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年代，让我们知道生活的不易是多么的现实与无奈。
为换军资，倡种大烟
五台县重获解放后，县内虽是一片欢欣鼓舞，但长期的战争消耗已经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贫苦，物资缺乏。可临近的省城太原还未得到解放，八路军仍需要大量的军用物资充实部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八路军只得号召五台县的老百姓种大烟，割取的大烟统一收购，以此从阎锡山的控制区换取武器、药品等物资供应战场。
阎锡山的部队属于“地区草莽”，国共对峙期间，他只是占据地盘，与双方都做生意。共产党通过地下工作，送去大烟，以此换回枪支、子弹和药品，也不失为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有效做法。
当时我家中的经济也甚是拮据，而割大烟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所以我便趁着学校放假的空闲，包了两亩大烟地做割取乳汁的工作。大烟所开出的花称为罂粟花，开花时异常芬芳美丽，令人不忍采摘，直到罂粟蒴果中出现乳汁才可进行收割。
用手把约乒乓球大小的蒴果上下抓住，用锋利的月牙刀子转着从中间划一道缝，就可以看到有乳白色液体顺着缝流出。这时手一定要拿稳，转圈的刀口不能相接，否则割完后第二次就不会再长出乳汁了。若是割得好，就能一日日地连续收割数次，这样收集到的乳汁就多了。乳汁从蒴果中流出来，后边会有一个人紧跟着，用手指一抹，将乳汁刮入一个小桶里。其实割大烟主要就是收取蒴果里面的汁液，这是做大烟的主要原料。
“割”是个技术活，既不能割透，也不能割不开，如果在割的过程中把蒴果皮割透，那么乳白色的液体就不会流出，只有不深不浅地割才能流出乳汁，后边的人才可以顺利地把乳汁收好，这称为“割大烟”。
但是割大烟的活我只干了一年，因为人民政府只让种了一年，当时有的割大烟的人会把果皮上留下的一层黑色痂子刮下来，然后放进烟袋里抽。正因如此，很多人都上了瘾。那时我年龄也小，看着大人都热衷于此，也抠了一点用烟袋试一试味道，没想到仅仅20分钟的工夫，我整个人就变得异常兴奋。我马上感觉大烟真不是一个好东西，立即停止了尝试，扔掉烟袋，再也不敢碰它了。
参加斗地主，农民分浮财
在担任儿童团团长的过程中，除了站岗放哨外，我还会进行游行、训练等活动，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斗地主恶霸”，配合农会清算斗争的事情。
早年祖上传下了一些家财，但在战争年间早为躲避祸事而花费干净，家族落魄，平时日子已抵不上普通人家的水平，可仍被划为“破产地主”。多亏父亲精通医道，村里二百多户人家几乎没有没请过父亲看病的，所以在村里父亲还是很受尊重的。这也是村里人不斗争父亲的原因。
加之我身为儿童团团长，工作尽职尽责，所以家里才避开了这一劫难。但旁系的堂叔一家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堂叔不忍遭受日本兵的凌辱早已上吊自杀，堂婶和比我小4岁的堂妹也饱受煎熬。记得斗堂婶时我也在现场，堂婶被斗得不能站立，堂妹被头朝下吊到梁上，直到没有什么生命迹象时，批斗她们的人才罢手。我在其他人都散去之后，偷偷地把堂妹背回我家，让母亲照顾她。但随后我又把这一幕编成了活报剧，在村里广泛演出。现在想起来我有些“无情”，也很违心，但面对当时的局面，我又能如何呢？正是因为我没有干预群众对堂叔家的批斗，才会受到农会的好评：“这个娃表现好，虽然是破产地主出身，但也是好样的！”
清算斗争中，村里被斗的地主很多。当时只要成分被划分为“地主”的，无论从前德行如何，第一步都必须“分浮财”，即把地主自家的东西，如粮食等，拿出来公开分给贫下中农。记得有一次，全村的贫下中农一同集中到村里我王氏的古宅院（曾祖父所建）里大聚餐，主食是五台县的油糕，配上了些肉菜。村干部因为我父亲名声好，还特意端上了两大碗让我拿回家。现在想想，那是我当时认为最香的一顿饱饭。
阎锡山制造“东冶惨案”
五台县解放后，被分为8个区，我所在的村属于一区，而发生惨案的东冶则属于四区。
当时东冶的西北部有一座山叫磨子山。有一天晚上，区公所所在地东冶镇举行庙会，人们正在看戏，没想到，阎锡山部队中一个排的士兵身着便衣从磨子山上下来，混进了区公所，拿着枪一下子就把区公所里大部分干部枪杀了。第二天，在东冶的东街上，赫然放着一排棺材，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五台县。
人们心中纠缠着复杂的痛与怕，一是担心阎锡山的部队再次折返回来，二是惋惜那些死去的区干部，他们都是一心一意为民工作的好干部，可他们就这样去了，着实让五台县的百姓万分难过。
那时身为儿童团团长的我，带领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内心的忐忑与不安，现在回想起来仍是记忆清晰的。
门口画黑点，院门分阶级
五台县解放初期，正处在“发动群众阶段”。那时全村所有住户的院子门口右边的墙上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手绘的标记。若院子里住的是八路军家属或是贫下中农，那么就用一个红色的点画在墙上；烈士家属用红点黑圈表示；阎锡山部队的家属用黑色的点表示；地主富农则用灰色的点。
村里所有的标记点基本由我来画，当时我在自家门口的墙上画的是灰点，农会干部都表扬我大公无私，而我也挺起小胸脯，骄傲地笑起来。
破除迷信，夜抓巫婆
小时候我的想法很直接，认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且错误在我的眼中是容不下的。
记得那时，我的一位远房侄媳妇，虽然家里的成分是“中农”，但她还是被村里的人推举为村妇女干部，带领大家搞妇女工作。身为村干部，她自然应该思想积极向上。但未曾想到的是，平时这位女干部告诫村民要破除迷信，不要走旧社会的老路，可轮到自己身上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的家人突发疾病，高热不退，急得她在晚上就把“去咒驱鬼”的巫婆请到了家里。但事情终归是暴露了，特别是晚上巫婆在她家又跳又唱，吵得乱哄哄的。
我听说她竟然干出这种迷信的事情，顿时脑袋一热，对着身边的小伙伴慷慨激昂地说道：“她身为村干部竟然迷信！咱们快去制止她！”于是，我拉上几个小伙伴就闯入了她家。
当时我们“嘭”地一声就把她家的大门踹开了，她好像心虚了一下，“哎呦，哎呦，你吓死我了！”她边抚摸着自己的胸口，边瞧瞧后面跟来什么人，看看状况还算安全，便走到我面前说道：“叔叔你这么个大黑天儿地来，吓死我了。我保证不干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我义愤填膺地回答：“你这是搞封建迷信，我能不管吗？”
她好似被我冲撞了，看看月色缭绕的深夜，也确实不想把事情闹大了，毕竟她是我侄媳，又是村干部，于是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不要说了，我不迷信了。”她走到巫婆面前不知说了什么，巫婆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屋子。
看着她抚摸着自己家中的病人，我的心也跟着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