能说印象中的父亲是很帅气的。在沈阳的时候，他做过一次报告，我去听了，他讲话的语调抑扬顿挫，虽然我没听懂他讲的内容，但观众都热烈鼓掌，可见父亲口才非常好。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太少了，总感觉我在追寻的只是他的影子，尤其到了我年纪大一些的时候特别想见他，有时候梦见父亲，梦里隐隐约约出现的是一个很帅的影子。
我的兄弟姐妹
朱迪生（右）五岁时和哥哥朱虹在吉林通化合影
我哥哥比我大两岁，原名朱骏生，言外之意是说我母亲漂亮，生下的孩子也好看，后来改名为朱虹。他从小就跟祖父祖母一起生活，所以在我们这些孩子中，祖父祖母更偏爱他。
弟弟比我小三岁，在通化出生，故名朱通生，后改名为朱青。我同父同母的妹妹现名朱丽生，她最早的名字是朱红鹤。姨母唯一的女儿本名朱红娟，1948年父亲离开她们时，她才1岁多，从此以后，她改了名字，跟姨母姓吴，叫吴苏。两个妹妹比我小很多。其实在吴苏出生前，我母亲还生了一个妹妹，本来她应该比吴苏小，可母亲早产，她成了吴苏的姐姐，可惜这个妹妹在两岁时不幸夭折。
辗转的上学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前，我们住在长春，当时长春是“满洲国”的首府。我在那里上了一所日本人创办的小学，进门要脱鞋，全都光着脚上课，如果在课间碰到老师从对面走过来，学生要站得笔挺笔挺地说：“老师好。”老师走过去了，学生才能活动。那会儿学了一点日语，现在只记得五十音。
我记得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是日本人创办的学校，所以中国孩子在学校里很受欺负，比如我们进走廊和教室前脱在门口的鞋就经常被日本孩子拿去扔了，根本找不回来。所以当时中国孩子特别恨日本孩子，大家相处得很不融洽。中国孩子也想报复，有时看日本孩子走过来，我们就藏在附近扔砖头打他们。我曾经扔过一个砖头打到两个日本孩子，砖头先打着一个日本孩子，然后掉到地上又弹起来打到另一个日本孩子。真打到他们，我反而有些害怕，我母亲跟我说：“你不要惹他们，那是惹不起的。”我再上学时成天提心吊胆，好在那次他们没看见是谁扔的砖头。
童年中关于东北的记忆是非常模糊的，由于我家流动性大，我已经记不得我上过多少间小学了。只记得在长春上学时的一位廖姓同班同学，那时他家就在我们家附近，早晨我去找他一起上学，看到他家早饭总有大米粥。我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差，但也算不上非常好，看着人家早上喝大米粥，我特别羡慕。看来他家也属于国民党那派，因为他说他父亲跟他提过美国，从他这里我才知道有美国这个地方。他年纪很小，但思想很进步。
到了北京之后，我才真正比较清楚地记得一点事。1947年下半年，祖父在西四附近给我找到羊肉胡同小学，我在东北时上过三年级，到北京想直接读四年级，我按照学校的要求参加了入学考试，成绩还不错，于是我被录取了。在这所学校学习的感觉很好，我念书还是很用功的。
从羊肉胡同小学念完书以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了危机，适逢辽沈战役，父亲的工资不能马上邮寄过来，只能靠祖父的猪鬃生意维持家用。他有的时候也在白塔寺的马市桥兑换大洋，把手藏在袖子里商量价钱。今天大洋贵了，卖了多赚一点，明天便宜了，就少赚一点。我见过祖父和别人交易，两人在连袖里面捏手指头，别人看不见，他们在袖子里面谈妥了就交易，谈不妥就算了。祖父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喜欢抽大烟，这必然会把家毁了，在我小学毕业之前的生活是靠他这点收入维持的，后来他一直抽大烟，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
我们刚到北京时先是在马市桥租了一间房子，住得还不错，可能后来家里负担不起房租，就转而搬到翊教寺附近的翊教胡同，这个胡同相当于贫民窟，房租很便宜，房子很破，搬到这儿以后我们还在这条胡同里相继搬了两次家，住的地方越来越差，越来越小，可见这时家里已经没钱了。
母亲一个人带着哥哥、弟弟、妹妹和我，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的祖父、祖母。祖父还能出去挣一些钱，但那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上学也很艰苦，1948年搬家以后我从羊肉胡同小学转学到北京西城后广平库的后广平小学，后来有人管这个学校叫后库小学，它离我家所在的翊教寺较近，当初根本没有选择好学校的概念，哪里近、哪里便宜就去哪里上学。
这段日子里倒没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我学习成绩不错而且还有了一位保护人。班上有一位学习不好但打架特别厉害的同学，老师让我给他补习数学，他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他就跟别的同学说：“谁也不许欺负朱迪生。”其实当初我在班里是一个比较懦弱的男孩，没人欺负我就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人。
在后广平小学上学这段时间，一直上到1951年7月我小学毕业，中间经历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北平解放。
当时我们住在西直门翊教寺附近的翊教胡同，虽然当时我不懂政治，但我知道国内在打仗，国民党有时候也满街满院地搜查，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晚上国民党在西直门城楼城墙上的大炮快速地往外打，但城里从未受到过袭击。我感觉北平很安全，但是当局规定任何人不得出城。
第二件大事是1949年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家里不让我去，但我还是偷偷地去了，想看看热闹，当初马路没有现在这么宽，天安门广场也没有现在这么大。
开国大典的时候我站在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位置，我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时我年纪尚小，只觉得非常热闹，至于各党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一点，共产党是打国民党的。所以我父亲是被共产党打跑的。
说老实话，要是后来我能见到父亲，我一定要做他思想工作：您还是投奔共产党吧。如果父亲是共产党，我们全家也不必遭受之后不公平的待遇了。
三年童工生涯（1951-1953）
因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我便去工厂做了三年童工，期间所闻所感更坚定了我继续上学的决心。我通过努力争取，终于重返校园，后全家迁回东北，留我一人在北京读书。这段时间，不仅培养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我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与师长的多次谈话更坚定了我今后从教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