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的年代
生不逢时的出生年代，使我从幼年开始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父亲为了工作到处奔波，没有精力照顾家中双亲和妻儿，我没有感受过父爱，有时候感觉童年真是特别的怅然若失，没有朋友，没有父爱,没有安宁,没有怀念，有的只是睡梦中父亲模糊的影子。
我出生在一个很寒冷的日子——1936年11月24日，那天恰好是阴历十月初一（阳历日期为身份证上的日期，公安局登记时有误），谓之“寒衣节”，特别注重祭奠先亡之人，民间更有“十月一，鬼穿衣”的说法，可见这时的天气已经非常冷了。祖父说我生不逢时，不仅是时间上的不逢时，而且母亲曾给我讲过，我出生那天，父亲在外忙于工作未能回家，她正在家中做家务，感到自己临盆在即，还来不及躺到床上就将我生在了屋子里的地上，所以母亲给我取名为朱地生。祖父说这个名字太直白也不雅致，别人一听就能联想到名字的来历，后经家人商量，将“地”改成谐音“迪”，名之朱迪生，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我出生时的社会环境很混乱。自1931年始，日寇侵占东北，在此掠夺大量资源，其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丧心病狂，培养细菌，毒害东北人民，尤其在齐齐哈尔投放了很多毒气弹。祖父有四个兄弟，他排行老大，二祖父、四祖父就是因感染鼠疫而不幸去世的。当年整个东北几乎全被日本人占领，抗日民主联军在山林地带抵抗日寇，虽然军队不多，但士气十足，令日本人既仇恨又恐惧。
当时东北已被割据成好多个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也在那里安营扎寨，当时东北地区土匪盛行。我老家原在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旧称开通，由两个县合并而成，县内有若干内蒙的旗，那里就是典型的土匪窝。我们无法给当初的土匪进行明确的定性，他们有抗日的一面，也有欺压百姓的一面。总的来讲，这时候的东北局势非常动荡，百姓不得安宁已经多时，所以祖父说我生不逢时也是可以理解的。
祖辈的故事
祖父是我们家族里的“异类”，在老家的族系里是最任性的人，他不按族规和老规矩办事，脑筋也比别人灵活得多。他还是最早离开老家的人，而我二祖父、三祖父、四祖父一直留在老家，一辈子从未出过远门。祖父离开老家之后第一站就到了吉林省通化市，他从别处雇来一些木匠在通化开了一间木匠铺，铺子不大，但生意还算可以，因此，可以说他也应该算是个小资本家。他没出来做小生意之前，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农民。
祖父就是靠经营这间铺子把我父亲养大，供父亲读到大学毕业的。祖父思想很开通，我父母的婚姻不存在家庭包办的因素，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意志的结合。母亲和父亲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她没上过学，而我父亲是东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按现在人的说法两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称不上门当户对，但是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她不仅性格温和，而且非常贤惠，父亲当然愿意娶她，母亲也愿意嫁给父亲。在他们一起生活的十几年里，我未曾听他们争吵过。
祖母是祖父的续弦，可她不能生育，所以终身无子无女，这令她更加喜爱小孩子。我哥哥刚出生不久就被她执意抱去抚养了，这样一来，本是家中次子的我却成了家里的老大。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并没有挨饿受苦的印象，这多得益于祖父所开的木匠铺，铺子里的生意还不错，可以维持家里基本的生活开销。对祖父家留下最深的印象是祖父养了很多很多的鸽子，我哥哥用鸽子孵过鸡蛋，据说这样孵出来的小鸡特别听话。晚上，哥哥让小鸡跟他一块睡，它就真的一动不动地卧在他身边。
祖父这辈子只有两个孩子——父亲和姑姑。我姑姑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她非常有主见，脾气反复无常，性格强悍。父亲曾给她在哈尔滨开的助产院投资，后来俩人因为钱的关系吵得很凶，所以，他们兄妹俩的关系一直很不好。
目睹战乱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日本马上要投降时，我亲眼目睹了美国飞机轰炸长春的场景。当防空警报被拉响时，我马上带着弟弟钻到桌子底下，让弟弟在最里面躲好，我在桌子上面盖一层棉被，躲在底下。有时候，我在桌子底下听见外面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射击声，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就将被子掀起一道缝隙透过屋里的窗户向外看，一连几次都看到炸弹爆炸、火光冲天的景象，屋子被震得嗡嗡直响，再往天上看，确实有飞机飞过，现在我分析那种飞机可能是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
日军用高射炮频频射击美军飞机，战况随着炮声愈演愈烈，我在向外观望的时候发现日方发射的炮弹在离美军飞机还有一段距离时就已经爆炸了，可见日军的高射炮射程不足，根本达不到美军飞机的飞行高度，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该投降了。
日本投降那天，父亲带着我到长春的一个教堂去做礼拜。他是天主教徒，经常去教堂祷告，当然那时我对宗教信仰并无概念。有时教堂会发一些糖和点心，这就是我愿意与父亲去教堂的原因。父亲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教堂外的院子里和其他小孩一起玩游戏，不幸的是那天我的头被一个小孩扔到树上又掉下来的砖头打破了，直到现在额头上还有一块疤，它的诞生和日本投降是同一天，也算是一个纪念。
我当时并不明白日本投降意味着什么，社会上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在马路上再也看不见日本人了。以前日本孩子总是欺负中国孩子，后来我们想报复他们的时候却连一个人也找不到了，甚至那些日本孩子的家都没人住了。日本投降后，中国孩子最大的感觉就是自由了，再也不受别人欺负了。
追寻父爱之路
我不清楚父亲娶母亲的时候是否已经大学毕业，也不记得父亲和母亲的生辰，我既没见过外祖母，也没见过外祖父，直到大学毕业了我才知道在老家还有个四舅，看来母亲应该至少有四个哥哥，母亲家的成分是贫农。
父亲大学毕业以后好像做过会计和财务方面的工作，他一表人才，很容易就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这导致了他的工作流动性非常大。父亲调到哪里，我母亲就马上想办法带着我们去那里找他。听母亲说，我是在齐齐哈尔出生的，可是我对那里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这点似乎能说明在我没出生之前，母亲就已经跟着父亲到处奔波了。
因为工作的变动，父亲几乎走遍了东北所有的地方。母亲带着我，后来又带着弟弟，沿着父亲的足迹去追寻他，我只有几个印象，但这几个印象就足以证明我们走过的地方之多。
当时东北是日本侵略者、土匪、抗日联军共存，我没亲眼见过他们之间发生的战斗，但是在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追寻父亲的路途上是需要过封锁线的，不过那时我还太小，具体的事情已经不记得了。
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地方是黑龙江省北面靠近俄罗斯的北安，它属于北边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在北安居住时，天气非常非常寒冷，外面简直是冰天雪地，出门前要戴皮帽子，穿很厚的衣服，还要穿东北的毡疙瘩，这种鞋子是用毛毡做成的，因为毡子耐磨性差，鞋底还得再打上一块汽车轮胎，既耐磨又防滑。
我也在哈尔滨住过，哈尔滨老道外很繁华，有很多俄罗斯式建筑。那时我姑姑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助产院，主要是帮助妇女生产。有时候我们会到她那里住上一两个月。当地俄罗斯人很多，所以很多物品都用俄语来说，比如盐在那里就叫“奢哩”，面包叫“列巴”。哈尔滨受俄国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