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案厨师崔师傅身材不高，但有一个绝对堪称“腐败”的肚子，穿上西装猛一看挺像个什么高官。一次进修生张正中要出去办事，他非要陪同（说实话，这几位厨师一天到晚关在家里，也的确够闷的）。加上司机一行三人办完事来到荣军博物馆。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一抬手把车拦下，大概是看到车上挂的是外交牌照，便客气地问车上坐的何人。张正中灵机一动，答曰：“部长”。法国警察听罢“啪”地一个立正，也没敢问是哪国的什么部长，用标准的军礼把我们的厨师崔师傅迎进了大门。
崔师傅还闹过一些笑话。例如有一次他和我们两个同学一起乘坐地铁，车厢里人很多，一上车就挤散了。崔师傅心中发慌，便做出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决定——擅自下了车，还从地铁站跑上了地面。我们的同学发现崔师傅不见了，连忙乘反方向的列车回来找，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只好气喘吁吁地回到大使馆“报案”。不料一进门却见崔师傅正悠闲地坐在大厅里抽烟。原来崔师傅自有他的聪明之处：他在街上等了一会儿，就过来一辆出租车。于是崔师傅从怀里掏出护照朝司机面前一幌，司机便心领神会地直接把车开到中国大使馆。崔师傅如久别亲人一般向使馆奔去，却听身后喇叭声狂叫不止，原来还没有付车钱。
崔师傅有时也会冒点儿坏。比如在新年联欢会上，大家都要表演节目。轮到他时，他居然唱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俺是个公社饲养员》，一下子把我们大伙儿都骂了。
和我们四十多人一起来的，还有21名进修生，都是国内大学法语本科毕业，除了一两个人和我们住在一起，算是帮助安排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外，大多数都直接进入了法国的大学，住在大学宿舍里。他们中有一些年岁比较大的，原来就属于“调干生[11]”。印象比较深、后来还有过联系的有张正中（外交学院教授、系主任，已退休）、顾良（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译审）等。
我们在国内都没学过法语，只是在集训班上由进修生临时编了几十句常用会话，如“早晨好！下午好！晚上好！你好！再见！你叫什么？我叫张正中。你多大了？我19岁了。你会说法语吗？我只会一点点。你从哪里来？我从北京来。”另外就是法语中R的特殊发音，叫小舌音，每天漱口时都要坚持练习。所以我们的小舌音都发得很准，比那些非洲法语地区来的学生还要好得多。
也许是由于历史上英国和法国曾多次打仗的缘故，英语在法国几乎没有市场，至少不如在中国的影响大。尽管大多数法国人其实会说英语，而且英语也是大多数法国学校的第一外语，但他们一般都不说。在巴黎的街上千万别用英语问路，十个有九个人准说听不懂（估计多数是装糊涂），即使表示听懂了，也很少用英语回答。我在大街上只碰到一位很有文化样子的老先生，曾用英语给我们指路。
法国人很崇尚历史文化，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也偏爱有加。他们多数看不起美国人，说美国只有200年历史，美国人是没有文化的民族。但在中国人面前却“牛”不起来。一名法国教授曾对我们说：当你们的孔夫子周游列国讲学的时候，我们法兰西民族还在森林里游荡。另一个令法国人骄傲的是他们的餐饮，法国西餐的确相当出色，平心而论应该算世界上最棒的。法国人也经常自吹“法国饭世界第一”。但见到中国人同样变得谦虚了，他们承认“中国饭最好吃，世界第一”，但往往忘不了补充一句：“法国饭也不错，至少是世界第二。”
我们的法语启蒙教学是在一个叫做“视听中心”的学校里进行的，头两本教材都是没有一个字母的画册。上课时分成小班，每班八九个人，一位教师。我们这个班的教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姐，叫什么忘记了，人瘦得出奇，但实在谈不上漂亮，用今天的词来形容可以叫“骨感”十足，穿一双鞋头尖得像火箭的高跟鞋。出于对教师的尊重，我们课上课下都称呼她“老师”，怎么也不习惯叫她“××小姐”。同样不习惯的是老师称呼我们为“先生”、“小姐”。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的错误，人家就是这么叫，叫“老师”才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留学巴黎
我们上课的形式主要是看幻灯，听录音（当时还没有录像机），然后老师带着做口语练习。采用没有一个字的课本的理由是以培养听说能力为主，据说这是这家视听中心的发明和教学特色。学校还有一个语言实验室，每人一台录音机，用做语音训练。但当时还没有盒式磁带，用的都是小型开盘带。这在没有个人电脑的20世纪60年代也算很先进了。
同一学习小组的同学在巴黎“视听中心”前的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合影
左一是我（1965年6月30日）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虽有一些优点，但对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就是我们集中居住，平时与法国人交流很少，这样就没有充分发挥国外语言环境的作用。
暑假期间，我们被安排到一个专门给外国人补习法语的学校——阿利昂斯（法语联盟），用的是一本“蓝皮书”，从此才开始接触文字。
法国人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如果在火车上你主动与邻座的法国人搭讪，多半会和你聊上一路。我也曾在车上遇到过英国人，如果你向他问一些事情，大多也会认真地回答，而后表情就会迅速“恢复原状”，好像根本就没有和你谈过话一样。
1965年暑假过后，大部分同学奔赴法国西部的“汉纳”（在我国出版的地图上叫“雷恩”，可能是按照英文发音翻译的）上学，住进了大学生宿舍，我和十来个64级同学留在巴黎，主要是为给65级的同学提供服务。我们留下的这些学生进入了“巴黎大学（索邦）外国法语教师进修学院”，仍然是一个班单独上课。教师的年岁并不大，可是留了一把大胡子，叫法亚尔多。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睡懒觉，每天上课都迟到，最少迟到40分钟，最长迟到过两个多小时。开始还略表歉意，后来连“对不起”都懒得说了。
留在巴黎的64级同学。
后排左起：尹卓、丁占双（辅导员）、张国强、戈也夫（刘祝）、孙晓郁、我；
前排左起：顾德荣、郭莲莲、陈凤莲、操桂香、陈招弟、刘玉珍（1966年）
教师迟到，我们只好自习。教材是法亚尔多定的，是一本法国现代作家伽缪的小说，叫《外乡人》。由于没有什么教学计划，所以上课随意得很，有时半天只讲了课文中的一句话。但他把语法现象解释得很透彻。我们的学习大部分要靠自己。
1965年秋，从国内又送来四十多个留学生，因此我们就有了“64级”和“65级”之分。这批学生中也有一个是北京六十六中选送的，叫王天祥。
与65级王天祥（右，北京六十六中校友）在巴黎博览会中国馆（1966年6月）
由于65级同学来了，和我们又不在一处上课，因此班车主要接送他们，我们64级的学生就每天乘坐地铁和城铁（通向郊区的铁路，与地铁相连）。这样我们和外界的接触才稍微多了一点，学了一些地道的口语。比如乘车买票，如果按国内教材上教的说法，肯定会说：“我想买两张去新街口的车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这么讲话，否则谁听了都会觉得别扭。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两个新街口”，当然这绝对不合语法，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讲。法语素以语法严谨著称，但那也只限于书面语言，在生活中同样到处都是“两个新街口”之类的说法。而这种生活语言，如果不是到国外去是很难学到的。