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担任通讯员期间，适逢解放太原前夕。此时，区公所根据县政府下达的命令，要求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粮草，组织物资，为前线的战争做充分的后勤补给。战争期间，国难民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能吃上饱饭的都是少数，但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我们也只得动员老百姓把自家能够拿出来的东西全部贡献出来，如把自家的木门卸下来，用来做前线抬伤员的担架；将为家中长者准备的棺材运往前线，用来埋葬在战争中死难的战士。
当时区公所的任务会视具体情况进行分配，不分职位的大小，每个人负责一个村子，当时分配给我的是距离县城不远的沟南村。17岁的我根本不会使用武器，但还装模作样地腰系一条皮带，挂着一个日本手榴弹，身上还背着一把日式小马枪，自觉威风凛凛，但现在想想也不禁后怕，万一当时擦枪走火，后果真是不堪设想。2000斤谷草，还有几副门板，是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到了沟南村，我直接找到村支部书记和村长，向他们说明由来，希望他们配合组织的工作。我说：“这是艰巨的任务，用来支援前线，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动员！”我说得很诚恳，而且那时的村干部与群众都很配合，没有让我在来村子开会、监督任务进度时遇到什么困难。我深深感到群众的配合，他们是多么的亲切与可爱。
傅作义部队被改编，参加解放太原
支援前线、组织民兵给上前线的士兵送水、送粮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解放太原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便把傅作义的部队编入解放军体系。解放太原的军队中有一部分是从北平步行经河北、山西代县、五台到前线的，部队前一段是解放军，中间是傅作义的起义部队，后面又是解放军压阵，算是对部队安全性的保障。
部队在到达五台县时，当地学生群众和部队的宣传队在周围打着竹板，嘴里不断地说唱着：“打下太原美名扬，美名扬！”但是傅作义的起义部队路过时，往往得到的却是对国民党的一片谩骂声。我们这方组织村干部、村里的妇女同志和儿童团欢迎部队的到来，送水、送食物是为了团结军民关系，但人们对原属于国民党的傅作义部队却没有什么好感。
夜晚出行，要等口令
在区公所工作时，区公所干部基本上一个星期要出去两三次，到了晚上还要负责帮助检查村落的安全，像抓坏人或是搞其他的治安工作。那个时候我们晚上若是没有得到口令，是不允许出去活动的，这个口令是我们晚上活动的唯一安全保障。
口令一般是从上面的领导机关传下来的，每天更换不同的口令，比如今天晚上是“抽烟”，我们得到这样的口令后，才敢继续晚上的活动。晚上的路上没有灯，只靠我们摸黑一步一步地走，不时就会从远处传来一个声音：“干啥的？口令！”这时我们就会答道：“抽烟。”以此来说明都是自己人，但若是即刻答不出来，对面就会朝天鸣枪，以示警告。
其实这样做都是为了自身与村子里群众的安全，若是遇上国民党特务偷袭村子，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所以大家每每在这个时候都特别警惕，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
维护治安，夜抓小偷
这期间虽没有发现什么特务，但小偷的事件还是发生过的。记得有一天，沟南村村民反映近来有小偷，还说可能藏在离村不远的山洞里。一天夜里，区公安员与我一同去山里寻找，果然发现有一个山洞！正当我想进洞查看情况时，走在后面的公安员一把把我拉住，表示怀疑洞口埋有地雷。借着手电筒的光，经过一番排查后，公安员果然发现了地雷，解除之后，我和公安员才迅速潜入山洞。
进洞后，我们发现那个小偷是个小个子的青年，年龄不算大，但身手却很灵活，山洞里的赃物几乎堆满了。公安员与我即刻把他五花大绑，带回去审问。村里的人还牵来了一头毛驴，把这个小偷的赃物全部运到了区公所。
整整审讯了他一个晚上，区长、武装部长、公安员和我给予小偷一定的惩罚，但小偷似乎不吃我们这一套。看着拿着皮带的我，他没有什么害怕的样子，一句话都不说。直到公安人员的一声呵斥，而且用皮带狠狠地抽了起来，小偷才算是泄了气。后来，小偷被用绳子在柱子上绑了一夜，第二天由我亲自将他押送到县政府看守所。
镇压反革命，维护新政权
1949年11月，我被调任县政府担任文印员，至1950年10月兼任收发员，这一切顺利得让我有些意外，但是渐渐地，我也觉得这是对我努力工作的肯定。时间到了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当时每镇压一批反革命都需要发布相应的布告公示，物质匮乏的时代，印刷只有油印，即刻蜡版（将专用的蜡纸放在有小坑的钢板上用铁笔写），当时我就负责这个工作。
1951年2月26日，王承图在五台县政府留影
油印纸一般只有8开大，但布告需更大一些的纸。要用4张8开大的纸分别刻印好，在粘贴时对接成一张大布告。我刻布告字迹时，一般用三角板比着刻宋体字，因为宋体字在字形上显得清晰且大一些。刻蜡版是一件复杂费眼的活，需要特别细心、认真，不能有半点差错。
当时国家的中心工作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各级政府必须认真执行，对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严惩不贷。被揭露出的反革命分子（也就是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干过坏事的人，以及非法邪教一贯道的头头等）要被带到区公所驻地执行死刑。五台地区没有汽车，交通多靠铁轮马车，全县8个区需要8辆马车。这些运载反革命分子的马车要在同一天出发，每车少则一二人，多则六七人。
运动中最大快人心的，当属原五台地区国民党警备队队长胡秀恩被绳之以法。记得枪毙胡秀恩那天，县长到三区——胡秀恩的家乡亲自坐镇，亲眼监督枪毙胡秀恩的现场，算是给了当地百姓一个交待，为被他残害的革命烈士报了仇。
为发土地证，加盖政府印
我在县政府工作可以说是身兼数职，既是文印员，又是收发员，特别是收发员的工作，负责县政府印章的保管与盖印。记得县政府的印是铜制的大印，七八厘米见方，上面刻有“五台县人民政府印”的字样。
政府为了贯彻国家土地改革政策，给全县各村每户村民颁发土地证，一式三份，分别由农户、县政府和区公所保存。这是一件繁琐的活，需要在每一份土地证上盖上县政府的大印，是由我们几个文印收发员一起完成的。记得那时我们白天黑夜轮流不停地盖印，着实把手都弄肿了。
同时，土地改革也牵涉到我家，因为是“破产地主”的成分，所以在运动中，我家的土地被分了部分出去。当然，政府也给我家留下了一些土地、房屋，并发放了土地证，所以我们并没有怨言，认为政府这么做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党是真正为民着想的。
经过一个多月，盖印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们几个人轮流加班，工作效率十分高，受到了县政府领导的一致好评。我也因此再次得到了升迁的机会，1951年9月，我调到五台县委宣传部，成为了一名干事。同年冬至，我与妻子史银凤喜结连理。
二狗负气，寻了短见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高潮前夕，县委办了一个为期15天的短期党校，专门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即让农民充分认识到土地改革的好处以及搞好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当时党校的负责人只有两人——我与宣传部部长。他总负责与讲课，我则负责具体事务及记录。学校使用的房子从西关村农户家借来用，15天集中一部分村农会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吃、住、学全部集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