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夏开始，河南发生大旱，夏秋两季大部分地区绝收。大旱之后，又起蝗灾。据老人们回忆，蝗群飞来，遮天蔽日，轰轰作响，树叶庄稼，一扫而光。人走起路来，一脚踩下，一群蝗虫轰地飞起；抬起脚来，又落了一地蝗虫。掀起锅盖，落下一锅蝗虫；盖下锅盖，蝗虫又飞起一群。景象骇人听闻。饥荒迅速蔓延。先是断粮，然后树皮草根也被吃净。当时音信断绝，父亲不能及时知道家中情况。他曾托人（其中一人还是亲戚），两次给家里捎钱，不料危急时刻，人心难测，他们竟昧着良心，据为己有，而且也不回个消息。父亲以为所捎钱银不少，家中不会有大碍，结果铸成大错，奶奶被活活饿死，死后仅以一张蓆子裹身草草埋葬。随后大娘带着两个女儿离家逃荒，再也没有音讯。几个月后，父亲才从逃到西安的乡邻那里知道了家破人亡的真实情景，悲痛欲绝，数次昏死过去。父亲多方寻找两个女儿，只到解放后的60年代，才有了下落，得知当年在去怀庆府要饭途中，有人把两个女儿拐走，并当着她们的面，把她们的妈妈推到沁河中活活淹死。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害殃及河南一百多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百姓，有300万人饿死，300万人西出潼关沦为流民，途中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不计其数，真正是呼号连天，饿殍遍野。
在滚滚西去的逃难人流里，也有我母亲一家。母亲也是温县人，家在我们徐吕村正北10里的西冷村，也姓郭，也是普通的庄户人家，只是家中房产、土地比我家稍多一些。母亲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家中平时日子就很窘迫，面对大灾，同样无力抵御，外公只有携家带口外出逃荒。由于有老有小，人数众多，根本挤不上火车，只好沿陇海铁路步行。当时已入冬季，气候十分寒冷，一家人带着简单家当，餐风啮雪，跟随着逃难的人流，一路西行。当时小舅小姨幼小，就由外公、大舅用箩筐轮流挑着。上千里的路程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鞋子早已磨破，脚掌血肉模糊，终于来到西安，蜗居在租来的棚户里，靠打小工、拉车、捡煤核儿，过着非人的难民生活。父亲失去亲人约有半年，有好心的老乡撮合父亲和母亲缔结成姻。双方既是同乡，又是同姓，更有背井离乡的落难命运，似乎是前世注定，于是顺利地结合，从此，两人终其一生，相扶相携，患难与共，像千百万中国的普通夫妻一样，为了养儿育女，为了家庭和儿女们的幸福与尊严，世俗而又高尚地活着，平凡而又感天动地努力着。
父母，从悲惨世界走来
由于长期孤身在外奋斗，世道艰难，特别是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沉重打击，父亲当时身心疲惫，万念俱灰，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父亲身心才逐渐得到恢复，家里的生意有了起色。生活平静而温馨。一年后，我姐姐出生。姐姐两岁多时，我来到这个世上。对于一个年已48岁的男人，有了一个男孩，自然大喜过望。父亲做了三件事，一是为我的满月和周岁举办了较大的庆贺；二是在人间和天上分别给我找了个干爹。当时西安有个吕祖（即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庙，据说有求必应，十分灵验，父亲到那里举行了庄重的仪式，把我过继给吕祖老爷，祈求吕祖保佑我平安吉祥，并且许愿：在我12岁时，以一只全羊还愿；第三，戒食鸦片。父亲以坚强的毅力，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吸食一口鸦片。
正当父亲和母亲享受人生从未有过的温馨和满足的时候，一场无妄之灾突然从天而降。在我一岁零两个月时，父亲作坊里的一个师傅，在外边买卖鸦片，被警察署抓获。情急之下，他攀上了我父亲，说是为我父亲所买，其意是想利用我父亲的社会关系，化险为夷。新来的警察署长不经核实，决定拘捕我父亲。那天恰逢父亲外出到灞桥办事，闻讯后不敢回家。母亲匆忙收拾一些东西，带着我和姐姐，与父亲在火车站会合，坐上火车，一路向东逃到了郑州。安顿下来后，父亲便抓紧筹备，打算重新开张做毛笔。当准备即将就绪时，我家居住的地方突然发生了大火。除了抢出一个小皮箱，我家的所有东西付之一炬。正在无奈之下，老家传来解放和土改消息，父母欣喜无比，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很快回到温县老家。对于离乡多年的父亲，家乡的一切恍如隔世。我家的祖屋已完全坍塌，院落一片破败，唯有父亲曾经种下的一株香椿树、两株枣树、几棵榆树，高大了许多，也成为我家当时仅有的财产。农会热诚欢迎父母归来，并为我家分了三亩多地。一位族叔伸出援手，把他家的三间街房借给我家（其中近一间为过街大门）。何曾料想，这一“借”就是22年，直到1970年我家盖了自己的房子搬出为止。
饥饿，曾经是我家生活的主题
在生活渐趋稳定之后，农闲时节，父亲重拾旧业制作骨梳等工具，并请了三四位师傅，在邻居一间闲置的厢房里生产毛笔。家里渐渐有了积蓄。1953年，父亲倾力买了几亩地，孰料仅种一季，第二年农村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互助组要升级为合作社，我家所买的土地全部入了合作社，私人从事手工业也受到限制，全家只能靠挣工分生活。1949年、1954年二弟、三弟分别出生，家里吃饭的口增多了，干活的手却没有增加。尤其是母亲，在生了我二弟后，得了脾脏肿大病，行动不便，农田的大活基本不能再干。
全家仅靠父亲一人干活，挣到的工分在生产队里总是最少，分到的粮食自然也就最少，成了老困难户。家里很少有存粮。一到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吃饭就成了问题。在大饥荒来临的1959年之前，我家就闹了至少两年饥荒。榆叶、榆钱、柳叶、红薯叶、野菜，都曾是我家做饭的材料。特别是1957年，到了生产队的小麦分下来前二十来天，家里已完全断粮。不得已，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到舅母家住了一段。那时外祖父、外祖母已经去世，大舅父、二舅父在西安工作，大舅母、二舅母在老家并生活在一起，舅父们的家境比我家好了不少。母亲为人自尊心很强，那次却多住了一些天。临走时，母亲比较委婉说了说家里的困难，可能是舅母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没有给母亲几斤粮食。等走出村外，母亲坐在野地上痛哭一场，姐姐和我也哭在一起。那年，在老家的二姨妈给了我们一些粮食。本村一位叫郭大顺的远房爷爷，把轧豆饼余下的豆皮和豆渣，给我家一些。豆皮豆渣和着野菜、树叶，可以充饥，当然不能多吃。等小麦收割后，父亲带着我和二弟就到处拾麦子，最远时跑到十多里远的黄河滩。回家后，搓下麦粒，在石磨上磨碎，打成面汤，加上野菜，就是一餐。
1958年秋，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对于其他家庭，可能有些疑虑，但我家却是真心拥护。食堂开办的前半年，那是敞着肚皮吃饭，好不爽快。不过半年吃掉一年粮，加上青壮年都到太行山大炼钢铁，田里缺少劳力，秋季虽然大丰产，却没有大丰收，致使食堂很快陷入窘境，饭菜质量每况愈下，并且开始定量。但由于产量严重浮夸，上面征购的数量不断加码，下面很难完成。于是有人说，农民隐藏了粮食。1959年秋后，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搜粮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生产队成立了由民兵、先进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手持铁锹、钢钎等工具，挨家挨户搜粮。这些人在地上捅，在墙上捣，从声音判断有没有打洞藏粮，同时把炊具砸的砸，收的收，有的灶台也要捣毁。后来集中开会，把搜出的粮食进行展示，真是“战果辉煌”。有的家在灶房的风箱里藏着粮食，有的家在墙上诸神挂像后开洞藏有粮食，有的家在院子里挖坑藏着粮食，更奇的是在村外一块田地里挖到了几袋粮食。当时还没有塑料，几袋粮食外面由多层油布包裹。人们惊诧不已，想不出这种“情报”是如何被生产队掌握到的，同时议论纷纷，猜测是哪家埋的粮食。一般的指向，是家底比较殷实的几户人家。当然，始终没人承认是自家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